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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享受特权骂特权,是一种怎么样的分裂?

作者:吴法天的说法   来源:吴法天的说法  

自己享受特权骂特权,是一种怎么样的分裂?

吴法天的说法

多年以前,微博上曾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情。有一位著名女作家、女诗人以民主、自由、正义女神自居,用公知的口气鞭挞特权,赢得很多拥趸。她曾是当地作协主席,写得一手“梨花体”回车键好诗,文字经常见诸《中国作家》等顶级刊物。我在偶然的机会得知其夫君是当地县委书记,而且因圈地遭致民怨沸腾。更过分的是,恰恰是其夫长袖善舞,运用其政治资源为其诗会拉来房地产开发商赞助,并涉嫌一家子各种奢侈消费。后来该女诗人淡出了微博公知圈,而舆论关注的圈地书记随后也被查处。

想起这件陈年往事,是因为最近被新华每日电讯等媒官媒力捧的女作家方方,也遭致了类似的公关危机。她写的《封城日记》读者群庞大,稍有人质疑其中细节的真实性,就会被其脑残粉群起而攻之。比如上次,我就方方随口胡诌的“殡仪馆外满地都是被丢弃的手机”一事,提出有理有据的质疑,不但文章马上被删,还被围攻多日。所以,对其表演,我也只是看看。只要不造谣传谣,我对这种文艺创作记录生活还是持宽容态度的。

文学性的描述,悲天悯人,文字很有感染力,与官方板起面孔说教截然不同,所以受众自然诸多。但其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对于见证历史进程的记录,没有实地调查,没有求证真假,没有核查细节,听张三李四王五说,哪个匿名医生传闻,或者网友的小道消息,全部写入文中,自然极不严谨。生活不是小说,文学渲染和猜测描述多了,可靠性自然有疑。而一旦有人质疑,就会被其认为是有组织攻击,一律冠以“极左人士”,扣上五毛帽子,怎么听得进不同的声音呢?

最近引发热议的是,在武汉封城后,方方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把侄女送出武汉,是否属于特权。方方在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侄女母子今天清早已顺利抵达新加坡,他们被隔离在了一个度假村。要深深感谢洪山交管局。侄女昨天得到的通知是:新加坡的飞机今天凌晨三点起飞,晚上要提前到机场。交通封锁,大哥不会开车,侄女母子根本没有前往机场的交通工具。这个任务就落到我的头上。大哥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所属洪山区,我向洪山交管局询问我的车是否可以通行。他们局有不少我的读者。于是说你还是在家写作吧,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于是昨晚派了肖警官将我侄女送到机场。我们全家都由衷感谢他们的帮助。”

这篇日记先是显摆洪山区交管局派专车送机,所以他感谢“洪山交管局”,其中“派了”两字显示是动用了公权力。可是被网友们追问洪山区交管局是否涉嫌滥用职权、公器私用时,方方又赶紧改口说是私人关系,直接联系的小肖。可是,动用私人关系,那肖警官为什么还称为是“任务”呢?一个辅警,没有领导的指示,特殊时期,不经请示汇报,敢自作主张吗?而且,当时私家车已经被禁行了,他用的是什么车?在全城禁行的情况下又是怎么从自己家开到方方侄女家的?方方的私家车不能上路,肖警官的私家车就可以?如果1000多万武汉人,都动用私人关系帮忙出城,那封城令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样大言不惭写出来不是害了帮忙的警察吗?不是害了拥有那么多粉丝的洪山区交管局吗?

方方又解释说,是新加坡撤侨,自己侄女是侨民。根据报道,1月30号武汉飞往新加坡的航班确实有,但那天起飞时间是早上07:22,抵达新加坡时间11:38,新加坡时间跟北京时间是一样的,不存在时差。那方方写的“今天清早已顺利抵达新加坡,他们被隔离在了一个度假村”是听侄女亲口说的,还是道听途说呢?我们姑且认为方方年纪大记错了,方方的侄女的确是在新加坡撤侨名单中。但我们也有理由怀疑,虽然其侄女十几年前就已移民新加坡,但其实是常住武汉的,1月30日逃离武汉,只是因为武汉已成为危险之地。如今疫情好转,国外形势严峻,是否又会重新回来避难呢?我更关注的是,除了方方侄女母子外,当天其他90名新加坡公民是如何从家里到武汉天河机场的呢?如果有公车送,为什么方方侄女没有乘坐?如果都是私家车送,为什么方方自己没有用私家车送呢?“茅盾文学奖”的矛盾来了。

方方又辩解说,是肖警官自告奋勇自愿帮忙,言下之意就是,又不是我让他送的,人家热心,能算我用特权吗?这个逻辑,听起来有点熟悉。去年我代理一位厅级官员受贿案,他也是这么说的,“人家非要送我礼物,我推脱不掉,这能算我腐败吗?”这是能说受礼者人缘好,对不对?可是方方的拥趸们想过没有,撤侨并不是私人行为,都是由所在国驻武汉领事馆协调的,方方的侄女为什么不接受统一安排,要找姑姑,因为方方不是普通老百姓,她一个电话给交管局,交管局可以直接派警察送其侄女去机场。你们当然可是说是交管局或者那个辅警主动,但试想,一个普通老百姓提出这样的要求,会得到一样的待遇吗?当然,普通武汉人也没有随手就甩给她20个N95口罩的“京城大官”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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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是很奇怪的一个群体,只要是爱豆做的,都是对的,爱豆的解释,都照单全收,还会主动打补丁。至于爱豆的侄女为什么会是新加坡人,为什么爱豆一个电话就有交警主动服务,都不是问题。就像当年梨花教主的粉丝一样,自己做着房奴,却要为圈地的书记夫人操心去迪拜买包有没有被宰。什么叫特权?不是只有动用公权力才叫特权,以自己的地位、优势,不公平地动用社会资源搞特殊化,都是特权,哪怕是利用私人关系。那个“大意失荆州”的熊孩子,只是蹭了一下送物资的车,亲爹就丢官职了,动用公权力了吗?似乎也没有。那为什么方方搞特殊化可以被原谅?因为她被公知群体和粉丝捧出来的脊梁啊,脊梁有豁免权。

