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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蒋经国在上海做不到的事,陈云却成功了?

作者:秦明   来源:子夜呐喊  

  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有趣。

  蒋经国和陈云在上海先后做了什么事?那就是抑制物价、整顿金融秩序。

  “蒋经国做不到的事情,陈云做到了”,是因为蒋经国比陈云的个人能力差吗?或许有这个因素吧,但在笔者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从另外一个问题入手——有人说,毛主席不如陈云懂经济,事实真的如此吗?

  1965年6月18日,陈云在给毛主席的信中,承认了自己对农村形势估计的错误:

  “在1962年,我对农业恢复速度的估计:粮食方面……需要八年时间。经济作物的恢复更要迟些。现在事实上三年就恢复了。这完全证明了我的估计是完全错的。1962年7月初,我曾向你提出…..用从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这个意见是错误的。它关系到农业方面的集体经济与小农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现在用加强集体经济的办法,三年就恢复了农业。如果用分田的办法,可以想是资本主义大发展,后患不堪设想。”(参见:《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下卷第1146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版)

  陈云同志的这封信反映了当时关于中国农业发展方向是“合”(集体化),还是“分”(单干)的争论。

  中国农村的包产到户始于80年代初。而在毛泽东时代的30年间,全国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1.1亿吨,提高到1979年的3.3亿吨,人均粮食从209公斤增加到340.5公斤;而到第二个30年结束的2009年,人均粮食产量也只增加到397.7公斤。毛主席1958年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而土壤改良、种子改良、化肥生产线建设、水利建设以及遍布全国各个农村农业科研站在毛泽东时代业已完成,第二个30年的粮食增产,与毛泽东时代的这些积累也密不可分。

  所以,只要不是眼瞎或者心盲心,都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时代的农业集体化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农业生产是完全成功的。

  当然,如果在60年代初就选择了分的路子是不是一定不能成功呢?这个也不见得,假设那时就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西方先进的种业技术、化肥生产技术进来之后,也能解决相应的问题,农业增产问题或许同样能解决。但是,代价是我们的种子、化肥甚至是水利,就完全控制在外资手中,就像今天的印度;相应的代价是全国一盘棋的局面先从农村瓦解,农业生产无法支撑工业化,外资商品很快占领中国的广大市场,自己的工业品刚刚起步就要面临西方企业的冲击,根本没有成长的机会;更进一步的代价就是农民还没有摆脱贫困、甚至是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农村就要迅速地两极分化。

  这就是毛主席在1965年同张平化谈话时所讲出的担忧:

  所以,单就农业生产来讲,“分”的路不见得就是走不通,关键是不能只看粮食产量,更主要的是看站在谁的立场,看的有多远(5年还是50年),胸怀什么样的格局(走依附道路还是独立自主道路)。

  从这些关键问题的争论以及后来的历史检验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我们就可以看出,毛主席和陈云同志相比,究竟谁更懂得中国,谁更懂经济!

  当然,笔者并非要据此证明毛主席是“天才”;能力之外,更关键是立场问题。而论人民立场,陈云与毛主席比有一定的差距,但与蒋经国比,那就强太多了。

  蒋经国年轻时留学苏联,受过共产主义的熏陶,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的重分土地也是蒋经国主导的,这一点某种程度上与他老子甚至有一定的对立。但他最终还是没能与自己所处的阶级决裂、彻底站到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

  正是因为这一点,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和金融整顿就有着很强的阶级调和味道了。

  蒋经国在上海搞整顿,首先是强制冻结物价,然后以行政命令强行收取民间黄金与外汇,想当然地以为只要控制了黄金和外汇,就可以控制金融。

  然而,当时上海的实物生产、运输、销售,全部控制在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手中。黄金不能当饭吃,老百姓还是要吃饭穿衣的;物价是暂时冻结了,老百姓拿着金圆券却买不到东西,一是生产跟不上,二是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大发国难财。

  为了打击囤积行为,蒋经国开始了“打老虎”行动,不遵政令的资本家被收押入狱以至枪毙。然而,大老虎的总后台正是蒋介石所倚重的四大家族。当打虎打到蒋经国自己的表兄孔令侃头上,宋美龄就拉着蒋介石亲自出面,蒋经国也只好黯然退场……

  另一方面,蒋经国强制以金圆券兑换黄金,客观上却帮助了官僚金融资本从民间搜刮财富,以废纸将老百姓手中的黄金抢劫到金融资本手中,以反腐败的名义制造了另一场更大的腐败。

  蒋经国的反腐和金融整顿,一开始就没有做好触动资产阶级利益的准备,失败是必然的。换句话说,如果反腐能解决腐败,怎么会有革命呢?

  而陈云在上海打击投机、平抑物价的背景却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成功,人民已经掌握国家政权。陈云提出,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实物生产、流通的上游已经控制在人民政权手中,集中全国的力量,保证上海的供应;更是毫不犹豫地打击奸商囤积居奇的投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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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雷厉风行的手段,得益于他经历过战火的洗礼和大风大浪的考验,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主持我党经济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是蒋经国所无法比拟的。更重要的一点是,蒋经国背后依靠的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而陈云背后依靠的却是毛主席和新生的人民政权。陈云指挥的我党同上海资本家打这场经济仗,毛主席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场较量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新中国成立初始,为了打击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进行的违法活动,预防资产阶级的腐蚀和影响下,政府机关里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滋长、干部腐化变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然而,这些预防举措毕竟是被动的,治标不治本。1953年开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个行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过渡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得以确立,资本家的投机违法也就逐渐失去了土壤;公有制下劳动人民真正掌握了国家权力,干部腐败变质的空间,也就被压缩到极致,这才出现了一个风清气正的毛泽东时代。

  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假设把陈云放到1948年的上海,再“有能力”的他恐怕也是无力回天的;相反,如果蒋经国能够“背叛”自己的家庭和阶级,“投诚”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未必不会有一番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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