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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仰:改革者易犯的一种通病

作者:刘仰   来源:新浪博客  

  近日,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现年59岁的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被免去职务,正在接受调查。此事引发很多关注。媒体报道,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刘铁男任驻日使馆经济参赞时就受过“警告”、“记过”处分。但西历2006年,有领导提名刘铁男担任副部级职务时称:“刘铁男年轻有为,有干劲,有开创精神”。西历2008年1月,中组部对刘铁男的审核结论是:“此人作风、品质、专业不适合担任省部一级干部”。但2个月后,刘铁男还是走上了正部级岗位。用一句官场上的话说,刘铁男长期以来一直是“带病提拔”、“带病晋升”。为什么?

  刘铁男现象是改革时期的产物,也是改革指导思想的产物。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新鲜,宋代王安石的改革比较著名,王安石也因此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改革不是革命。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提出一个观点:大革命之后的成果,其实延续了很多旧制度的内容。“大革命”尚且如此,改革能彻底改变过去吗?因此,任何改革都是“有的要改,有的不要改”,“该改的就改,不该改的不要改”。然而,什么该改,什么不该改,在改革之初未必能够清晰。很多要等到改革过程中,甚至改革之后才能辨明。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需要改革不是问题,如何改革才是问题。改革的这种不确定性,常常会造成改革者的一个通病。

  改革在新旧之间是一个动态的关系。新的,也许对改革有好处,也许没好处。旧的,也许对改革有利,也许不利。然而,改革者未必能清晰地区分清楚。一般来说,所有的改革者都会首先从权力机构上着手,设立一个指导改革、掌握改革权利的特殊机构。王安石时期,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等机构,也就是在旧体制、旧机构之外成立新机构,以新机构来推动改革。这种做法很常见,例如,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提出要设立制度局,成为改革的中枢机构。只是因为“百日维新”时间太短,其他“专局”已匆忙成立,制度局还没来得急成立,变法就夭折了;文革时期也有“文革领导小组”。当今中国的改革,其创设的新机构就是“发展改革委员会”。这种为改革而设置的新机构,权利界限往往不清晰,而权利又在旧机构之上。就传统政治结构来说,它的管辖范围既与“六部”重合,又与“六部”不同;不必承担“六部”的责任,权利还高过“六部”。因此,对于任何改革来说,这些新创设的机构都处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处境。

  为了改革而创设新机构,某种程度上就是针对旧机构。因此,在新机构创设之后,改革者还会大量使用新人。破格提拔在国内外所有改革中都屡见不鲜。为改革而破格提拔、使用新人,其用人标准因改革的不同对象、不同目标而不同。如果是为了能打胜仗的军事改革,新人的标准往往是作战能力强的人。文革虽号称“革命”,但只是“文化”领域的革命,而非体制革命,因此,文革依旧是改革。由于文革的对象是文化,因此,文革破格使用新人的标准就是”文化上的新人“。由于文革目标的激进,文化上的激进者便容易被采用。当今中国的改革以经济为主,因此,破格提拔的新人大都以经济才能为主。这一点与当年王安石变法如出一辙。王安石的改革号称要为国家“理财”,于是,一大批熟悉经济的“理财”能手被破格提拔。后人评价,当初王安石破格提拔的很多新人,都属于很会算账的“小人”,而非君子。

  因此,为了改革而破格提拔的新人,大都会有一个特征:重才不重德。这几乎是所有改革的通病。改革有它的目标,有它的对象。改革在新与旧的较量中,需要很快拿出改革成绩,这是对旧势力、旧制度最好的回答。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谁有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为改革加分,谁就容易得到重用。王安石的改革目的是为国家“理财”,一批“理财”高手被重用,结果是政府财富的确很快增加,但民间财富是否增加还是损失,成为一个大问题,也成为日后北宋社会矛盾复杂化的重要原因。为了改革而使用激进的新人,古今中外没有例外。保守者、中庸者,显然不是改革所需要的人才,甚至是改革的对象。激进的新人往往会有让改革立竿见影的猛药,为此,改革决策者“唯才是举”也是惯例。然而,“唯才是举”容易背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原则,从而也成为改革成败的关键:很多改革的失败,实际上是推动改革者的人品决定的,有才无德的改革者,往往会使一场看起来应该成功的改革最终失败。

  王安石改革时提出“三不足”主张,以表达改革决心,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当今中国的改革者也多次重复王安石的原话。我认为,用此话表达改革决心没问题,但用它指导具体的改革就容易因过激而走过头,造成“过犹不及”的局面。所谓“天变”就是规律,改革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所谓“祖宗”就是传统,改革不可能彻底颠覆传统,萧规曹随的历史延续未必全是错的;所谓“人言”就是民心,改革如果失去民心,必将失败。虽然对于改革者来说,以前对“天变”的规律可能有认识不足,以前“祖宗”的传统的确可能有缺陷,“人言”也的确可能有陈腐狭隘因素,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放在眼里。但是,改革的手段一旦走过头,一旦过激,“天变、祖宗、人言”中的合理成分,就会成为改革的掘墓人。

  由此我们再回到刘铁男的话题。他的带病提拔、带病晋升,恰恰就是改革急功近利的结果。为了达到改革目标,重才不重德成为普遍现象,有才无德的人掌握改革大权,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改革的伤害。如果任此类现象蔓延,任何改革都将难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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