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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得群众受苦,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作者:党人碑   来源:党人碑的熟人茶馆  

  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山东曹县籍老八路蔡文清同志回忆日军残酷的“三光”政策,说:

  “第一光,日军侵掠我大小城镇和村庄时,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杀个光;第二光,粮食畜禽抢个光;第三光,房屋、家俱烧个光。”

  13岁的蔡文清同志,当年还是个“小孩儿”,拽着姐夫的衣襟,告别姐姐和不满月的外甥,俩人一起参加了八路军。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不断向冀鲁豫边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攻和大扫荡,蔡文清已经是位老资格的小八路了,在鲁西行政主任公署印刷四所当印刷工,负责印刷“鲁西票”。

  所谓“鲁西票”,即“鲁西银行币”,是由我鲁西抗日根据地鲁西银行发行的抗日货币,主要用于军政日常供给,农村贷款等。

  “鲁西票”

  抗战期间,除了刀枪的战争外,我军和日伪顽还进行了货币的战争,这就是在各根据地驱逐日伪货币和国民党“法币”的斗争。凡根据地内一切交易和债务清偿,均以本区唯一合法货币——我根据地发行的抗日货币进行流通和结算。说白了,经济命脉必须自己掌握,决不能依靠于敌人的“仁慈”和“朋友”的“靠谱”。

  鲁西根据地建立于抗日战争初期,由中共鲁西区党委与八路军一一五师及一二九师共同创建。起初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后于1941年7月并入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域主要是今天山东、河南交界处的郓(城)、寿(张)、阳(谷)、范(县)一带。

  小蔡所在印刷四所住的村庄,距离日伪据点只有二十余里,就在敌人眼皮底下。一望无垠的鲁西南大平原上,要想生存下来,不断与敌斗争下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敌人星罗棋布的据点和公路网络,还有近代化的交通工具,可以很快集结起大批武装力量,随时随地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每逢此时,前方后方就没有了确切的战线,军与民,干部与战士,战斗单位与后勤单位,一样要面对鬼子“工匠”精神的一丝不苟“大考”。

  在这一地区,我根据地周围的日军计4000余人,伪军4000余人,顽军7000余人,共计1.6万余人。敌军常以东线为主,每年对我根据地进行春、秋两季较大规模(三至五千人)的“扫荡”,秋季一般较春季规模大,时间长(有时长达1个月之久)。日军通常采取远距离奔袭的“扫荡”战术,由陇海铁路沿线的开封、商丘、徐州,拉起大网,一路往北,与济宁之敌南北呼应,对我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进行“分进合击”,而后在根据地中心区反复清剿,妄图达到彻底破坏我抗日根据地的目的。

  正在“扫荡”的日军

  特别自1941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当作他们“以战养战”的战略基地,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加上根据地严重的灾荒,我对敌斗争极为复杂艰巨。

  到了1943年,形势更为紧张,先是日伪进行了春季“扫荡”,接着国民党顽固派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顽军李仙洲部奉蒋介石之命,北犯我山东根据地,企图迫使八路军撤出山东。还没刚取得反顽斗争的胜利,鬼子的秋季“扫荡”接踵而至。

  全年有统计的战斗计2701次(较小的民兵的战斗不在内),带有全区性的战役4次(反日伪“蚕食”,反李顽杜伪的夹攻,反秋季“扫荡”,反孙伪“蚕食”),日伪500人以上、l万余人以下的“扫荡”计45次,平均每日战斗7次半到8次,每月“扫荡”近4次,全年战斗次数较1942年增加165%。

  特别是日伪军进行的1943年秋季大“扫荡”,从9月21日到11月13日,总计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集中三个师团、一个骑兵旅团,及伪第二方面军,共两万余众,配属大量的汽车、坦克和飞机,对我冀鲁豫根据地的重要区域,进行了三次“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从四面八方扑来,堵住所有通道,妄图把我党政军机关和部队彻底歼灭。不论就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意图之狂妄与手段之恶毒来说,在边区都是空前的。

  冀鲁豫边区1943年秋季反“扫荡”形势

  对于这次秋季大“扫荡”,蔡文清同志的回忆文章,给今天我们很直观的感触:

  当时印刷所的六位同志,不能待在一起,目标太大了,必须分路突围,当时还是个少年的蔡文清跟着杨明义所长,后者说你还小,又不是附近村子的,不熟悉情况,太危险,我家在附近,我带你走!

