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改革开放观，这是江泽民1991年在庆祝建党七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提出的。他说：“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和斗争，实质是要不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但这种政治斗争大量地经常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理论斗争。思想宣传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①]
最早关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滋生及其危害的是邓小平。1981年7月他对中央宣传部的负责同志说：“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吃惊。有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放肆地讲了一篇话。有的学生反映：党组织在学生中做了许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讲话就把它吹了。……还有新疆乌鲁木齐市有个文联筹备组召集人，前些日子大鸣大放了一通，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像这一类的事还有不少，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②]1986年9月，他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更明确地揭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本质。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③]1989年6月9日，在刚刚平息了反革命暴乱之后，邓小平在总结这次事件的教训时说：“四项基本原则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④]1989年9月邓小平在接见李政道教授时又说：“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搞改革开放有两只手，不要只用一只手，改革是一只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一只手。有时这只手重些，有时另一只手重些，要根据实际情况。”[⑤]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仍谆谆教导：“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⑥]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经常存在于思想理论战线。有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也惯于披着学术争鸣的外衣欺骗群众。所以我们要仔细分清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江泽民在2006年6月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对于违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改革开放政策的错误思想政治观点，对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和攻击，必须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不能听之任之。……对思想政治领域的问题，要坚持中央确定的原则，头脑清醒，冷静观察，掌握动态，心中有数，审时度势，慎重处理。要加强正面引导，正确区分政治是非和学术问题。对学术问题，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⑦]
改革开放后，在我国经济学界对大大小小的问题争议不断。当然，其中有许多属于学术上的不同见解，但也的确存在着两种改革观的斗争，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本世纪以来牵动整个经济学界的首先是所谓“郎旋风”和“刘旋风”。2004年8月，郎咸平发表了针对民营企业家顾雏军的演讲，指出其在“国退民进”过程中用种种手段侵吞国家财富。此后不久，顾雏军则通过法律手段要求郎咸平停止对他的“诽谤”。这场争论一开始被人们称作“郎顾之争”。但是也就在这以后不久，前后召开了两个会，一个是在深圳召开的“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一个是在北京召开的“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前一个会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参加了。他的发言虽未指名但明显是批驳郎咸平的观点的。后一个会是积极支持郎咸平的，而且他本人也亲自参加了。也就在同年8月，左大培等三人就阻止国有资产流失，搞好国有企业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信在网上公开发表了。同年9月，程恩富等十位学者也公开发表声明，除对郎咸平观点的基本精神表示赞同外，强调要分清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领下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观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观及其“华盛顿共识”的界限。在这前后许多持有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也参与了讨论，一度形成了高潮。
所谓“刘国光旋风”源起于刘国光在2005年7月15日的一次访谈，后来在《高校理论战线》上公开发表了。他在访谈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一是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二是在经济学界当前突出的倾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在顽强地蔓延。三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不适合于社会主义中国，不应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四是有少数人用自由化、私有化为暴富阶层代言，干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不是搞私有化。由于刘国光在我国经济学界的地位和影响，更由于他提出的观点和问题切中时弊，而且直接关系到两种改革观的对立，因此在我国经济学界应之者众。2005年8月还在北京举办了“刘国光经济学新论研讨会”。当然也有不同声音，其中有一些论者还是自由化观点的代表人物。
在这以后，2006—2007年，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们趁《反垄断法》这部重要法律在全国人大审议之机，集中攻击处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掀起所谓“反垄断”的高潮。他们宣扬“没有垄断，国企个个亏损”，“垄断行业做大做强是对民营经济的挤压”，“垄断行业的高利润是对人民群众的剥夺”，“国有企业除公共事业外一律退出并实行私有化”等等。他们的目的一是企图形成舆论压力对立法机构施加影响，一是误导群众。但是诸如此类的谬论，理所当然地受到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学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他们的目的最终也未得逞。
2009年，我国为了应对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之一是由政府提供四万亿元用于基本建设。这一任务大部分由国有企业承担了。与此同时，在山西、山东、内蒙等地先后出现了国企兼并民企或国企参股民企的事例。于是某些人借此发出“国进民退，改革倒退”的呼声，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争论延续了两三年。从发表的文章看，大体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积极响应“国进民退，改革倒退”的说法，强调现实已经偏离了改革的方向，出现了改革逆转的苗头。二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并未出现“国进民退”的趋势，所谓改革倒退是个伪命题。三是，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本来就是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把“国退民进”设定为改革的方向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无论在当前还是从长远来看即使出现了“国进民退”也符合改革的大方向，无可非议。
