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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党员党性观中的真善美

作者:谭国清   来源:前线网  

   毛泽东同志所主张的党员党性含有阶级性、人民性、科学性、纪律性等丰富内容,具有人民立场与科学态度相统一、阶级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知与行相统一、主体性与自觉性相统一、革命性与先进性相统一、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纪律性和自主性相统一等众多特点。然而,这并不表明毛泽东排斥真善美。毛泽东认为,人们历来是讲真善美的,“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恶丑”,“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共产党人自然也不例外,应该追求真善美。毛泽东的党员党性观就体现了共产党人在服务人民的社会实践中科学态度(真)、人民立场(善)、愉悦境界(美)的辩证统一。

  思想来源

  毛泽东党员党性观中具有真善美相统一的特点,从其思想资源来看,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主导、为主体批判吸纳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当然,其历史资源有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真善美的积淀,其实践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善美的奋斗历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真善美的统一性历来为思想家们关注。儒家强调善和美的统一性,认为美以善为前提,是人格美。孔子讲自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既能遵循应然之规范,又可以自由自在地随心所欲,善与美就一致了。孟子认为,美就是善的充实和发展,“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道家把真与美联系得更紧密些,推崇自然美与人格美之统一。

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与毛泽东早年求学密切相关,该院所在的岳麓山山脚是儒家的书院,山腰是佛教的寺庙,山顶是道家的道观,三教共处一山,这是毛泽东经常携来百侣相游的处所,对毛泽东早期人格观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毛泽东一生的读书生涯中,佛家的《坛经》、儒家的四书五经、道家的《庄子》都是他非常熟悉的经典。在西方的学术思想传统之中,神学性宗教信仰和哲学性人文理趣截然分列,但在中国传统之中,这两者并非泾渭分明。受此影响,毛泽东早期从佛、儒、道吸收的真善美统一观亦既是神学信仰层面的,又是哲学人文层面的。

毛泽东也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传统中关于真善美的思想。1960年他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就说过,自己年轻时信过康德的哲学。康德主张的心物二元论(论真)、主观道德律(论善)、形式内容二分观(论美)在青年毛泽东思想中留下了印迹。1917年8月23日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将“求真求美”并提。在批注19世纪末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著作《伦理学原理》中,他说:“吾人之种种活动,如著书之事,乃借此以表彰自我之能力也。著书之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振笔疾书,知有著书,而不知有他事,知有自我,而不知有他人,必如此,而后其书大真诚,而非虚伪。”这里他借著书一事表述了对真和美相统一的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早期还阅读过尼采、柏格森等西方非理性主义者和人生哲学家的著作。他早期的人格观既受理性主义的影响,又有非理性主义的痕迹。完整的人格既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又是知、情、意的统一。这个特点对他的马克思主义观也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但是后来,在自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使命的过程中,毛泽东从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走了出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中国和世界的“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立足于“现实的人”特别是阶级社会中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立足于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实践,追求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毛泽东真善美相统一的人格观、党性观的理论基石,也是他据以批判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真善美之精华而加以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出发点。

毛泽东从自己融入其中的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出发,以以上思想资源为知识背景,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有个人特色和中国共产党特色的真善美相统一的党员党性观。

  主要内容

  “真”就是合规律性,就是党员党性的科学性、真理性,就是要求每个党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定共产主义的科学信仰,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求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善”和“美”必须建立在“真”的基础上,主观真理来源于客观真理。关于科学态度问题,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在毛泽东的概念里,“真”既是共产党人的思想方法,又是共产党人的做人准则,从这两个方面通向善与美。

“善”就是合目的性,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大善。这种“善”是“无我”和“有我”的统一,是“小我”与“大我”的统一。毛泽东同志自己终生都在追求这种大善大爱,他也号召共产党员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幸福而“俯首甘为孺子牛”。这种“善”是历史发展规律之“真”在共产党人身上的反映,这种“善”的实现也内在要求共产党人克服主观主义而讲究实事求是;一个共产党人在这种既真且善的实践之中,其个人人格和个人体验也必然进入愉悦境界。关于人民立场问题,毛泽东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1947年,毛泽东又给中共佳县县委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毛泽东认为,立场也就是出发点。在毛泽东那里,对人民的态度既是理性的认识,又是浓烈的情感,这种客观认识和主观体验的统一使他的“善”同时洋溢着真和美。

