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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何以我不同意台湾分离主义?

作者:陈映真   来源:《中华杂志》286期  

何以我不同意台湾分离主义?

陈映真

我所以不能苟同于台湾分离主义运动的理由不少,可是主要的有这几点:

首先,台湾分离主义和战后新帝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受到岛内外、新旧时代的台湾分离主义运动者加以清算。

二次大战以后,历来在东亚和东南亚有重要的帝国主义利益的国家如英国、法国,主张战后亚洲地区的台湾和朝鲜“地位未定”。以便利在“联合国共管”的基础上,分赃日本交出来之殖民地,并扩张自己的势力。在二次大战期间,初步比往时更积极介入亚洲事务,企图以与国府之密切关系而独占在华利益的美国,则反对英法之议。不数年,中国内战形势急转直下,一九五零年朝鲜战争爆发,未几,中共派兵入朝鲜战场。在这前后,美国也开始主张台湾的“国际地位未定”国际共管台湾,和台湾中立化的主张。在旧金山和约中,美国支持日本右翼政府,悍然违逆日本舆论,与当局订立和约。在和约中,台湾被迫接受“日本放弃台澎”而不明言交还中国之条款。一九五零年以后一直到七十年代,“台湾地位未定论”、“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这些把戏不断上演。一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搞“‘自决’并不等同于‘独立’”之说,变个方式搞“台独”的两手,隔着太平洋,互相唱和。

我一直诧异,为什么台湾分离主义者看不清,所有这一切,无非是一九五零年全球性两极对立构造下,美国为了派兵“协防”台湾,理论上就必须使台湾脱离中国,因为美国在“理论”和道德上没有权力去“防卫”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此外,美国釜底抽薪之计,在于建立一个亲美的、反共的、脱离中国的台湾,以利充分掌握台湾这个美国全球性反共、防共战略部署上的基地。帝国主义与台湾分离主义的历史性关系,南方朔的《帝国主义与台湾独立运动》一书中有透彻的分析。

这是最明显不过的,对于中国内部事务之干涉,也是严重而大胆的帝国主义政策。我无法赞成这样一个战后基本上是“官僚-工业-军事-学阀-情报”复合体的美国资本帝国主义所操纵和炮制的台湾分离主义。

一九五零年在全世界范围内“两极对立”世界成立,全球各民族、各国,莫不被组织到这两个互相对立的“阵营”中。在两霸相持之“阵营”对立下,许多个别民族的自主性、个性和利益,被强加歪曲,甚至横遭压抑,产生复杂的变化。在国际反共、防共、反奴役这些大义名分下,如同在“国际社会主义兄弟党和国家磐石似的团结”的口号下一样,许多民族和国家被迫放弃独立追求各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可能性,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问题上,沦为霸权的附庸。

台湾分离主义运动,在依附美日新帝国主义,甘为新帝国主义鹰犬,甘为逐渐破产的“两极对立”冷战构造服务,盲目“反共”、“恐共”和反华,可以推想,万一“台湾民主共和国”成立,它也不过是一个极端法西斯的、美日附庸的“国家”。我也可以想见这样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思想和政治生活的极度的荒废。

任何一个自决的、前进的亚洲知识人,都不会愿意涉入这样一种运动吧。

“阵营”中,为大国的利益,牺牲和歪扭自己的个性,莫过于把民族分裂长期化、合理化。国民党四十年来虽以光复大陆、反共统一为宣言,实际上却在实质上搞台湾的独立化。言必“我国一千八百万人”、台湾估计在一九若干年“进入开发国家”之林、以私运大陆商品来台为国际间的“走私”论处、对海峡两岸人民间的探访、通信、通商……横加禁断,这些都在实质上创造一个企图永久“独立”于中国的台湾。但在这一点上,台湾分离主义在恐共、反共、“确保自由的生活方式”的共同点上要求台湾独立,其实与国府是十分一致的。事实上,台湾分离运动,在一九七五年前后越南沦陷,美国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的冲击下,曾经有多人悃诚上书于国府,要求由国府领导台湾反共“独立”。

最近以来,在民进党机关报《民进报》和其他反对派杂志上,迭有公开主张台湾独立的文字。这些文章中,都表现出为了反共防共,必须使台湾永远与中国分离,才能在“国际法”下受到洋人的充分保护。在文化上和民族上,有些文章一点都不想掩饰对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极为荒诞的误解、仇恨与卑视。如果说,这种仇恨与卑视已经到了至极反动的种族歧视和差别主义,也不为过。

