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世界局部冲突、全球性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目前中国正处于相对困难的经济时期，且这一困难仍然在加剧。经济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无视经济困难的存在，拿不出解决经济困难的根本方法，使得经济问题从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
面对经济上的困难，人们或者掩耳盗铃，用科技指标和出口指标等好看的经济指标装饰债务、破产、就业、消费等难看的经济指标；或者空喊口号，甚至动用行政监察手段，强令发不出公务员工资的地方政府积极化债，地方官员除了表决心、喊口号、加大罚款力度等竭泽而渔的手段外，没有其他化债办法；或者面对经济危机，发行少量特别国债，杯水车薪，有动作，有态度，但没效果。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而政府、企业和家庭才是拉动“三驾马车”的“马”。因为“马”没了力气，投资和消费的“马车”才跑不起来。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不能仅仅关注“马车”，而应该切实解决“马”的问题。
在日益恶化的国内经济状况下，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必须采取果断经济手段，推行振兴中国经济的新经济政策，松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资本政策，三管齐下、三箭齐发，迅速解决政府、企业和家庭的债务困境，建立快速补充企业资本金的资本市场机制，扭转国内投资萎缩、消费降级、企业破产的危机趋势，恢复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的正常投资与消费能力。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推行积极财政政策，扩大特别国债发行规模，一次性解决地方政府拖欠企业的债务问题。
各地政府应该如实统计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拖欠企业债务的数量，并将其如实上报中央财政；中央财政应该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将沉淀于商业银行系统的储蓄资金转化为中央财政的化债资金，然后划拨给省级财政部门，专款专用，指定用于化解地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把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负债转变为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负债，从而把企业从地方政府拖欠债务的泥潭中摆脱出来，恢复企业的投资、生产、就业、纳税的能力。只有中央政府接管地方债务，解决地方化债的资金来源问题，才能从资金源头上化解企业债务。只有救企业，才能救经济，才能增加家庭就业和政府税收。
发行特别国债解决地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问题不能采取“添油战术”。地方政府不能隐瞒不报，中央政府应当一次性解决。在大多数县市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只能维持“吃饭财政”甚至需要依靠贷款和罚款来发工资的情况下，指望地方政府来解决债务问题是不现实的。2025年度商业银行存贷款余额沉淀的资金超过39万亿元。中央财政可以向商业银行发行10万亿元以上特别国债，用于专项解决地方政府拖欠企业资金问题。
中央财政发行特别国债化解地方债务，属于存量债务重组和存款的账户搬家，不会产生通货膨胀。从债务端看，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欠款转变为对中央政府的欠款，有利于中央政府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管控，同时解决了企业资金的拖欠问题；从储蓄端看，商业银行使用存贷款余额购买中央政府的特别国债，政府立刻用这笔资金归还企业欠款，资金进入企业账户形成企业存款，商业银行整体流动性不变，但商业银行体系的沉淀资金从储蓄账户进入企业账户之后，可以立刻投入到投资、采购、员工招聘的生产经营过程中，使得沉淀资金重新循环周转起来。通过中央财政发行的特别国债(这是以国家政权背书的垄断性金融工具)，把商业银行系统有钱人的沉淀资金转变为生产经营资金，这是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的重要职能。立足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挥国家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和财富分配职能，“损有余而补不足”，可以解决社会财富占有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所造成的经济停滞问题。特别国债不仅是国家筹集资金的财政工具，也是国家分配资源、克服经济危机的金融工具。
第二，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公开募集资金并上市，证监会和交易所不得人为控制新股发行节奏，尽快消除企业融资上市需要长时间排队的堰塞湖现象。只要符合IPO和上市的条件，资本市场就应该敞开大门，接纳企业发行股票补充资本金并上市。
在通货紧缩、经济危机的现阶段，证监会和交易所不是鼓励企业融资和上市，而是人为地设置障碍，控制企业的发行和上市节奏，降低社会闲置资金转化为生产性资金的效率。由此，一方面造成企业排队上市的堰塞湖，甚至把优质企业推到美元资本版图而到境外上市，导致国家上市公司资源的流失；另一方面又造成国内IPO极低的新股中签率，大量储蓄资金无法转化为投资和就业。新股发行上市的核准制，事实上已经蜕变为证监会和交易所的“邀请制”，即只有少数被邀请的高科技企业才能融资上市，而大部分可以增加投资、就业和税收的符合上市标准企业则被挡在资本市场之外。资本市场政策与发展经济的政策导向之间存在落差，需要加以调整。
资本市场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必须服务于经济增长、就业增长和税收增长，必须服务于符合上市条件的各类企业，而不能仅仅服务于高科技的标杆企业。尤其在经济危机阶段，应该放开和鼓励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融资和上市。
