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

——一条重要方法论原则

田心铭

摘要：习近平2026年1月20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所体现的理论和方法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是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方法论原则。领会和把握，意味着不仅要在思想上充分认识，而且要在实践中始终坚持。这条方法论原则包括全面领会和把握、深刻领会和把握、准确领会和把握三个方面。对这三个方面，都需要深入研讨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问题，即科学内涵、客观依据、实现途径。全面领会和把握、深刻领会和把握、准确领会和把握三者有共同的根源和依据，有相互关联、交织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共同构成了一条重要方法论原则，应该结合在一起当作一个整体理解和运用。

2026年1月20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强调：“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战略部署。”讲话关于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的重要论述所体现的理论和方法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应该认真学习和研究，将其作为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方法论原则。

一、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是因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需要从多方面开展研究。中国共产党在105年的奋斗历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关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我们可以把“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理解为其中一条重要方法论原则。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述，研究其普遍性价值，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总称。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备而严整的体系，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和多方面的基本原理、重要结论。无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对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某一方面的基本原理、重要结论，我们都应该坚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的方法论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上，毛泽东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要求。习近平曾经多次引用毛泽东的论述，重申、强调这一要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历史转折时期，邓小平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些论述中提出的“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和“准确地完整地理解”，都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和方法。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提出的“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进一步丰富、发展了这些理论和方法，成为一条重要方法论原则。

领会和把握，意味着不仅要在思想上充分认识，而且要在实践中始终坚持。这条方法论原则包括全面领会和把握、深刻领会和把握、准确领会和把握三个方面，是三者的有机统一。对这三个方面，都需要深入研讨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问题，即科学内涵、客观依据、实现途径。

二、全面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指出：“全面，就是要以全局视野领会《建议》，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面临形势、指导思想、重要原则、目标任务、政策举措等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不能顾此失彼，更不能断章取义。”按照这一重要论述精神，全面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以全局视野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领会和把握；对其中各方面的基本原理、重要结论，都要放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中领会和把握，不能顾此失彼；对其中每一方面的基本原理、重要结论，也都要作为一个整体来领会和把握，对构成这一整体的各个要素，也都不能顾此失彼。

为什么必须全面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追根溯源，这一方法论原则的依据存在于物质世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人类认识的本质和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之中。

作为人类认识对象的物质世界以及其中的各个事物，都是一个有联系的整体。恩格斯说：“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这是物质世界所固有的性质，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全面领会和把握这一条方法论原则的根本依据。人的认识都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其中有真理，也有谬误。认识的真理性就在于其与客观对象相符合，不符合的则是谬误。物质世界的整体性，决定了人的认识只有把握了对象的整体，才能与之相符合而成为真理。科学真理具有全面性的品格。列宁指出：“单个的存在(对象、现象等等)(仅仅)是观念(真理)的一个方面。真理还需要现实的其他方面。”“真理只是在它们的总和(zusammen)中以及在它们的关系(Beziehung)中才会实现。”他还写道：“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真理是全面的。”在哲学和社会历史理论领域，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区别于其他理论的一条基本性质。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他指出：“马克思创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在哲学和社会历史理论领域占据统治地位，人类对社会历史的认识都是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之上的，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马克思创建了唯物史观，才使人类关于社会历史的学问有可能建立在科学的历史观基础之上而成为科学，从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全面把握包括社会历史在内的客观对象整体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性质，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各方面的基本原理、重要结论必须全面领会和把握，否则不可能达到真懂真信真用。

怎样才能达到全面领会和把握？习近平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指明了方向。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备的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样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他指出：“要整体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做到融会贯通。对各领域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各方面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都要放在整个科学体系中来认识和把握，避免碎片化、片面性，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就告诉我们，全面领会和把握的基本要求是，通过深入、系统地学习，达到对马克思主义完整科学体系的融会贯通；把其中每一条基本原理、重要结论都放到整个理论体系中领会和把握，不能割裂开来，碎片化、片面化地解读。

事物都是整体和部分的统一。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具有各部分所不具备的属性和功能；各部分的属性和功能是在同整体的关联中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不能离开整体孤立存在。客观对象的性质决定了人的认识和真理发展的规律。要真正认识一个事物，必须全面把握它的整体；要正确认识事物中的某一部分，必须把它置于整体之中，同整体以及其他部分联系起来去把握。人的认识是在从部分到整体、又从整体到部分的循环往复中推进的。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基本原理构成的完整科学体系，既反映了事物整体，又反映了事物的各个部分，还揭示了整体和部分之间以及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因此，只有通过深入、系统地学习，对整个体系融会贯通，同时把各个部分放到整体中去理解，才能达到全面领会和把握。全面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没有捷径可走。对此，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不下大气力、不下苦功夫是难以掌握真谛、融会贯通的。”

