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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余英时之死及其他

作者:郭松民   来源: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余英时之死及其他

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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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❶

  昨天,有点为时过晚地看了曹保平执导的《追凶者也》。

  这是一部非常好的批判现实主义电影,有很强的黑色幽默感,观众会发出笑声,但这种笑声是在泪水中浸泡过的,有点湿滞和沉重。

  刘烨和张译的表演,堪称双璧。张译在这部影片中的表演远胜于他在《悬崖之上》中的表演。

  在这一代中年男演员中,张译逐渐一骑绝尘,超越了其他人。

  回到影片本身。

  杀手和被杀的人,都是底层。

  当社会保护运动缺位的时候,面对资本轧路机的挤压,底层只能通过互害的方式来寻求出路——大石子挤压小石子,较硬的石子挤压较软的石子。

  其实,最悲催的人物,不是被误杀的“猫哥”,而是张译饰演的董小凤,这位“五星级杀手”,自己替资本大佬卖命,自己的女人还要向大佬卖淫。

  最后,当大结局来临时,他被一枪击中眉心,带着所有的秘密离去,大佬安然无恙,以后还可以雇一个更高级的杀手,继续杀他们想杀的人。

  批判现实主义,应该成为当下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批判现实主义电影和主旋律电影不是矛盾的,而是互为表里。

  ❷

  东京奥运会快要结束了,大家对奖牌谈的比较多。

  似乎一夜之间,人人都在说“现在的我们已不需要奥运金牌证明”,但这是一句似是而非的话。

  我们早就不需要奥运金牌证明了。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两弹一星的成功、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的建成,已经足以向全世界证明我们!

  尽管中国在八十年代才重返奥运会,但此前也参加了很多国际比赛,道理都是一样的。

  所以,八十年代之前,我们的口号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反对锦标主义”。

  把金牌看得无比重要,不惜祭出重奖,那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当时,许多人被西方眼花缭乱的消费社会“震慑”了,以至于丧失了自信。

  我一直认为,把体育的目的从健身变成锦标,是体育的一种异化,试看金牌运动员,有几个不是伤病在身?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才应该是体育的目的,这才是全人类爱好体育运动的人都应该遵循的普世价值。

  ❸

  前几天,“史学家”余英时死了,死在了美国。

  余英时1930年出生于一个国民党官僚家庭,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离开大陆,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九十年代之后,在内地忽然名声大噪,被一些人尊为“大师”。

  我随即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有人说我不留口德,可问题在于,这位余先生在世时,谈及深受人民爱戴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已故革命领袖时,从来不留口德,我在这里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

  余先生生前,关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说过很多话,写过很多文章,但概括起来,无非两点:

  一是否认国民党统治时代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否认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和蒋介石签订的《中美商约》,把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变成其独占的殖民地,由此全盘否定了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的意义。

  余英时胡说什么,

  “从建立现代国家这一方面说,毛泽东的业绩不但没有超越过孙中山,而且也比不上甘地、尼赫鲁在印度独立运动上的贡献。”

  二是否定土地革命。有趣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余英时完全不像是一个“学者”了,什么分析、调查、统计数字,都没有了,有的只是他老先生个人的“记忆”,诸如,

  “像阶级斗争那一套,我觉得跟我看到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地主迫害农民之类的事情在官庄简直没有听人说过。而且因为宗族的关系,农民有时还是你长辈,你不可能迫害他,你还得尊重他……”

  用“简直没有听人说过”就否定了土地革命的正当性,余先生的研究“范式”也令人叹为观止。

  概括来说,余先生对国民党反动政权被人民革命推翻,对国民党被赶出大陆始终不能接受,耿耿于怀,这口恶气终归咽不下去,长期的怨毒无法发泄,只好到“学术”里面去排泄,正如方方女士在“文学”里面发泄对土改的不满一样。

  少年时,我读过浩然同志创作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里面有一位日夜盼望“蒋委员长打回来”的地主马小辫,当时觉得这个人物恐怕是虚构的,未必真实。现在看来,马小辫的形象不仅真实,而且大有人在,余先生不过是学术界的马小辫罢了。

  马小辫死了,这对他来说,说不定是一种解脱(因为蒋介石一定会让他失望),但中文互联网上却冒出一大批孝子贤孙,这倒是值得关注的现象——如果我们不够警觉、不够勇敢、不够坚定,马小辫说不定真的能够借尸还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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