地方与部门的具体做法与中央发展经济的政策导向之间存在背离的状况是普遍存在的。政府调节经济的政策措施本该属于逆周期的调节，即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各级政府部门应该通过提高税率、追缴漏税、追讨多发的个人奖金、提高社保缴纳基准、控制企业发行上市等措施来抑制经济过热；在经济急速下行、投资和消费不断萎缩的情况下，各级政府部门应该降低企业和个人的各类税费和罚款，鼓励企业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推动投资和消费的恢复与增长。近年来的情况恰恰相反，在投资和消费持续走低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为了增加收入，维持政府的刚性支出，随意修改以往的税费缴纳规则，下达税收指标和罚没指标，然后根据修改后的规则，给企业和个人备好了查税、补税、追缴、罚款、奖金退缴、提高社保费用等一套满汉全席，结果加剧了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和经济恶化，不少城乡企业被迫停业和破产，投资和消费开始出现加速下跌的趋势。竭泽而渔，必然无鱼。在农村，执法部门根据不恰当的卫星图斑，强令填鱼塘、平猪舍、砍果树、拆除农家乐等等，以条条框框代替因地制宜，许多农村家庭多年来的血汗积累因此化为乌有，甚至负债累累。这一系列打击农村经济的做法，怎么可能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福建漳州天宝的农民说，农村政策对不对就看香蕉价格，四十年前一斤天宝香蕉一块五，现在一斤香蕉只有五毛钱，蕉农怎么活?香蕉价格暴跌只是中国诸多农副产品价格暴跌、城乡消费能力暴跌的一个缩影。中国城乡多年来的一系列不当操作最终都在城市办公楼空置率、公司注销数量、灵活就业率攀升、城乡社会零售额下降等经济指标上暴露了出来。
在经济危机期间，除了追缴离境资产的税费之外，不得随意修改以往的税费缴纳规则，不得下达税收指标和罚没指标，不再推行一切可能增加城乡企业和农村家庭负担的改革；在一次性解决政府拖欠企业资金的同时，放开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企业可以根据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等不同融资上市标准，选择不同交易所进行融资并上市；证监会和交易所应该提供快速高效的融资便利，不得随意提高融资和上市标准、不得人为设置融资和上市节奏。只要符合融资和上市标准，企业从上报申请材料到完成IPO审核的时间不得超过12个月，杜绝形成排队上市的堰塞湖现象。只有放开企业补充资本金的行政约束，提高资本市场的融资与上市效率，同时通过中央财政解决地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才能快速修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恢复投资、就业和消费的增长势头。
一级市场发行和二级市场交易共同构成资本市场的有机整体。为了消除资本市场补充企业资本金的限制，提高一级市场股票发行与上市的效率，必须提高二级市场的股票承接能力。没有二级市场的股票承接力，就没有一级市场的发行效率。从这个角度看，二级市场的股票承接能力代表着各类储蓄货币和国家发行的信用货币转为资本的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必须借助资本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和财富管理，需要做好一级市场股票供给和二级市场股票需求之间的平衡。因此，在打开一级市场企业资本金供给闸门的同时，必须增加二级市场的资金供给，必须由央行同步增加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金融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一点首先需要在央行的货币政策上得到体现。央行(而不是证监会)才是资本市场流动性的源头，决定着股票指数的大趋势，决定着二级市场的股票承接能力。
在主权货币由贵金属货币发展到信用货币的新阶段，货币职能已经由五大职能发展为八大职能，即增加了信用货币的资本化职能、资源配置职能和财富分配职能；基础货币发行量不再是仅仅满足履行主权货币五大职能的需要，而是要满足履行主权货币的八大货币职能的需要。在信用货币时代，这是货币政策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同时，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主权货币还必须服务于党和国家的政治目标，必须体现货币政策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必须服务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巩固与发展，必须服务于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必须服务于共同富裕、充分就业和社会稳定，必须服务于拯救经济和避免危机。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货币政策必须遵循的特殊规律。
为了拯救中国经济，恢复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的投资能力和消费能力，促进家庭就业和政府税收的增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资本政策必须协同联动起来。
第三，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通过财政工具和金融工具的联动，解决城镇困难家庭房屋贷款的还本付息压力，恢复城镇困难家庭的消费能力。
具体做法是：由中央财政出资成立“全国居民房屋混改有限公司”(简称“房屋混改公司”)，由国家财政向央行发行专项国债并把所募集资金注入“居民房屋混改公司”；对于因各种外部因素导致无力偿还首套住房本息的困难家庭，可以向“居民房屋混改公司”申请出让贷款金额所对应比例的部分房屋产权，所得收入全部指定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停止本息支出；交易完成之后，该房屋成为国家与居民共同混合持有的房产，未来房屋出售所形成的本金收入和溢价收入按比例分配。
截至2025年末，全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37.01万亿，不良贷款余额较上年增长高达27%左右，由此可见经济不景气程度的严重性和居民房贷还本付息的艰难。
