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正确认识和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兼与郑永年教授商榷

简新华

摘要：本文首先说明“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外延及其区别和联系，然后明确经济学的普世性、科学性、普遍性和特殊性，指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状主要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而是有许多创新和发展。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关键是守正创新，坚持体系化、学理化的研究阐释。

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①。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经济学研究者的神圣历史使命和伟大时代责任。当下，中国经济学界特别需要深入探讨和明确什么是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应该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2月17日头版发表了郑永年教授所著文章《为什么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及如何构建》(以下简称“郑文”)，围绕什么是“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者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构建“三大体系”展开了论述，特别是对中国经济学“三大体系”构建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构建的途径提出了独到见解，笔者拜读以后深受启发，但也感到其中对相关基本概念的解读、对中国经济学现状的认知、对“三大体系”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区别和联系的理解、对构建途径的主张，可能都有误，有几个重要问题还需要深入探讨和推敲。由于郑永年教授是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其学术观点影响较大且具有一定代表性，为了正确理解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本文特提出以下几点不同的看法，与郑永年教授商榷，以求得正确的认识，以更好地推进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一、什么是“三大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其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②，正确领会和切实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首先需要准确认识和正确解读“三大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的含义及其区别和联系。

“郑文”认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紧密相关。简单地说，学术是基础，学科和话语是学术的不同载体和表达方式。经验地看，就学术和学科两者关联来说，先产生的是学术，然后再有学科。也就是说，学科的基础是学术，包括思想、观念、理念、概念和理论”，“学术的机构化便是学科，即把思想、观念、理念、概念和理论等分门别类”，“就学术和话语之间的关系来说，学术也是基础，没有学术就没有话语，话语只是学术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包括语言、图像、影像等方式”，“就学科和话语之间的关系来说，学科也是话语体系机构化的结果”。笔者基本赞同郑永年对“三大体系”及其相互关系的简单说明，但是认为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特别是对于“学术的机构化便是学科”“学科也是话语体系机构化的结果”的说法是否准确，可能需要进一步推敲。

笔者认为，正确认识和把握“三大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及其区别和联系，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以下两点。

第一，学问是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知识;学术是具有系统性、专门性的学问，包括相关概念(范畴)、理论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学术体系则是系统完整的学术;学科是按照内容和性质的不同而划分的学问或者说学术的门类。这个理解应该比学科是“学术的机构化”的说法更为准确和清晰，因为机构是机械的构成或是机关、团体、组织机构，“机构化”具有“实体化”的意思，但是学术、学科都是思想、意识，不是实体。同理，“学科也是话语体系机构化的结果”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虽然学术和学科要通过话语体系来表达，但都是科学研究和实践经验总结的结果，学科是学术研究的产物，不是什么“话语体系机构化的结果”。学科体系是系统完整的学科，存在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学科体系是指某个特定学科内部的具体学科类型及其逻辑联系和框架结构(比如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大类，而这两大类也是由进一步细分的多种不同具体经济学科构成的体系)，广义的学科体系则是指所有学科的类型及其逻辑联系和框架结构。而话语是语言文字，话语体系则是系统完整的话语。更进一步而言学术体系是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内容和基础，学科体系是学术体系的载体，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的表达方式。

第二，由于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的总称，包括学术、学科、话语，笔者认为，知识体系就是科学或科学体系，应该包括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换言之，知识体系是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总称。自主知识体系应该是指主要依靠自主创新、独立自主构建的具有本国特色、风格、气派的知识体系，因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就应该是主要依靠自主创新、独立自主构建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二、经济学有没有普世性和科学性?

