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可以说，当代中国的进步发展，离不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新中国成立后，当代中国先后经历了和平恢复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三个时期，在和平恢复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进程中，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持续创新发展，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体包括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中创立、在第二次结合中进一步丰富与发展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代中国的面貌之所以能够改变，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当代爆发更为强大的生命力，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当代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离不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1.深刻理解与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涵特征
深刻理解与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深刻理解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内涵特征。马克思主义就其内涵和外延来说，从学理的意义来看：其一，从最狭义的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特指由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共同创立的工人阶级的新世界观（包括历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前人关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于 19世纪40年代创立的，并在他们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主要组成部分有机构成的完整的、原创性的科学理论体系。特指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层次：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又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概括，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二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工人阶级世界观方法论观察分析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客观规律而得出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它是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是指导人们思想和行动的理论指南；三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运用其基本原理分析具体问题而得出的具体结论。有些具体结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但由于历史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得出的有些具体结论也受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一般意义上特指的马克思主义，是就前两个层次内容而言的，当然也包括仍然有效的具体结论。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是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及其基本原理，学习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得出具体结论所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其基本原理。
其二，从最广泛内涵和外延的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又是泛指的马克思主义。它不仅指马克思、恩格斯原创的马克思主义，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在后来的实践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所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基本原理具有普遍的真理性，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把自己的理论当作教条，从来都是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泛指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就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及其基本原理的“一般性”与不同历史条件、不同国情、不同实际的“特殊性”辩证结合、不断创新发展的理论产物。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不同历史条件、不同国家实际的“具体特征”“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使之发生内容和形态的改变，形成适应不同历史条件、不同国情、不同实际时代变化和实际需要的，具有不同历史特征、不同国情特色、不同实际内容和表现形态的，不断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它包括列宁主义，中国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有世界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所增添的创新的科学内容。
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崛起，并独立地走上政治舞台而传入中国，并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及其基本原理，而不是某些具体结论，说明和解决了近代中国的“特殊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瑰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及其基本原理，去说明和解决当代中国的“特殊”问题，形成与当代中国所处时代背景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我们可以从时间和空间的两个坐标来进一步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与特征。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表明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间坐标。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把握和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理论和实践推向前进。何为“当代”，通常意义上是对人类发展历史时间段的一个定性界定。在国际上，人们往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当代开始的标志；在中国，一般认为“当代”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何为“当代中国”，严格讲就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当代中国的发展又可以具体划分为和平恢复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三个时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回答和解决这三个时期所面临的历史性课题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发展的。在这三个历史时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始终在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着眼世界格局和时代背景，紧跟时代步伐、结合时代特征、吸收时代内容，在理论与实践上科学回答了和平恢复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不断创新发展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把握时代、观察世界，确定党和人民所处的时代地位和历史方位，科学判断时代条件和世界发展趋势，深刻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通过什么样途径走在时代潮流前列的问题，不断开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表明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坐标。其科学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要与当代中国特殊世情国情相结合、与当代中国人民的特殊实践相结合、与当代中国的特殊历史文化相结合。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当代中国的特殊世情就是当代中国所处的时代条件及其新变化、新特征，当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就是中国的地理环境、自然因素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阶级条件等特殊状况，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应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当代中国人民的特殊实践就是和平恢复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当代中国的特殊历史文化就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由中国特殊的经济、政治、社会诸环境所造就的，在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生产和生活实践基础上所产生并延续的历史、思想、文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应当从这种特殊性出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断对当代中国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对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进行总结和概括，持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并开出时代之花。
2.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既是当代中国人民伟大实践的产物，又是当代中国人民伟大实践的指南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先后面临着和平恢复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三大实践问题，围绕和平恢复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三大主题，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这个特定时空中不断创新发展，形成了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指导着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不断从成功走向成功。
（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和平恢复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伟大实践进程中的创新发展。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战胜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一系列严峻挑战，荡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2年，当人民民主专政得到有效巩固、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后，我国社会的经济生活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自然而然地开始思考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间断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是就发达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情况而提出来的，是指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开始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确立这个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就进入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他将未来社会区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阶段。“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后来列宁把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把高级阶段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已经实际地讲到了“两个过渡”阶段。一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二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社会主义社会又是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马克思虽然已经实际地提出了“两个过渡”阶段的思想，但怎样过渡，马克思也只是作出了一个宏观的大方向和大原则的科学设想，并没有指出具体的思路与举措。