事物都是由矛盾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全面地看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全面看到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以及矛盾双方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两重关系。只看到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只看到矛盾双方之间的对立而看不到统一，或只看到统一而看不到对立，都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坚持对立面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在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之中。马克思主义对一切事物的阐述都是“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既揭示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反映其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对矛盾双方之间的关系，既看到对立，又看到统一。因此，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全面领会和把握唯物辩证法关于一切事物中矛盾双方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不能顾此失彼。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发展变化的。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为了首先全力解决主要矛盾、着重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完整理论体系中的不同方面的基本原理提到首要位置，作为学习、研究和运用的重点；但与此同时，不能忽视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必须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讲两点论不能不讲重点论，只讲两点不讲重点是折中主义；讲重点论必须坚持两点论，只讲重点不讲两点是形而上学的片面性、绝对化。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全面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科学体系，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基本原理割裂开来，孤立地理解和运用。例如，历史唯物主义用一系列基本范畴及其相互关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全面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社会发展中的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等矛盾双方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决定和反作用的关系。对这些基本原理的运用，既要从实际出发，在不同条件下、针对不同情况和问题有不同侧重；又要在任何时候都整体地加以把握，不能顾此失彼，把重点论变成一点论。

对马克思主义某一方面基本原理、重要结论的理解和运用，同样是如此。例如，习近平2019年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了思政课教学必须坚持八个“相统一”，即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坚持这八个“相统一”，就是要认识和处理好思政课教学中的八对矛盾关系。这是总结我国学校思政课建设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迄今为止对学校思政课中矛盾关系最全面的梳理。通过考察我们的思政课教学实践可以看到，凡是成功了的，都是符合这些“相统一”要求的；而凡是效果不好的，都是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偏离了某一个或某几个“相统一”要求的。对于这八对矛盾中每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只看到一方而忽视另一方，或者不能准确把握不同条件下双方的侧重点，抓不住或者找错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就都会犯片面性的错误。只有全面领会和把握八个“相统一”的重要精神，从实际出发贯彻落实，才能把学校思政课建设好。

三、深刻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指出：“深刻，就是要对《建议》各项部署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既明白是什么，又明白为什么、怎么做。特别是《建议》作出的重大判断、提出的创新举措，都是经过充分论证的，要真正理解透彻，不能囫囵吞枣、一知半解。”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刻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及其各方面基本原理指明了方向。

作为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方法论原则，深刻领会和把握的依据在于，事物都是本质和现象的统一，从现象深入到本质是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是透过现象揭示本质的科学理论。

现象和本质以及二者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是一切客观事物所固有的。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事物既有外在的现象，又有内在的本质，这两方面有重要区别，又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写道：“外观(外观的东西)是本质在自身中的反映。”“现象是本质的表现。”“非本质的东西，外观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常常消失，不像‘本质’那样‘扎实’，那样‘稳固’。比如：河水的流动就是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然而就连泡沫也是本质的表现！”本质决定现象，现象表现本质。现象比本质丰富，本质比现象深刻。事物所固有的现象和本质的矛盾，决定了人的认识必然是一个从现象到本质的发展过程。事物的现象和本质是同时存在的，但人对事物现象和本质的认识有先后之分。在社会实践中，人只有首先通过感觉器官感知到事物各方面的现象，获得十分丰富、合乎实际的感性认识，才能经过头脑加工思考，将其上升到理性认识，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透过丰富、繁杂的现象，揭示了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本质及发展规律，创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必须深刻领会和把握。

要达到深刻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就要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既了解“是什么”的问题，又弄明白“为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仅仅知道是什么，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追问为什么，才能有深刻的理解。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思政课教师所讲的理论、观点、结论要经得起学生各种‘为什么’的追问”，“要练就不怕问、怕不问、见问则喜的真本领……如果一问就问倒了，那就说明所讲的不是真理或者自己还没有掌握真理”。