与20世纪90年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居民住房改革相比，这项改革应该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居民住房的二次改革，是居民住房改革的2.0版，是体现社会主义财政与金融之政治性和人民性的重大改革。这场居民住房改革对稳定房价、化解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大幅度减少家庭债务、恢复家庭消费、鼓励年轻人婚育、恢复人口增长、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第四，逐步取消出口退税，把每年节省下来的万亿级别财政资金(2025年度出口退税支出是2.1337万亿元)全部用于粮食和农产品的收购补贴。
在财政、货币和资本三大政策协同作用之下，国内宏观经济可以快速恢复正常增长。随着国内经济重新恢复健康发展，国家可以逐步取消出口退税，并把万亿级别的出口退税资金用于补贴农业，提高农民的劳动收入，让农业劳动变成一种体面又健康的职业。“三农”问题是农村改革的产物。解决“三农”问题需要以提高农民收入为核心，把改错的地方重新改回去。各级政府需要重建农村集体所有制生产组织和国家资本主导的农村供销社，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让农民生产安全、优质、健康的粮食、农副产品和中药材，改变目前散乱差的无序状态。国家财政补贴资金不能无序漫灌、跑冒滴漏，而应该引导农村集体所有制生产组织的重建和农村供销社系统的重建，并通过该类组织渠道有序地补贴给真正的农业生产者，而非套利者。只有提高了农民收入，才能留住农村人口，才能振兴农业和农村；只有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才能形成广阔的农村市场，促进国内可持续的消费增长，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大国经济体。
第五，立刻启动人口保卫战，制定国内族群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平衡战略，扭转中华民族人口总数的下降趋势以及占据世界人口比例的下降趋势。
人口大国是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和文化大国的基础。未来十年是启动人口保卫战的关键窗口期。如果大学毕业生人数从一千多万降低到一百多万，再怎么努力增加人口也都来不及了。过去限制人口、强制流产属于必须强制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鼓励生育、禁止无故流产，也应该成为必须强制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2025年度，国内出生人口是792万人，死亡人口是1131万人，流产胎儿大约1000万人，并且出生人口继续呈现下降趋势，而死亡人口继续呈现上升趋势，人口剪刀差日益扩大。为此，国家卫健委应该尽快出台政策，明确规定：人工流产必须得到各级卫健委的审批，除非胎儿检查出问题，或者出现紧急情况得到医院领导批准并事后向卫健委报备，否则，医院和个人不得擅自人工流产。同时，通过立法立规，严惩私立医院的人流黑色产业链。过去的“准生证”需要改为现在的“准流证”，不得无故流产。通过鼓励生育、禁止无故流产，预计每年可以多增加出生人口500万。在产能过剩、物质充裕的现代中国，完全养得起这些多出生的孩子。
在禁止无故流产的同时，根据人口保卫战和人口平衡战略，国家在孕妇生活保障、婴幼儿养育、托儿服务、家庭住房等环节给予全面的财政保障，这是稳定国家根基的正确做法。
通过专项治安整治，重判人口买卖和非法器官买卖，保障中小学生上学和放学的安全，同时禁止学校规定家长必须接送孩子上下学，增加托儿设施和服务，把家长尤其是双职工从孩子的日常接送中解放出来。在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校园门口，没有拥挤的家长人群和拥堵的车辆队伍，只有成群结队、挂着家门钥匙自己上下学的少年儿童。鼓励生育，不仅要解决生不起的问题，更要解决养不起、学不起、接送不起的问题。
解决人口难题的答案在国家的分配政策、计生政策和治安保障之中。
结束语
当下中国的经济困难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短缺经济时代的经济困难，而是一个新型的经济问题，是社会生产能力强大、衣食住行样样不缺，但有效需求不足、有人吃不上饭、有人住不起房、有人看不起病的经济问题，是资源配置机制和财富分配机制没有及时跟上社会主义有组织市场经济发展步伐所形成的经济问题。不同的经济问题需要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过去应对有效供给不足的经济问题，需要发展生产，警惕通胀，采取谨慎的财政货币政策；相反，现在应对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问题，则需要恢复和拉动市场有效需求，创造就业机会，警惕通缩，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政策。
积极的经济政策未必会导致通货膨胀，但一定可以解决通货紧缩问题。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没有增加全社会的负债总量，只是改变了负债的主体，把没有偿债能力的地方政府和家庭从债务泥潭中解放出来，让天然具备偿债能力的中央政府主动承担起化债的责任和义务。同时，积极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资本政策之间的配合，可以把社会储蓄和信用货币转化为企业资本金和股权类资产，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增加社会就业和政府税收，促使国民经济步入良性循环。
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规律。在发展市场经济、追求财富与效率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少数人的财富集中和多数人的债务积累。当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作为市场经济的三大主体深陷债务危机之中，投资与消费这两大经济增长发动机必然被削弱直至熄火。市场经济自我调节的无形之手总有失灵的时候。此时，中央政府必须伸出有形之手，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通过财政、货币和资本的三大政策协同作用，解决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的债务危机，优化三大市场主体的资产负债表结构，恢复投资、就业、消费和纳税能力。同时，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增加农民收入、巩固农业基础、稳定人口数量，也是稳定国内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维护大国地位的重要措施。
2026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