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短暂实践中，认识到在俄国这样落后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一个艰苦的长期过程，才能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认识。苏联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短暂阶段，同时又经历建设了社会主义社会，逐步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苏联在这“两个过渡”阶段，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经验可供借鉴，但教训也是深刻的，都无法生搬硬套到中国的具体现实实际。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出路，只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创造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中国特色的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路径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向未来社会的“两个过渡”阶段的理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只有经过一个过渡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革命转变时期”，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我国既不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我们只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条件下才能完成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已开始思考新民主主义社会怎么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并提出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也就是实现“第一个过渡”的战略思考。1953年12月，毛泽东完整地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我国全面开展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道路。1956年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合作社集体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占到了国民经济的92.2%；城市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土地公有，96.3%的农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起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绝大多数的手工业者和个体工商户也加入了城镇集体经济组织；以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确立，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制度前提和基础。毛泽东关于“第一个过渡”阶段的理论，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正确思想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中国特殊国情的情况来看，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过渡时期，当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才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讲的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经过几代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们在本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失败的实践探索中，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个过渡阶段是漫长的，需要经过相当长历史时期的艰苦努力才能逐步实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的思想，创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两个过渡”阶段的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二个阶段，毛泽东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如何搞社会主义，主要还是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但经过很短暂的摸索，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然感觉到完全照搬苏联建设模式是不行的。毛泽东明确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1956年1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1956年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继续说：“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到了1959年底至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还在深入思考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他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社会主义是普遍原理，人类社会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普遍规律，但中国怎么走，一定要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建并运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根本结论。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进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经验和理论准备。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发展。
（2）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进程中的创新发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面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困难，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发展的严峻挑战，肩负着复兴中华民族和发展社会主义双重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深刻思考为什么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进程中面临如此巨大的挑战和困难，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怎样才能克服困难和挫折，发展起来，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如何认识当代社会主义，回答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要的基本问题。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引出了如何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解决好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命运问题。这就引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一切教条主义的束缚，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过渡”阶段的思想，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分成两个阶段的思想，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毅然选择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这一关键一招，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40多年来，我们靠改革开放激发全体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改革开放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靠改革开放赢得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使我们党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不断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注入新的活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大踏步向前进的根本指导。
（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伟大实践进程中的创新发展。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站在了新的历史方位，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本原因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具体时代特征、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昭示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与活力，也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
3.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容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包括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中创立、在“第二次结合”中进一步丰富与发展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1）在“第一次结合”中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在“第二次结合”中得到进一步丰富与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发展路径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发展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针对新的实践，毛泽东撰写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的经典著作。毛泽东运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回答并解决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大大提升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水平；提出了一系列创新观点，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充分、必要的理论准备。正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地夺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2）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既包括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实践进程中所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又包括在“第二次结合”实践进程中所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不可分割的科学理论体系。不论是“第一次结合”产生的理论创新成果，还是“第二次结合”产生的理论创新成果，其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础、其精髓和实质都没有改变，是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的一个理论整体。它既是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不可将毛泽东思想分为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彼此独立的两部分，系统、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前提与基础，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始终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理所当然地首先包括毛泽东思想。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二次飞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展开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厘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命题，在更广阔的领域、更深入的层次上肃清了教条主义对人们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锢，使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自身，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和推进了探索中国道路、中国发展的新征程，改革开放后全力推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激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深层动力，继续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创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的形态——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改革、对外开放，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国视野”扩大到“国际视野”，不仅以民族性的眼光聚焦中国问题，科学指导中国道路的发展，还以开放性的眼光着眼于世界，实现中国与世界的良性双向互动，在发展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双向创新。
（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的实践内容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注入了全新的实践要素。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精准把握时代发展的方向，敏锐捕捉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科学判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