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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的力度再大,中国的官员们也不会造反

作者:张志坤   来源:作者博客  

  ——驳反腐败官员造反论

  当代中国总有这样一些人,举凡执政者的所作所为,无论对错与否,他们都一概加以反对,所谓“逢中必反”是也。反腐败也不例外。自从中国政府喊出反腐败口号以来,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工程里的一个重要项目,反腐败就一直受到猛烈的抨击,并且已经发展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上从口号提出到中共十八大以前,在这个相对较长的阶段中,对反腐败的抨击主要聚焦在真反还是假反的问题上,一些批评者声称,共产党高调反腐败,不过就是做做样子,不是真反、也不会真反,是一边打着腐败的旗号一边搞腐败,其结果只能是越来越腐败,无可救药;中共十八大以后,执政党反腐败的决心、力度空前,所取得的成效也空前,预计今后还会掀起更大的高潮,反腐败成了当代中国政治的最鲜明最有号召力的特征之一,社会各阶层民众的认可与认同度也越来越大。这样一来,所谓共产党对腐败只是假反不会真反的说法不攻自破,所以对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反对就得另辟蹊径才行。

  十八大以来针对反腐败的质疑与批评,概括起来,大致上有三种论调:

  第一,关于运动式反腐的批评

  这种批评将目前的反腐败斗争贴上运动式反腐的标签,认为此次反腐败类似于过去曾经有过的政治运动。对于建国以来中国的政治运动,如笔者这样上了点年纪的人大都耳熟能详(由此可见提出这样批评的人也一定年纪非轻),一提起过去的运动他们就痛心疾首,认定是运动来了大张旗鼓,运动过后销声匿迹,当中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运动式反腐的标签一贴上,结论就可想而知——运动式反腐只能越反越腐,只能造成混乱。

  显然,给当前热火朝天进行当中的反腐败贴上一个陈旧的不太好看的“运动”的标签,这场反腐败斗争的政治信誉也就至少被打到了三折二折。

  第二,关于选择性反腐的质疑

  对当前反腐败斗争的第二种批评是有关选择性反腐的质疑声。这一批评比上述第一种批评要严重得多,因为这样质疑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反腐败的善举性质,而将其标定为一部分人整治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反腐败于是就成了权力斗争的需要。更深一步说,也可能是一部分腐败分子在整治另一部分腐败分子,双方都借用反腐败这个政治棍子打击对方,借此铲除政治异己。

  显然,如果这样的质疑成立,那就等于从根本上抹杀了此次反腐败斗争的正义性。

  第三,关于官员造反的恫吓

  这种论调先是拟定了一个所谓的反腐败两难前提,说什么,“当前中国反腐败面临两难选择”,“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会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简单地说,所谓“两难选择”,就是要么亡党要么亡国的选择:不彻底反腐就要亡党,彻底反腐败就要亡国。这样一来,“刮骨疗毒”、“零容忍”之类坚决彻底反腐败的决心也就值得商榷了。因为哪一个中国人敢冒亡国之险,哪一个中国统治者敢做亡国之君呢?

  显然,“两难”之难,难于上青天,世间有谁还能找到解决这等难题的答案吗?

  所以,上述三种批评,真正具有颠覆性的是第三种。前两种意见虽然也尖锐,但完全可以从积极意义上来理解,反话当正话听,把反腐败斗争持之以恒地搞下去,苍蝇老虎一起打,最终将事实胜于雄辩。但第三种批评则完全不同,这种意见不但摆出了一个天大的“两难”,而且还给中国描摹出了一个“官员造反”的恐怖前景,这将是一场多大和多么空前的浩劫啊!

  说实话,中国人对“造反”一词是相当熟稔的,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精彩的造反剧目,如农民造反、工人造反等,不久前的上一个历史进程中也充满各种各样的“造反”,但还从未听说有“官员造反”一说,当然,官员谋反司空见惯,但“谋反”毕竟与“造反”大相径庭,摆出“官员造反”这样一个全新的概念,并且指出中国官员有可能因为反腐败力度太大而“造反”,这简直就是开辟人类新天地、划出历史新纪元的奇闻!

  那么,中国的官员真的会因为反腐败力度加大而造反吗?

  我们说,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

  不错,鉴于现如今中国官僚队伍的现实,全面深刻的反腐败势必要导致大批官员倒下,甚至有可能出现局部政权坍塌的现象,有关这一点,笔者在《大批官员倒下,中国社会能够承受的冲击》一文中早有预言,但不管多少官员因此倒下,也不管多少局部或地方政权因此塌台,中国都不会出现政府官员“造反”的奇景。

  首先,造反是有条件的,官员们没有相应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思想理论根据、力量凭借、动员组织等。比如陈胜吴广造反,还要喊出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为号召,还要依靠戍卒做骨干力量,还要用“大楚兴、陈胜王”的办法来加以组织动员。中国官员如果造反,难道能够以“贪污有理”、“腐败万岁”为号召吗?难道可以组织官员上街游行吗?这些条件根本就不存在,做为一个个以个体方式存在的官员,又怎样“造反”呢?难道用脑袋撞政府大楼吗?

  其次,造反是要有勇气是要牺牲的,官员们既没这等勇气也不能去牺牲什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是,贪官之所以贪,完全是利欲熏心之使然,让他们去付出去奉献去牺牲,怕是天下再也没有这等滑稽不成立的事情了。他们可以用各种手段谋求自保,但就是造反一途与他们无缘,工人可以罢工,学生可以罢课,商人能够罢市,官员能够罢什么呢?他们能自己“罢官”吗?保官还唯恐来不及,何敢言“罢”呢?

  最后,造反要有明确的奋斗目标,而官员们无法提出这样的目标。面对越来越严厉的反腐败,贪官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隐藏摘清自己躲过一劫,二是出逃境外远走高飞,这就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除此之外别无出路。追求这样的目标注定是个体的、分散的、暗中进行的,无法组织也不能组织,难道他们还能够集体行动起来,亮出旗帜,要为建立一个“不反腐败”、“贪污自由”的社会而奋斗吗?

  因此,无论历史上也好,还是现实的中国也罢,可以造反的人很多,唯有官员是不敢造反、无法造反、也根本不能造反的。所谓反腐败“如果措施过于强硬导致政府官员造反”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中国不会有因为反腐败而导致亡国的任何危险,不管中国政府怎样加大力度反腐败,中国的官员们都不会造反,而且不但造反不可能,连政府瘫痪或者半瘫痪的可能性都没有,相反,政府将因为大批贪腐官员被清汰而焕发新的生机,增添新的活力,这是中外一切执政者的基本经验,也是自古以来的基本规律。

  但是,如果简单地认为提出“两难”命题就是危言耸听和虚声恫吓,那也未免太小瞧别人了。这一命题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关键在于通过这一命题描摹出了一付统治者再也统治不下去的场景,这才使该命题具有了哲学意义。其实,所谓的“两难”一点都不难,这里面焦点在于执政者一手攥着政党,一手里攥着政权,只要放弃其中的一个,一切就都OK了。之所以危言耸听的提出一个“两难”命题,无非是要狠狠地“将“当局一“军”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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