笔者之所以极简要地回顾了本世纪以来经济学界几次争论高潮，是因为十八大后围绕改革方向仍然存在不同的理解和主张。其中一些争论与过去一脉相承，实质上仍反映出两种改革观的对立。
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十八大关于改革开放的部署，却否定十六大、十七大以来的改革工作，强调过去十年中国的改革停顿了，倒退了。
2012年12月20日财经网刊发了张维迎教授的观点，用的标题是“改革进程开始逆转，必须重回市场化改革”。文中说“改革开始后的二十年是理念战胜利益。但是现在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几乎所有出合的政策都是为了保护和增加各个部门的自我利益”。“改革开放30年后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中国宏观政策的指导思想，而且指引了中国‘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制定。中国开始了事实上的‘国进民退’浪潮，改革的进程开始逆转”。
此后不久，张维迎在博鳌亚洲论坛分坛上当着不少国际上有名望的外国经济学者的面，明确宣称：“过去十年中国没有进行经济改革”。
吴敬琏研究员对过去十年我国经济改革的评价与张维迎基本相同，他在2013年3月17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论坛上发表演讲，题目就叫“中国怎样重启改革”。他说：“中国要不要继续改革还是转变方向，过去十年出现动摇”。2012年1月，由吴敬琏、马国川合著、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书，大标题也是《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本文后面引用此书时简称为《吴书》)。书中多处讲到他们认为的改革停顿甚至倒退的事例。
对过去十年的改革如何评价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是承前启后的。十六大、十七大的改革是前进了还是停顿了、后退了，直接关系到十八大改革的起点和走向。所以我们应该认真阅读十八大报告对过去十年的改革是如何总结的。
十八大报告在“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年的基本总结”这个标题下写道：“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农村综合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现代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健全，财税、金融、价格、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事业单位等改革稳步推进。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在讲到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时，十八大报告提到“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统观报告全文根本不存在改革停顿甚至倒退这样的评价。这就告诉我们，某些人对改革的评价实际上另有标准。凡是符合他们的标准的就叫前进，凡是不符合他们的标准的就叫停顿、倒退。
《吴书》把经济改革的目标定为“市场化改革”，高尚全、张维迎也多次强调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我认为这个目标的设定就是不科学的。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两者有某些共同点，但也有明显的、原则性的区别。笼统地强调“市场化改革”而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是鱼目混珠，别有所图。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后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还专门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发展做出决定。二十多年来我们党不断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实践中的经验，逐渐形成在我国如何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较为全面的认识。我领会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与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其二，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缺一不可的。而且我国的宏观调控包含着计划性，这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间或实行的政府调节有明显区别的。其三，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力军，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保证。
某些人鼓吹的通过所谓“市场化改革”建立的市场经济同我们党经过二十年的探索逐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是两回事。其一，他们反对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把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同他们所谓的“市场化改革”对立起来，力求贬低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二，他们极力反对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主张把政府的职能局限在提供公共产品和为市场运行做一些拾遗补缺的事情。其三，不切实际地夸大私营经济在改革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鼓吹把国有经济私有化。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主张的理论渊源来自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下面本文将把某些人借口所谓“市场化改革”攻击、否定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种种谬论作为重点进行评析。
2010年12月18日，张维迎教授在《财经》2010年年会上说：“我们一直说30年之后国有控股企业在GDP当中的比重降低到三分之一的话，没有人会相信。现在仍然要预测未来20到30年控股的比重在GDP当中的比重会降到10%以内。我是比较乐观的。”“国有企业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没有关系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提高了，就这么简单。国有企业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没有关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取决于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根本的改善，这点必须认识到。”“国有企业也与国家安全没有关系。世界上国家安全最脆弱的国家，都是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那么私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国家安全搞得很好，而且不仅自己安全，还统治别人。”
在2012年3月17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年会”上，张维迎说：“我想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不是说政府花钱的政策，而是政府应该尽量少花钱的政策。因为我们很少看到，政府的花钱能花得有效率的。未来的几年，中国来讲，最重要的是有三件事情在经济改革领域要做好。”“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国有企业占如此大的比重，如此重要的地位的情况下，中国能够进入真正的市场经济。而事实上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一个最主要的障碍之一。”
2013年1月21日，张维迎在《吴书》发布会上提出“需要中央做出几件事来，使大家知道国家确实在改革”“具体可以做哪些事情呢?国有企业该退就退，不能拿着靠垄断行业赚到的钱到处去投资。或者将四大银行的股票30%、50%的股权转向社会，或者进入社保。”