按照新加坡方面的报道,撤侨当天,“新加坡驻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要跟中国方面的多个部门沟通,确保希望搭乘撤侨班机的人有到达机场的正确路线,协助他们按时赶到机场”。方方的侄女为什么不直接致电新加坡领事馆?为什么不接受新加坡驻武汉领事馆统一安排送去机场呢?从逻辑上来说,领事馆不可能给这批撤撤侨的92人每人配一台车,大概率会用大巴车。而大巴车就增加了聚集感染的风险,没有单独的车安全。在私家车禁行的情况下,公务车或有特别通行证的车辆是可以通行的,所以在其他人乘大巴时,只有少数人可以动用资源搞特殊化。方方说:“作家可以有警察朋友,警察也可以在休息时间为朋友帮忙,这是人之常情。”没错,特权就是利用手中的资源,来达到正常情况下达不到的目的,不论这种资源是私人的还是公家的。

我去排队买票,一看买票大厅乌央乌央都是人,就跟我认识的一位车站工作人员说,帮我插队买个票吧。他当时没当班,在家休息,赶到售票厅,直接去里面帮我买了一张。你说这是不是特权?我也可以解释,这是我跟这位工作人员的私人关系,他当时没当班,就是热心帮忙呢。很多人痛恨特权,是叶公好龙,是因为自己不能享受特权,如果自己享受了特权,会忍不住显摆。还有,不要认为已经卸任的作协主席没有官场资源,有人批评了方方几句,官媒就就独家采访,还专程到湖北文联大院去拍照,以某新闻社名义发稿声援,这样的官方待遇中国有几个作家能享受到?

站在办事人员的角度而言,确实也可以理解,特事特办嘛。2012年,一个日本人在武汉丢了自行车,警方费尽千辛万苦帮他找回来,这事上过新闻。当时那位日本人接受采访时说,中国人对外国人比本国人好。不得不承认,他说对了。如果方方的侄女不是新加坡人,或许她也不一定能享受这种专车服务的态度。别忘了,就在方方写这篇日记那天,她还提到了因为封城,一个农民夜半三更被挡不让通过。她为农民抱不平,她揪心,骂执行人员无基本的人性。也许那位农民有苦衷,但执行人员又有什么错呢?那位农民的遭遇,是因为没有一个显赫地位亲戚帮他吗?是因为没有外籍护照,没有移民外国再以永久居留身份返回吗?

我们希望的社会,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方方自称“虽然是作家,但我也是疫区中的一个老百姓”,可是人们质疑的是,她拥有普通老百姓不可能有的特殊待遇。如果她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其侄女不会给她打电话求助,不可能深更半夜让一位65岁的老人开车送他们去机场的,而只能是借助她的地位、资源和影响力去谋取不同于普通人的待遇。在疫情严重的时候,普通老百姓排队一天都未必能有病床,而有些人可以依靠私人关系,提前享受到特殊待遇,这才是最大的不公平。骂着特权,又显摆特权,则是人格分裂。当年人格分裂的梨花教母已经转行画画去了,不知道著名女作家方方能否在急赤白脸自我辩解时,稍微冷静反思一下?

我从来没有骂过方方,相反我因为指出其文章错误而被骂成“极左人士”的,封城时期能坚持写作很好,但我希望,读者越多,文字需要越严谨。像这种“一位朋友说”,“有人告诉我”还是少引用为好,因为他人传递的虚假信息,可能透过作家的文字,遗害社会,而文字的责任是作家承担的。你宣扬什么价值观,那是你的自由,但前提是应该以事实为基础。你以文学手法写作,天马行空,但粉丝是当做新闻看的,也是当做真人真事替你传播的。后来发现日记内容其实有真有假,有实有虚,那就可怕了。以他们的分辨能力,能知道哪些真哪些假吗?

我始终认为,作者的文字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社会,也对得起历史。可以在历史的场景中有描述悲情,但不要把眼光只限于那些悲情中,弥漫失败主义论调,也应该看到我们在抗击疫情中的英勇和人性的光芒。自称“与政府绝对保持一致、绝对配合政府每一项举动”的方方,为什么给人的感觉像是两面人呢?相比而言,同在武汉的女作家池莉的文字,娓娓道来,比起一味卖惨更有穿透力。我始终认为,一位真正有担当的作家,应该允许有质疑的声音,有批评的声音,而不是把异己先政治定性为“极左”,占领道德制高点,再煽动粉丝攻击,那你比你批评的所有对象都不堪。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不应该是这个多元化社会的常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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