  “那天是阴天,我和杨所长摸到封锁沟边上观察,沟深一丈二、三,底宽四米,封锁沟设有岗楼,有探照灯,两个岗楼同时探照如白日,不断的探照,我们在两个岗楼中间观察,发现有人通过,扒的有坑,敌人探照灯一停,我托下去迅速上去,夜静敌人岗楼说话都能听到,敌人探照一停,杨所长也迅速过来,不敢走路,怕碰上敌人,往他村摸去,快到公路时发现有日本鬼子的汽车通过,大扫荡开始了。汽车过去我们迅速过去,到了一个坟地,有不少柏树,停了停,向寨门摸去,看无动静,进了寨门,摸到他家后院放干草的小屋,他爱人做饭,我们吃了饭,就住这个干草小屋里,白天不出屋门,也不让邻居知道。

  不幸的事是杨所长三、四十岁人了,出了一身天花,浑身都是小红泡,眼睛周围也有,算把我们困在小草屋里了,天又热,小屋更热,真急死人了。他又是所长,病还没好,我们又摸回了单位。”

  为什么要着急回去呢?

  因为那里还有印好和半成品的鲁西币,有印刷器材,让敌人搞走了,必然要印制假币,打击我们的鲁西币就太危险了!

  日军的“封锁沟”

  回到原来那个村子——刘岗村(山东曹县韩集镇刘岗村),日伪军也退了,遇到了一位战友,通信班长刘金柱,刘班长是本村人,讲了敌人在刘岗村,摧残群众的情况:

  “天刚亮,郭小胡村(今曹县庄寨镇郭小湖村)鬼子打三炮,十二个庄子都烧掉,有的群众在地里和坟头躲藏,被日本鬼子杀的到处都是死人,伪军将群众带的钱物全部抢光,不少妇女被强奸。

  日伪军将刘班长和几百人民群众赶在一个大水坑里,人在水里泡着,凶恶的鬼子叫群众供出八路军人员和粮食物资藏在哪里,无人吭声。

  日本鬼子和汉奸兵几个人抓住一个群众,按在地上往口里灌水,有的人被呛死,死后,鬼子用脚踩着他们的肚子叫水从口里流出来,即使这样,也无人敢说。

  后勤的一个同志看不上群众受罪,出来说:

  ‘我是八路共产党!’

  日官非常得意,到跟前细听好消息,这位同志手握无帽的钢笔,照日官眼睛猛扎,把眼睛扎流血,鬼子鬼叫一声,开枪将这位好同志打死。

  鬼子进村

  天黑了,日伪军进村怕得要死,于是就将树木砍倒,把大小村口路堵死。群众到处逃离去了。”

  这位关键时刻站出来,舍命保护群众的后勤干部,蔡文清不知道名字,但刘岗村的老百姓却忘不了他的名字——秦兴体。2015年,即秦兴体烈士牺牲72年后,刘岗村的老百姓没有忘记为他们牺牲的这位烈士,为他在村里立了一块“秦兴体烈士纪念碑”。三位刘岗村年近九旬的的老人,从两年前就开始做这件事,他们发愿:

  “我们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我们心中的英雄——秦兴体的事迹,不能发扬光大,不能给这样的英雄树碑立传,这种精神不能弘扬,我们觉得愧对英烈,愧对历史。这是我们人生暮年最后的牵挂,办好这件事,我们可以无憾瞑目了!”

  为此,老人们摇着轮椅,手托柳条筐,挨家挨户,为烈士建碑进行募捐,一角、一元、十元、百元,最终募集出了5万多元。《功德簿》上,捐款的所有乡亲,都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又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根据地老乡!

