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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仰:中国人仇富吗?--评吴敬琏

作者:刘仰   来源:红色文化网  

    看到“人民网”上的一篇文章,似乎是吴敬琏先生在浙江台州与民营企业家有关的一次讲话,文章冠以一个醒目的大标题《仇富浪潮从本质上利于腐败分子》,这个标题也吸引了我。吴敬琏先生真的是这么说的吗?他有什么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以下是这篇文章的摘录:“……结果在大众中就形成一个对于腐败深恶痛绝的舆论。这种舆论如果指向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他们对腐败的声讨应该是正义的、完全有理由的,可是如果被一些人所利用,特别是中国现实环境下,用民粹主义的煽情,很快会形成一种所谓仇富的浪潮。仇富的浪潮从本质上说,其实是有利于腐败分子作为权贵的,因为他转移了目标。可是如果不是这样,不能给它以科学的解释,它可以去引导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对一般富人的斗争。在我们一半的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到5000块钱的情况下,按照税务局的统计是年薪12万以上就是富人,那么专业人员以上的人大部分都成为富人,这显然是一种转移目标了、搞错对象了。”看完这篇署名吴敬琏的文章,有些话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中国人仇富吗?很多事实告诉我们,中国人决不仇富。比方说世界首富、中国首富、股神、创业神童等等财富神话,被无数中国人津津乐道;奢侈品消费总是围拢大量的中国人,一个高档汽车展几乎人满为患;无数中国人都梦想着自己未来能成为一个富翁;无数中国人看到身边富人的生活状态,总是有由衷羡慕的成分;……中国人仇富吗?在我看来,中国人一点都不仇富。但是,中国人确实也仇富!比如说,开着高档跑车在人行道上撞死了人的富人;比如说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的一个虐待讨薪者的纪实片——杭州一个服装公司的老板面对讨薪者王鸿丽夫妇,先是派人用刀砍,然后派人嚣张地对讨薪妇女说:跪下!不跪下,我强奸你!再比如说全身披挂价值数百万名牌的官员;再比如说家藏数千万元现金的官员;……中国人仇富吗?在我看来,中国人确实仇富。
    那么,吴敬琏先生看不出这种“不仇富”与“仇富”的差别吗?我认为,所有靠诚实劳动发家致富,中国人都很羡慕,都不仇富,并希望自己也能变成那样的富人;所有为富不仁,所有以不正当手段发财的,都成为中国人“仇富”的对象。而且,吴敬琏说仇富从本质上“是有利于腐败分子的,因为他转移了目标”,我觉得这个说法完全不能成立。按照中国人仇富的“民粹主义”,其实,仇富的对象绝不仅仅只有吴敬琏先生试图维护的民营企业家、私营企业主,而是包括一切为富不仁的富人,尤其包括哪些收入与财产严重的不符的官员。因此,针对为富不仁的仇富,不会像吴敬琏先生所说那样,“转移了目标”,“有利于腐败”,反而是把一切腐败网罗其中,一律“仇”之。中国人当前的所谓的“仇富”心态为何高涨?因为,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老百姓看到,太多的富人都不干净,太多的富人都极其嚣张,太多的富人都无法在太阳之下晒晒自己的老底,不管这些富人是官员还是私营企业主!因此,如果说中国人有仇富心态,事实上,它是中国社会民间正义感的体现,它针对一切不道德的财富聚敛,而并不仅仅针对吴敬琏先生心爱的私营企业主。如果我们把道德致富、干净致富、光荣致富视为社会大众的要求,那么,对于其反面,对于为富不仁的“仇富”,就是民主的道德呼声。
    吴敬琏先生把“仇富”夸张了,冠之以“民粹主义”的帽子,使得他在论述“仇富”的时候,坐歪了屁股。他把民营企业与官员腐败对立起来,似乎腐败只是官员的事情,民营企业家都是干净的好人。吴先生难道不知道,官商勾结才是腐败最肥沃的土壤?俗话说一个碗不响,两个碗叮当,一个巴掌拍不响,受贿和行贿总是双方的,反腐要反的并不仅仅是哪一类人,而是一切以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在重庆打黑如火如荼的当口,吴先生的这番话是否在说,重庆打黑也是“仇富”的“民粹主义煽情”呢?吴先生为了给自己的观点找到同盟军,利用国家税务局的统计,把年薪12万以上的人都列入“富人”,似乎是想以此呼唤大家的一种警惕:如果“仇富”蔓延,你们都要遭殃啊!吴先生的良苦用心其实没有意义,中国人的仇富即便真如吴先生所说的那样“很快会形成一种浪潮”,也只会针对所有“为富不仁”的人,而不用吴先生来担心,“仇富”会扩大化。而且,几乎每一个老百姓都希望自己变成年薪12万的“富人”,他会仇恨自己吗?
    其实,我能理解吴先生担心“仇富”扩大化的原因,吴敬琏先生在文章里说:“它可以去引导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对一般富人的斗争。”显然,吴先生是因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某些特殊现象,以及对于这一历史现象的个人理解,担心无产阶级又起来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对此,我想问一下,在吴敬琏先生的心目中,腐败的官员属于什么阶级?如果腐败官员也是资产阶级,按照吴先生的理论,为何还要反对他们呢?如果说腐败官员是无产阶级,好像与事实严重不符。吴敬琏先生对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不屑不需要指责,我也同样认为中国不应该再用阶级斗争理论来指导实践,但是,如果这个社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可消除的财富阶级,并且在“商人就是要赚钱”的理论指导下,导致了一批不择手段、靠伤害他人而赚钱的财富英雄,并且还傲慢地对待没有希望发财的大多数人的时候,当这个社会很多财富英雄都不具备道德形象和实质的时候,人们反对这样的发财方式,难道不对吗?
    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人所需要的是“共同富裕”。如果改革只使得一部分人富裕,而且还对其原始积累的“原罪”表示“进步论”意义上的宽恕,例如“腐败次优”、“腐败有理”、“应利用腐败”等等,就像针对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国家原罪”表示宽恕一样,使得另一部分人永远只能是“无产阶级”,那么,仇富恐怕很难避免,而且可能真的会越来越严重。改革开放的真正目的是要消除无产阶级,让大家都富裕起来。如果一部分人阻碍了大家的共同富裕,一部分人使得另一部分人永远只能是无产阶级,并看不到改变的希望,这样的社会是吴敬琏先生希望的吗?因此,如果吴敬琏先生在消除无产阶级、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多下一点功夫,我认为,他绝不用担心“民粹主义的仇富浪潮”。如果吴先生只为一部分人说话,而忽视另一部分人,虽然他的担心有道理,但是,他会背离社会正义。财富和富人不代表社会正义,仇富和穷人也不代表社会正义,对为富不仁的“仇富”就是社会正义。
    最后简单一句话:中国人并不仇富,中国人只恨不择手段地致富,以及为富不仁的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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