“郑文”指出，“如果有人认为美国的经济学是普世的，中国不需要构建自己的经济学，那么也同样大错特错了”，批评了“不仅西方一直认为其经济学是普世的，而且接受国的学者们也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普世的”这一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有“很多人把西方经济学(或者社会科学)视为是普世的，中国根本不需要去构建自己的社会科学”的错误倾向。这一批评是正确的，笔者也对此表示赞同的，现在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确需要破除对西方经济学的迷信。但是，“郑文”又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才被赋予了所谓的‘普世性’。但新自由主义只盛行于英美国家，并没有普遍性适用性，是美国动用其政治力量来强行推行‘华盛顿共识’”。从这段论述可见，他所说的“普世性”是指“普遍适用性”。如果这种对“普世性”含义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笔者认为，笼统地说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经济学具有“普世性”或者没有“普世性”，都是不全面准确的两个极端的观点。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正确理解经济学的科学性。因为一个学科只有具有科学性，才可能具有“普遍适用性”，也就具有“普世性”;学科所具有的科学性的程度不同，其普遍适用性就不同，具有的“普世性”也不同。而且，只把“普世性”理解为普遍适用性，也是不全面准确的，因为“普世性”首先应该是指符合普遍情况、反映普遍规律，之后才是具有普遍适用性。

按笔者的理解所谓“科学性”是指理论观点符合实际情况、反映客观规律的性质。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科学性都应该如此。实际情况包括普遍情况和特殊情况，客观规律包括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反映普遍情况和普遍规律的理论就必然具有普遍适用性(普世性)，反映特殊情况和特殊规律的理论就只适用于特定时期、特定国家或地区、特定领域、特定事物，不具有普世性。总的来说，经济学作为一门得到公认科学，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实际经济情况和客观经济规律，多少都会具有一定程度的科学性。如果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不反映任何客观规律，它就不能称为科学。反映普遍经济情况和普遍经济规律的经济理论，也就具有普世性。在存在阶级的社会中，由于阶级的性质、持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不同，会存在不同类型的经济学，也会具有不同程度的科学性和普世性。

当今世界的经济学至少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经济学)和无产阶级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利益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服务的，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和运行发展规律，而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具有与其他社会形态的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同的普遍特征和普遍规律，其相关经济理论必然会包含反映这些普遍情况和普遍规律的部分，具有一定或部分的科学性，也具有一定的普世性。这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来源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们现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参考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原因。如果西方经济学完全没有一点科学性和普世性，就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来源，我们现在也不需要参考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因此，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或者说西方经济学完全没有科学性和普世性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比如说，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的需求不足理论和相应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虽然存在根本性缺陷，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普遍情况和特征，在短期内也有一定的效果。中国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就在一定程度上参考借鉴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一定的适用性。但是，从总体和长远来看，资产阶级立场的阶级局限性(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总体上的非科学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局限性(不排除有少部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也采用唯物论和辩证法研究经济问题的情况，不然，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就不可能存在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再加上历史的局限性(包括实践的局限性和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共同决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可能客观、全面、准确地认识整个社会经济的所有实际情况和运行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西方经济学在总体上不具有科学性和普世性。从西方经济学关于人都是自私的唯心主义经济人假设开始，到商品价值是所有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资本与劳动之间是等价交换的关系而非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私有制符合人性必然高效永恒，公有制违背人的自私本性必然低效短命，市场经济万能万岁，计划经济空想无效等基本理论，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永恒的自然形式的基本结论，都可以看出这一点。由此可见，无论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是科学的、普世的”还是认为“西方经济学完全没有科学性和普世性”的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非科学的观点。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也会存在历史的局限性。比如，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出现，共产主义更是遥远的未来，所以马克思只能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大趋势，不可能形成全面、完整、深入、详细、具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共产主义经济理论。而且，事物本身有一个长期变化发展的曲折过程，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需要经过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长期反复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在总体上全面、完整、深入、详细、具体、十分清楚地认识事物，不可能百分之一百正确无误，也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发展完善。但是，从总体上和长远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科学性和普世性。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其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无产阶级要实现所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共同富裕，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因此，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没有狭隘的阶级利益的局限性。同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够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认识社会经济，反映实际经济情况，揭示包括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在内的客观经济规律，形成科学的经济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并且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

正因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和指导的，所以在总体上具有科学性和普世性。

三、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代表的是普遍性，而“社会”代表的是特殊性吗?