追问为什么，就是追问事物的因果联系。事物都是在普遍联系、相互作用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果联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普遍联系。对于每一个事物而言，只有弄清楚它为什么存在以及为什么以这样的形态而不以那样的形态存在，才能深刻理解其本质和发展规律。毛泽东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无论是学习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学习其某一方面的基本原理、重要结论，都要追问为什么。唯有如此，才能达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使其成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事物的本质同现象相比，都具有深刻性；而本质又有深浅不同的层次。理论同感性认识相比，也都具有深刻性；而理论对事物本质的反映又是分层次的，因而理论也有深有浅。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总结出16条辩证法的要素，其中一条是：“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深化的无限过程，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科学理论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是不断深化、无限发展的。恩格斯在论述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时说：“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所谓彻底的理论，就是把对事物的认识追溯到底，一直追溯到恩格斯所说的“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的地步。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彻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它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它把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的本质及发展规律的认识追溯到底，揭示了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物质世界，物质变化发展的规律是其自身所固有的，确立了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习近平指出：“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最核心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把对一切事物的认识追溯到了不能更远的地方，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是以这一最基本、最核心的观点为基础的。如果再追问：这一观点的依据又是什么呢？习近平引用恩格斯的话作出了回答：“恩格斯指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马克思主义以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持续发展为依据，也就是以人类全部社会实践为依据，证明了这一理论的真理性。马克思早就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正是把自己的全部理论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而成为彻底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确立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把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追溯到了不能更远的地方。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最根本的原理也是以社会实践、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历史为依据的。由于这一基本原理和以此为基础的完备而严整的科学体系的确立和不断发展，直到今天，“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就是建立在这一基本原理之上的。只有遵循深刻领会和把握的方法论原则，把为什么的问题追问到底，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及其各方面的基本原理真正理解透彻，才能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并最终落实到怎么做上来。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一论断把对当代中国取得一切成就原因的认识追溯到了“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基本结论。我们只有遵循深刻领会和把握的方法论原则，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中追问为什么，才能真正懂得这一结论。中国20世纪以来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中国历史、探求其内在逻辑关系可以看到，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当代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因此，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能，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只有深刻领会和把握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这一重要结论，才能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事物的本质是由其内在矛盾决定的。人的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是对事物内部矛盾的认识不断发展的过程。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事物的性质是由其内部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决定的。“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毛泽东强调：“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如果只看到事物内部矛盾的特殊性而没有看到包含在其中的普遍性，或者只看到事物内部矛盾的普遍性而没有看到其区别于同类事物的特殊性，认识的深度都是有限的。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在一起的认识，才是深刻的认识。对于一定事物的认识，从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或在认识普遍性的基础上研究特殊性，都是对事物内部矛盾认识的发展，所以都是认识的深化。马克思主义既揭示了事物内部矛盾的特殊性，又揭示了包含在特殊性中的普遍性。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只有全面看到这两方面及其相互联结，才能深刻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

例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提出并深刻阐述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就是既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又揭示了包含在其中的普遍性。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只有深刻领会和把握这一重要论述所阐明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和包含在其中的普遍性，才能认清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重要意义。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深入阐述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习近平在论述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等中国特色时，分别同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信仰缺失、物欲横流”，“对自然资源肆意掠夺和生态环境恶性破坏”，“充满战争、贩奴、殖民、掠夺等血腥罪恶”等特征逐一进行鲜明对比，这样就既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着重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特殊性，进而得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的重要结论。这样就把对中国式现代化中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认识统一在一起，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

中国式现代化在特殊性中包含着不同层次的普遍性。毛泽东指出：“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2023年3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主旨讲话，对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现代化之问给出了中国答案：“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树立守正创新意识，保持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弘扬立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保持奋发有为姿态，确保现代化领导的坚定性”。习近平在这些论述中阐明的人民至上理念、独立自主原则、守正创新意识、立己达人精神和奋发有为姿态等包含在中国式现代化特殊性中的普遍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这些普遍性，同西方现代化相比，又是一种特殊性。这样就以中国方案为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极大丰富了世界文明百花园。只有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阐明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丰富内容，才能真正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四大全球倡议。

四、准确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指出：“准确，就是要精准把握《建议》各项部署的政策界限和尺度，做到该为的必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决不为。不同的举措，在适用范围、进度要求、实施手段上有差异，都要根据具体情况把握好。”按照这一重要论述精神，准确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就是要精准把握马克思主义每一条基本原理、重要结论的确切含义及其适用的对象和范围，适用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根据具体情况实施不同的举措，不能用主观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准确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这一方法论原则的依据是：事物都是具体的，一切事物都是具有多方面质的具体事物，都有其特殊性；真理都是具体的，人的认识只有把握某一事物作为多样性的统一的具体整体，才能成为真理；马克思主义都是与客观对象相符合的具体真理，不能离开具体对象、具体条件当作抽象的教条运用。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也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一再强调并始终坚持的重要思想原则。毛泽东强调：“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准确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根本要求就是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真理而不是抽象的教条，坚持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在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把握好不同举措。