不久前，在博鳌亚洲论坛分坛上，张维迎又说：“过去十年中国没有进行经济改革，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大，政府干预越来越多，这是很大的问题。如果政府不逆转国有部门主导的、国企主导的经济，中国将无法继续增长。”“我们必须认识到，经济发展取决于企业家精神，特别是私营企业家精神，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希望新一届政府和新一届领导人将会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并且重新启动被打扰的、打断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
高尚全先生在《市长参考》2012年第12期发表的《十八大后的市场化改革重点》一文也提出：“国有经济如何定位，目前尚未取得共识。有些人认为，国有经济是我们党的执政基础。照这个‘基础论’定位，国有经济就只能进，不能退。因为‘进’才能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退’就会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证明：党的执政基础不在于国有经济的比重，而在于三个‘民’：‘民心、民生、民意’”。
《吴书》更有多处论及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他们的基本观点与张、高两人相同。这可以从“前言”和该书第十六章“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中几段总结性的文字知其概要。“前言”中说：“中国的改革还只是走在半途。它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政府和国有经济虽然已经不再囊括一切，但还牢牢掌握国民经济的一切‘制高点’，主宰着非国有经济的命运。”“市场制度的建立解放了久被落后制度所束缚压制的生产力，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这具体表现为：第一，改革为民间创业开拓了活动空间，使中国民间长期被压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积极性喷薄而出，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3000多万户民间企业，它们乃是中国出人意料的发展的最基础的推动力量。”“特别严重的是，由于本世纪初期以来改革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的倾向，这就使中国现行的‘半统制、半市场’混合体制的消极方面更加强化。”“由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正站在历史十字路口上。为了避免社会危机的发生，必须当机立断，痛下决心，重启改革议程，真实地而非口头上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⑧]在该书第十六讲“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中有这样一段总结性的话：“总而言之，经过30多年，市场化改革取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就，也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初步的制度基础。但是，中国改革并没有获得完全成功，改革还有许多‘大关’没有过。就以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来说，也仍然很不完善。现有经济体制还存在不少重要缺陷。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政府和国有企业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支配作用。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它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所有‘制高点’……(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 ……”。[⑨]
以上几位领军人物观点鲜明。在他们看来，历经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国有经济不但没有起到积极推进的作用，反而起着消极阻碍的作用。中国的经济体制之所以还处在“半统制、半市场”阶段，关键在于国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一切“制高点”。而要推进他们所说的“市场化改革”，必须进一步削弱国有经济，不但要使它们退出“制高点”，而且要实现私有化。但是他们这样的主张显然是与十八大背道而驰的。十八大报告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个小标题下明明白白地写着“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里说的是“巩固和发展”而不是私有化;是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而不是退出这些行业和领域;是增强控制力而不是消除控制力。
我们党高度关注国有经济是一贯的，可以说几十年如一日，十八大的有关规定也是十四大以来历届党代表大会有关决议的延续。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曾对如何巩固、发展公有经济、国有经济做过重要指示。2000年江泽民在一次重要讲话中从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这样的高度对国有经济历史地位做过深刻的剖析。他说：“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领导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要有效运行，也必须掌握一定的经济和物质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的国有经济，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我国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对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物质手段。”“正因为如此，我们一直强调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经济搞好。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专门就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决定。我们这么重视搞好国有企业，就是要保证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就是要不断巩固和加强我们党执政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⑩]
我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二十多年里，两种改革观的争论总是围绕着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消长存废而展开呢?这正说明国有经济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存亡。以公有经济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灵魂，而公有经济的核心是国有经济。否定了国有经济也就不可能有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丧失了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将不复存在，更谈不到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了。
注 释
[①]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1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389-39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18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195页。
[⑤] 《邓小平年谱CF》，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版，第1289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⑦]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8-89页。
[⑧] 见吴敬琏、马国川：《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3、4、5页。
[⑨] 同上书，第241页。
[⑩]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