台湾分离运动,由于在历史上与现实上和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有关,所以从理论到实践,它总是以中国为它的对立面。它反对和批评中国之政治、民族和文化。但是面对美国、日本、苏联和西欧,它立刻丧失了它对中国事物时所流利使用的尖酸、狠毒的辞语。在历史上,很少出现过这样一个时代,中国人(尽管他们不以为自己是中国人)这样挟洋以卑视、仇恨中国,必欲断绝与中国一切的连带而后已。

我以为这是“国府”四十年来,在“阵营”中苟安,为了一党的私利先放弃了中国的恶果。四十年来的恐共、反共教育和传播,发展成国府始料不及的反中国心态,以恐共、反共来巩固自己的安全的国民政府、意外地在台湾失去了中国的立足点,而受到国际卵翼下的台湾分离运动对它合法性的挑战。

当台湾分离主义言论在台湾取得全面或非全面的言论自由时,我们一方面支持这自由,一方面也应取得分析和批评台湾分离运动的言论权。

最后,台湾分离主义和“国府”一样,对台湾四十年来“依赖性的经济发展”不但没有批评,反而是持肯定论的。他们只热心争论,台湾的“经济奇迹”是国民党英明领导的产物,还是“台湾民族”勤勉、优秀的“海洋性格”使然。对于豪奢冶荡的“娼妇经济”,对于经济发展背后的工人、渔民、农民等弱小者之压抑,全岛色情化、全岛少女在金钱和官能崇拜下失去人的保障,环境与自然的深刻破坏……基本上不加以批评。分离运动只能造成国际资本在台湾对自然、人、文化更加肆无忌惮地蹂躏,并以腐败的发展换取对中国的永久的断绝。缺少对世界体制、国家和文化怀抱批判知性的台湾分离运动,是当前帝国主义和世界体系下台湾被“矮化”的文化的结果。

相形之下,韩国民主运动品质与风格,值得认真思考中国/台湾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充分注意。发表于一九七六年的韩国《民主救国宣言》,最后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战后三十年来,国土分裂,给予南北(韩)双方以施行独裁政治的借口:使促进国家繁荣、民族幸福、创造发展之所必须动员的全韩精神和物质资源委殆下去,没有外国的军事援助,维持朝鲜半岛南北共计百万左右常备军和现代武器,毕竟是单靠朝鲜半岛的经济力所不胜负荷。更不可忍受的是,民族的分裂,使我韩国民族文化创造上所必须动员的、同胞的英知与创意,遭到破坏性的浪掷。

民族统一,是当前我同胞所负至高的命令。我们必须以全韩五千万人民的智慧与力量,打破南北分裂的障壁!任何个人或集团,如果敢把韩国民族统一的最高目标,利用为他们自私的战略目的服务,妨害民族统一,将不能免于受到历史最严苛之审判。

民族统一的机会,依南北双方的政治家的姿态而可近可远。如果他们肯真诚地为韩国全人民设想,就应有善于透视国际情势,一旦时机成熟,则决然面对统一问题,果敢处置的智慧与勇气。这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主体性外交。

在这时机中,我们有一条必守的最后的防线。那就是规定南北统一后,一切对我民族为最善之制度与政策,应悉由国民中产生的,这样一个民主主义的大宪章。在预测民族统一的机运在逐渐逼近之时机的同时,我们是在培养还是枯萎民主力量呢?胜共之道、民族统一的近路,便是培养和发展韩国人民的民主力量。

这就是我五千万全民族面向新历史的创造时,应该积极面对的课题。

这是要我们再度把“三·一”“四·一九”运动中在亚洲点燃的烽烟,再度高高举起!

这才是一个在“民主”与“共产”对立中受难的民族所产生的,真正的民主主义,足以夸耀于世界万邦。这样才能使韩国做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使我们作为一个实现了正义、保障了和平的国家的国民,在国际社会中,与万国并肩,堂堂存绩并发展于天下。

民主主义万岁!”

韩国民主运动这种能在冷战构造的“阵营”框架中脱出,争取韩国民族的自主性,超越南北政权的对立,立足在全韩民族的解放、统一和独立的“英知”,应该教会我们极为丰富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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