“郑文”认为，“我们所说的‘社会科学’由两部分组成，即‘社会’和‘科学’。‘科学’代表的是‘普遍性’，而‘社会’代表的是‘特殊性’”。笔者认为这种解读也是不准确的，既混淆了科学、学科、科学性三者的区别和联系，又混淆了科学、社会与普遍性及特殊性的区别和联系。

如前所述，学科是按照内容和性质的不同而划分的学问或者说学术的门类，所谓“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的总称，包含许多具体的学科，其中的某个知识体系，也就是科学所包含的某个具体学科，因而学科实际上是指科学的具体种类。社会科学是关于社会的科学，其中的“科学”实际上指的是关于社会的“学科”。科学与科学性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科学是知识体系的总称，科学性指的是理论或者行为的性质特征。如前所述，科学性是指符合实际情况、反映客观规律的性质，通常所说的某种理论是否科学、某个行为是否科学，实际上指的就是这种理论或者行为是否具有科学性。

简单地说，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就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学问或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体系(学科)。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社会，包括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因而会形成研究社会各个方面的不同学科，社会科学又是所有这些不同学科的总称。而且，科学是知识体系的总称，社会是人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普遍性和特殊性则是事物的性质特征。无论是整个人类社会，还是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会存在普遍情况和特殊情况、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研究这些情况和规律而形成的理论，也必然会有两大类，其中反映普遍情况和普遍规律的理论必然具有普遍性，反映特殊情况和特殊规律的理论则只有特殊性。由此可见，社会既存在普遍性也存在特殊性，研究社会的社会科学也必然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怎么能说“‘科学’代表的是‘普遍性’，而‘社会’代表的是‘特殊性’”呢?

四、“今天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状似乎还停留在抗日战争之前的局面”的判断符合实际情况吗?

“郑文”引用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由黄汉所著的《管子经济思想》的一段论述：“即使在今天，(中国)学者也很少研究中国的经济思想，只专注研究西方的经济思想……不根据国情的讨论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学者们若想为解决中国当代经济问题作出贡献，就应该研究国内的经济思想，加以整理和批判，才能搞清我国的经济背景。同时，学者也可以研究西方的经济思想，整理批判后，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郑永年在这段引文之后断言“这段话相当精确地描述了中国经济学界的现状”，“从1936年到今天将近90年了。换句话说，今天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状似乎还停留在抗日战争之前的局面”，在文章最后还强调，“中国的经济学界依然停留在黄汉1936年所描述的那种情形”。笔者认为，这种判断严重不符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研究和经济学界的实际情况。

“中国经济研究毫无进展”“中国经济学界了无建树”“对人类经济学也没什么贡献”，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颇为流行的观点，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笔者曾经数次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为了避免重复，这里只作简单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的确存在一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过时、西方经济学才是真正科学的经济学、盲目崇拜迷信现代西方经济学、脱离中国实际、食洋不化的倾向，他们提出要用凯恩斯的《通论》取代马克思《资本论》，从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的极端走向全盘肯定西方经济学的极端。尽管在一段时间内这种倾向很严重，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不是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只是一种偏差。实际情况是，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研究和经济理论(包括党和政府的相关人员的经济研究及由此提出的经济理论)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经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概念和经济理论，极大地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理论、科学发展观、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没有，且西方经济学也没有的崭新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学界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世界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引进、学习、参考、借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理论和方法，但绝不是“很少研究中国的经济思想，只专注研究西方的经济思想……学者们只顾照搬西方学者的经济思想”，更不是“中国的经济学界依然停留在黄汉1936年所描述的那种情形”。实际情况是，中国经济学界主要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推动了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

实践证明，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即使短期内可能取得一定进展，也不可能长期取得成就。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时间内，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就是因为有创新和发展了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既承认中国创造了“两大奇迹”，又认为中国经济学没有什么发展，甚至“还停留在抗日战争之前的局面”，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这种观点都是说不过去、站不住脚的，严重不符合中国的实际。