“美”是个体的意象性体验,是和谐而自由的快感,是党员个体的愉悦境界。共产党人党性中的“美”就是在自愿地遵循客观规律、实现人民利益的过程中得到的一种和谐而自由的快感。从心理学上来说,就是共产党人的自我实现,甚至有时近乎“巅峰体验”。共产党员在宣誓时就表达了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遵守自觉的纪律,如果他言行不一,假称马列,窃用党的方便,只谋取一己之私,这种欺骗、虚假的德和行连普通人都不齿,自然是不真、不善、不美。毛泽东同志自己是言行一致的,他也号召党员言行一致,与自己身上和他人身上假的、恶的、丑的东西作斗争。在徐特立、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王进喜身上就体现了共产党人既崇高又平凡的人格之美,这种美是既真且善的。

共产党人服务于人民利益的社会实践是真善美相统一的客观基础。党性作为价值,属于思想范畴,其形成和内容都应该从唯物史观的认识论得到解释。毛泽东的认识论就是知行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社会实践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观、客观实现了辩证统一,也就是真善美实现了辩证统一。脱离、背离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实践,那种“真”、那种“善”、那种“美”是不结果的花朵,甚至在阶级社会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不劳而获阶级的帮闲、帮腔、帮凶。共产党人的真善美得之于人民群众的劳动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又回到自己融入其中的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之中。

在毛泽东的党员党性观中,真善美的主体是作为人民大众一部分的广大共产党员,而不是少数“精英人物”。就像提倡让哲学进入千百万人民之中一样,毛泽东也把人民群众与真善美联系起来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真实、最广泛的真善美。

  言行一致

  知行统一、言行一致是毛泽东所推崇的品质,也是他真善美相统一的党性观的内在特性。毛泽东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终生努力践行真善美相统一的价值观。他青年时期即追求“大本大源”,继而推崇“自尽其性,自完其心”,“养乎吾身,乐乎吾心”,最后走向坚信马列、献身人民的道路。

改造中国与世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毛泽东真善美相统一的出发点、落脚点,而始终特别关注被剥削阶级、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夺群体的利益,又是毛泽东情怀所系。贺子珍同志负气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曾真诚地劝她留下来。他说自己平时不爱落泪,只有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穷苦老百姓哭;二是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离开;三是听说贺子珍负了伤,要不行了。他像爱亲人一样爱人民。毛泽东所主张的党性历来强调共产党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和态度,把中国传统中提倡的仁心慈怀与马克思共产主义中的科学性统一起来,并在实践中通过实现人民的利益而实现自我价值,达到“仁者心中始安”的愉悦境界。毛泽东同志对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的希望追求、喜怒哀乐都是感同身受的,这种意象性体验富有人格审美意境。

在内心世界,特别是在对待家人家庭方面,毛泽东同志身上也反映了真正共产党人的丰富而高尚的情怀,而这种情怀也散发出真善美的光芒,有时甚至在革命与家庭的矛盾、冲突中更具崇高性。共产党人不是铁石心肠,也有悲欢离合、哀婉愁苦、凄清感伤的生命体验,但其党性的存在却使真正共产党人同于常人又高于常人。1923年,毛泽东服从党组织的安排,离开妻儿南下投入大革命给妻子杨开慧赋诗一首《贺新郎》:“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在这场景之中,其情之真、之善、之美升华到革命事业和宇宙人生之壮美和谐之中。毛泽东同志在处理个人与家人、与朋友、与他人的关系时其党性亦散发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真善美的人性芳香。

毛泽东同志的个性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高度融合,其内容既反映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沉淀的智慧、感情和意志,又来自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历史背景中的奋斗、追求。他既是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实实在在地设计人民争取自由、解放、幸福的道路,又是非常地浪漫超脱,以诗人的瑰丽斟酌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把现实主义的真、善与浪漫主义的美在个人融入其中的人民实践中统一起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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