理解为什么要坚持和怎么坚持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需要弄清楚什么是“具体”。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这就告诉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具体”这个概念最基本的含义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客观存在的每一个事物都有其多方面质的规定性，这许多规定综合在一起，使它成为一个多样性的统一的整体，即具体整体。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孤立的，一个事物中这一种或那一种规定性，分别地看，都不是它所独有的，而是它与其他一些事物所共有的，是它与其他事物的共性、普遍性；但是一个事物中的许多规定性综合在一起，成为多样性的统一的具体整体，就使它作为这一个独一无二的事物而与其他一切事物区分开来，不会与任何其他事物绝对相同。比如一片树叶，它的颜色、形状或结构、功能中任何一种规定性，抽象出来看，都不是它所特有的，而是它与其他某些事物的共性、普遍性；但是它作为多样性的统一的具体整体，则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没有两片绝对相同的树叶。这就是事物的具体性。事物都是具体的，所以都有其区别于其他一切事物的特殊性。这就决定了，要认识一个事物，必须对它作具体分析，认识它作为多样性的统一的具体整体，把握它的特殊性。客观事物的具体性决定了真理的具体性。只有与作为多样性的统一的具体整体相符合的认识，才能成为真理。这就是真理的具体性。列宁指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没有具体对象的抽象的真理是不存在的，离开具体对象主观臆造出来的理论不可能成为真理。马克思主义和它的每一条基本原理、重要结论都具有真理的具体性。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基本性质，要求我们把它作为具体真理来理解和运用，准确把握其内容和适用的具体条件，决不能把它变成抽象的、僵死的教条到处乱用。每一事物中的矛盾都有不同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性，每一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的矛盾又有区别于其他阶段的特殊性。对此，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他强调：“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得出另一个重要结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客观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正确认识一定条件下实践所面临的具体对象和环境条件，才能达到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用这样的认识指导实践，才能在实践中取得成功。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离开具体实践对象，把理论当作抽象的教条套用在实际适用的范围之外，都会导致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为了准确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必须原原本本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习近平一贯强调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重要性。他说：“我多次说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学到手，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原著”是恩格斯提出来的概念，他把“原著”和“第二手的材料”区分开来。恩格斯在一篇书信中强调，要“研究原著本身”，不要“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他在另一篇书信中指导青年学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也说：“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习近平阐明了为什么应该根据原著学习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立者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提出和阐述的。第二手材料的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同这一理论的创立者相比不能不存在差距，也未必能做到全面、准确。不同作者可能有不同理解，甚至出现严重分歧和对立。恩格斯为《资本论》作序时说：“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离开原著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难以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精神实质，还可能附加原著中没有的东西，导致误读或曲解。习近平指出：“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强读强记，常学常新。”“领导干部要结合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多读、精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多读、精读一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篇章。”可见，认真研读原著是准确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必经之路，舍此别无捷径可走。

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每一条基本原理、重要结论的确切含义及其适用的对象、范围和条件，不能随意夸大或缩小，也不能随意搬用到其他的对象、范围和条件下。列宁曾经指出：“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指导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的胜利，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他还强调：“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适用的范围之外，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这是因为，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是真理的一种基本性质。任何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都确实具有绝对性，即无限性、无条件性，都是与客观对象相符合的认识，是不能被推翻的无可争辩的真理；但任何真理同时又具有相对性，即有限性、有条件性，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对一定客观对象的认识，并没有穷尽对整个物质世界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也是如此。必须准确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每一条基本原理、重要结论的确切含义及其适用的对象、范围和条件，面对具体实践对象，该用的必须用，否则就会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该用的决不能用，否则就会把真理变成谬误。

准确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而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教条主义背离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脱离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抽象的教条，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毛泽东说：“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会把活的马克思主义变成死的马克思主义，把香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臭的马克思主义，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结新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他对“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和“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两种情况分别作了分析，认为前者是“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后者则“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两者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准确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必须学习贯彻这些重要论述精神。

结语

“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都是由物质世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人类认识的本质和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决定的，三者有共同的根源和依据，又有相互关联、交织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应该结合在一起当作一个整体理解和运用。

全面和深刻是不可分的。无论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只有首先做到全面，才能做到深刻，深刻离不开全面。如果只看到部分而看不到整体，只看到矛盾的一方而看不到另一方，或者在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两重关系中只看到一方面，这样得出的认识都是片面的，都不可能是深刻的。深刻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包含着对于全面性的要求。认识从片面走向全面，是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准确又离不开全面和深刻。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只有全面、深刻地领会和把握，才能精准地理解其确切含义以及适用的对象、范围和条件，并将其运用于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中，做到该用的必须用，不该用的决不用。因此，“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是作为一个整体而成为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方法论原则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述，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例如，“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通过重温经典，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追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理论源头，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遵循，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我们要把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放到这个完整的体系中，同这个整体、同其他各项要求联系在一起理解和运用。这本身也是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体现。

注释从略

(作者系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发展中心原主任，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