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提出并且完成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战略任务，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或重要原因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研究和经济理论已经有了巨大的创新和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概念和经济理论，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打下了必要的坚实的理论基础。基于此，我们才有可能总结、归纳，进一步创新、发展，从而构建起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创新和发展，现在提出要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就是海市蜃楼、空中楼阁，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的确，现在中国经济学存在理论落后于实践的情况，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实践的需要，但这是很难避免的，因为理论来源于实践，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往往都是先有实践后有理论，然后再用正确理论指导进一步的实践。而且，理论落后于实践是普遍现象，不仅中国有，西方发达国家也一样，其经济理论往往严重落后于经济实践，甚至苦于找不到出路。

“郑文”还写道：“自晚清到民国，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既精通中国历史也懂西方的学者……今天中国的经济学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因为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很难找到这样一群既懂中国又懂西方的学者了”。不知道郑永年教授作出这种判断的数量和事实依据是什么?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也是严重不符合实际的。根据中国知网有关资料，“有数据统计，晚清和民国大约有20万留洋学生”，而根据全球化智库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蓝皮书(2023—2024)》，“改革开放46年以来，中国大陆留学人员累计超过800万人”。③800万是20万的40倍，能说当代中国“既懂中国又懂西方的学者”比晚清和民国时期还少吗?而且，当代中国留学生大部分都是先在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已经基本成年，对中国相当了解，其中还有一部分接受过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怎么能认为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的当代中国学术界还不如被列强侵略蹂躏、一穷二白的晚清和民国?

五、中国究竟应该怎样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郑文”从“历史性”的角度提出经济学必须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重构，从“国别性”的角度提出必须承认经济学的国别性质，每个国家的经济情况都是其经济学产生的根源，从“问题导向性”提出经济学家的研究不是为了追求普世性，而是要研究解决他那个时代、他的国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这些观点无疑都是正确的。但笔者认为，只做到这些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讨论构建包括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候，决不能只字不提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这个前提。切实有效地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主要还是应该采用马克思创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采用的行之有效的基本方法，也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守正创新。我们在全面系统地总结归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创新和发展成果，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同时，进一步研究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继续引进、参考、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吸收其中合理有益的成分，以完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笔者还想强调的是，守正创新和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守正创新，聚焦学习宣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④。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⑤。真正做到守正创新和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必须明确几个基本问题，即什么是守正创新，为什么要守正创新，怎样守正创新，什么是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应该怎样进行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守正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则是研究新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创造新理论、新制度、新方法。总的来说，要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合理有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守正创新。只有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才能防止实用主义、改旗易帜、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如果不守正、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经叛道，是死路一条;只有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才能防止教条主义、封闭僵化、保守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如果不创新、不改革开放，墨守成规，同样死路一条。守正创新绝不是左右逢源、折中主义、调和主义、中庸之道，而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

那么，怎样真正切实做到守正创新?必须实事求是，敢于研究新问题、真问题、实问题、疑难问题、敏感问题。守正创新的关键和难点是正确判断和确定什么是“正”、什么是“新”。马克思主义既有需要坚持的基本原理，也有需要创新发展的部分;中华文化中既有需要继承的精华，也有需要抛弃的糟粕。真正做到守正创新，首先必须弄清楚应该坚持的基本原理和传承的精华具体是什么，需要创新发展的部分和抛弃的糟粕具体是什么。