  根据秦兴体烈士的英名,我在《鲁西南烈士陵园碑文集》里,找到了秦兴体烈士传略。

  山东曹县刘岗村“秦兴体烈士纪念碑”

  “兴体同志,河南修武县人,一九〇五年生于中产之家。十五岁入道清铁路充当学徒,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党。一九二五年因领导反对铁路段长斗争,被迫出走上海,曾参与‘五卅’”大革命工人运动。‘七七’事变后返里,组织修武抗日游击队,旋即编为正式八路军,历任炸弹所所长,商店经理及购买股长等职。四三年十月六日日寇大举扫荡,斯时,兴体同志于刘岗坚持工作,未及转移为敌包围,与该村群众同时被俘。敌人察觉为抗日人员,当即进行审讯,兴体同志历经残酷暴刑,毫无惧色,汉奸设法引诱欺骗,均严词拒绝,共产党、八路军外只字未供,每当审讯口口口口口(缺五字)众激励陈词痛骂敌伪,闻者莫不悲愤泪下。临刑时,我兴体同志已血迹遍体,奄奄一息,犹含糊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遂慷慨就义。兴体同志之生命虽被倭寇夺去,其崇高革命气节、奋斗精神,将永远照耀在鲁西南国土上。

  除了蔡文清转述刘金柱班长的说法外,幸存者老民兵刘勋云和村民刘效民也有回忆补充,为我们基本还原了整个过程:

  1943年10月4日拂晓,日军突袭并包围了刘岗及附近几个村庄,把千余名群众驱赶到刘岗西门外的场院上。架起机枪,逼问群众说出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八路的粮食物资藏在哪里?如果不说,就要进行大屠杀。群众都是好样的,没有一个出卖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物资的。

  鬼子从人群中拽出来杨二孬等三位青年,对他们严刑拷打,用刺刀乱捅乱扎,活活折磨到死,二孬他们也誓死不说。秦兴体同志目睹这情景,心如刀绞,他几次想冲出去和敌人拼命,但都被群众制止,15岁的刘效民和父亲紧紧拉住秦兴体的手。

  秦兴体烈士画像

  下午两点,鬼子把人都赶到东门里的大水坑里,第二天又把群众赶入东门外的寨壕里。

  寨壕水深三尺,敌人规定,不论个头高低,肩膀一律不准露出水面,否则就用砖头砸。人们坐不能坐,站不能站,只好弯着腰活受罪。时值晚秋,壕水冰冷,有几位年老体弱的老人家,不久便栽倒在水里。

  日伪军又拉出来侯秋寒、侯秋思、孙雨运等四位青年,水刑、狗咬、鞭打、刀刺,挨个“伺候”。侯秋寒被折磨致死,侯秋思和孙雨运被拉去活埋,第四位不知名的年轻人依旧紧咬牙关,坚不吐口。

  即便这种情况下,乡亲们也没有一个出卖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物资的。

  日军指挥官恼羞成怒,拔出战刀,叽哩哇啦怪叫一阵,鬼子、汉奸立刻子弹上膛,保险打开,眼看一场大屠杀就要开始,群众危在瞬间。

  秦兴体同志站了出来,大喝一声:

  “住手!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共产党、八路军,他们都是老百姓,别为难老百姓,有啥冲我来!”

  版画《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古元,1943年

  敌人要他说出粮食、物资藏在哪里?秦兴体昂首不语,几个汉奸上去,先是水刑,接着皮鞭拷打,然后用硫酸泼洒身体,浑身是伤,已成血人的他始终不屈,大骂敌人。日本兵提来一桶辣椒水,用刺刀撬开嘴,往肚子里灌,又用杠子压,血水从口、鼻、眼睛、耳朵里喷出,接着吊在树上,用两把燃烧着的线香燎腋窝,用火把烧他的肚子,最后用刺刀捅进他的腹部……

  群众忍无可忍,纷纷站起来要和敌人拼命。敌人的机枪响了,当即有十几名群众惨死在水里。

  整个刘岗村惨案,日伪共残害八路军和群众73人。

  但这并没有吓倒共产党、八路军和群众,因为党领导下的军民,扔在与日伪战斗,并没有被苦难吓倒。蔡文清回忆说:

  “敌人都出来了,他的老窝就空了,我们的八路早突围出去,鬼子在解放区烧杀。我们一个部队一晚上打掉12个日伪老窝,还有七旅的七、八、九团专署独立团,各县区的区干大队,同时向鬼子汉奸据点出击。还有湖西抗日根据地在金县、鱼台一带,河北省区抗日根据地,内黄、太行一带行署所在地,同时向敌人出击。毛主席所讲的,犬牙交错的战术,你出城打我农村抗日根据地,我攻你的城,所以鬼子汉奸在根据地扫不了几天,就滚蛋了。”