笔者感到，现在特别需要守正创新的是经济学基本理论，因为基本理论更重要、难度更大，而且尖锐、敏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例，其主要内容包括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所有制理论、分配理论、资本理论、剥削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商品经济理论、计划经济理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一直存在对这些基本理论的疑问，以下就是与上述基本理论紧密相关、人们普遍关注、疑惑很多、分歧很大、争论激烈、特别尖锐敏感而又不能回避的重大难题。是不是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才能创造商品的价值?是不是所有的服务劳动、管理劳动、科研劳动都能创造商品的价值?人工智能、机器人能不能创造商品的价值?如果不能，它们为什么能够带来巨大的收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经营者、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是否也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其剩余劳动是否也创造剩余价值?资本家、企业家、经理的管理劳动是不是完全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其收入是不是都是剥削收入?究竟应该如何全面正确认识和对待私有制和剥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从始至终都必须完全消灭私有制、阶级、资本、剥削和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只能实行单一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如果不是，其原因为何，实际情况是怎样的，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发展前景是什么?对此，我们必须守正创新，正确认识、明确回答，否则左右极端的错误观点都会有市场，无法形成正确的共识，不利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搞经济研究、写文章，应该特别强调学理性，因为没有学理性，道理说不清，没有说服力，也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但是实际上难以真正做到这一点。关于何为学理性的问题，笔者还没有见到明确的解释。笔者认为，所谓学理性，应该是指实事求是地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和说明事物的基本内容(内涵、外延、特征、本质与现象、类型、成因和作用)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因果关系、框架结构和变化规律。经济学与其他科学一样，必须体系化，必须形成全面系统、符合逻辑的框架结构，这样才能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避免片面性、碎片化、走极端。我们现在提出了许多新概念、新观点、新理论，但是学界的解读往往存在内涵外延不清、特征不明、不完整系统、逻辑混乱、解读五花八门的问题，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严重不足。

比如，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解读，往往没有从什么是“体制机制”开始，准确清晰具体地界定和说明“体制”“机制”的内涵、外延、特征、功能、作用机理以及两者的区别和联系，常常把两者连用、混用，缺乏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这样就难以全面系统清楚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

再比如，对于“新发展格局”的解读，不少人也没有从什么是“发展格局”“经济循环”开始，准确清晰具体地界定和说明“新发展格局”“经济循环”的内涵、外延、特征、类型、原因、利弊以及两者的区别和联系，也缺乏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这也难以全面系统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新发展格局。

又比如，学界对“共同富裕”的解读，虽然都是从什么是共同富裕开始的，但是往往更多地指出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同时富裕、平均主义等，没有正面具体地说明共同富裕到底是什么。正是由于对共同富裕内涵外延特征的理解不同，很多截然不同的测度指标体系被设计出来，显得极不准确、严谨、科学。其实，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共同富裕的内涵、外延、特征应该是很明确的。恩格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能够“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一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未来社会“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我们的共同富裕，是要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逐步实现整体富裕、普遍富裕。所以，笔者认为，共同富裕就是所有人的合理需要得到充分满足的生活状况。⑥

此外，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解读，也缺乏“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更多的只是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及其道路的特色、本质要求和战略措施。但是，现代化是整个社会各方面演进的过程，我们不仅要研究说明中国式现代化及其道路的特色、本质要求和战略措施，还必须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弄清和系统准确具体地解读什么是现代化(内涵、外延、特征)，各个国家现代化的普遍特征和一般规律，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必要条件和道路，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现代化的特点和特殊规律。虽然现在也有论著对此进行了说明，但是大多比较抽象空泛，不够全面、系统、深入、准确、具体、清楚，这种状况需要得到改变。

参考文献：

[1]谢伏瞻：《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人民日报》2022年5月20日。

[2]顾海良：《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造性探索》，《人民日报》2025年4月24日。

[3]高培勇：《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光明日报》2022年6月8日。

[4]刘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探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

[5]逄锦聚：《积极探索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中国经济学概论〉评介》，《光明日报》2024年6月18日。

[6]程恩富、陆夏：《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解放日报》2025年7月9日。

[7]杨瑞龙：《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人民日报》2022年8月15日。

[8]简新华：《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基本内容及其加快建构》，《东南学术》2023年第4期。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②《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人民日报》2024年11月30日。

③《中国留学发展报告蓝皮书(2023-2024)》，https：//www.163.com/dy/article/IRTIOV3H0519PJJ6.html? spss=dy_author，2025年12月20日。

④《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人民日报》2024年11月30日。

⑤习近平：《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求是》2024年第23期。

⑥参见简新华、聂长飞：《必须正确认识共同富裕及其实现途径共同富裕的政治经济学学理性解读》，《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年第4期。

(作者简介：简新华，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研究》2026年第1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