  反“扫荡”中的八路军

  根据八路军冀鲁豫军区1943年反“扫荡”总结:

  尽管日伪军此次秋季大“扫荡”,其长期性、普遍性,掠夺之残酷,为边区过去所未有,但我以空前的胜利的反“扫荡”予以回答。

  我进行战斗355次,攻克据点74座,攻破濮阳、东明、东平、考城(今属河南兰考)、延津、平阴6城,毙伤日伪1300余,俘日伪2746名;缴获主要武器:步马枪2012支,轻机枪8挺,掷弹筒11个,冲锋机枪3挺,手枪71支,子弹3.5万余发,手榴弹4000余颗,并扩大了我们的根据地与游击区。

  这些胜利大为震撼了日寇,动摇了伪逆,鼓舞了敌占区人民的抗日情绪,又进一步地坚定了边区人民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信心,停止了反动派特务的谣言散布,创造出边区反“扫荡”胜利的新纪元,扩大了根据地和游击区,增加了今后坚持边区斗争熬过困难的新的有利条件。

  当然,我军的伤亡也很大,全年我之指战员亡1681人,伤3794人,较1942年伤亡增加225%。

  正在读群众慰问信的八路军

  可是与之相比,敌人的伤亡更大,日伤亡1060人,伪伤亡12287人,日伪伤亡总数较1942年增加141%;我俘日21人,俘伪19904人,比1942年增加310%。

  就是在这种艰苦卓绝、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日军最终坚持不住了,国民党军颓废了,我军却越战越强,让群众看到了希望。

  说到这里,我想说说平原游击战。

  抗战爆发前后,我党提出的对日游击战法,最初叫做“山地游击战”。

  这个好理解,山川地形特别复杂,比较有利于设伏,红军时期我军在南方,依托山林,对国民党军经常这么打,效果不错。

  可是问题来了,太行山地区有山地可作依托,太行山以东却是广大平原地区,八路军必须下太行,才能更好地发动人民,在相对富庶的平原地区,取得更多的人财物力支援,我们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前途,才能更有效地打击日伪,取得最后胜利。

  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同志致电朱德等八路军前线将领,发出《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首次提出了“平原游击战”的概念,要求:

  “坚决采取尽量扩大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

  群众欢迎八路军

  根据这一方针,八路军应即在冀鲁豫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有系统地去普遍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民众抗日斗争,镇压汉奸,保护民众利益,帮助部队筹措给养等。

  说到底,平原地区没有山地可以依托不要紧,广大平原区的人民就是我们可依托的“山地”,只要我们争取了人民人心,在这里人民就是山地,人心就是最可靠的堡垒。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八路军过来之前,平原地区的群众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一盘散沙,被各种国内外反动势力想咋欺负就咋欺负。一旦共产党来了,有组织扎根下来并细致工作了,群众就被唤醒、觉悟、发动、组织起来了。只有如此,才能有人民战争。人民战争不是凭空出来的,只有有了“群众路线”,才能没辙想出辙,不靠谱的辙靠谱,靠谱的更靠谱,才能无险可守的大平原,也照样成了易守难攻的“人造山”,才能出现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人间奇迹,才能一个个平凡的个体农民,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做出不平凡事业,并成为八路军的粮仓和最大兵源地。

  国民党的党政军为啥溃散逃跑,共产党的党政军为啥能扎根生存?

  不是我们有办法,而是我们有群众,有群众就有办法,有办法就有出路。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

  打日本 救中国

  当然前提是,你要让群众看到,你是干干净净做人事,真真正正和他们在一起,实实在在为他们争权益,否则群众并不是命中注定跟我们走的。

  看不得群众受苦,改变群众受苦的局面,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群众才会跟你走,跟定你走下去……

  后  记

  当年带蔡文清参加八路的姐夫姓刘,后来由于军政双优,很快就入党提干,当上了排长。

  可惜在东明县游击区催收公粮的时候,遭到汉奸队围攻,从上午打到下午,为掩护同志们突围,刘排长和几个战士甩光了手榴弹,打光了子弹,被敌人俘虏。

  他们让汉奸放了他们,说你们不要当秦桧这个卖国贼,以后你们没有好报。

  可是汉奸头子都是死心塌地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共产党、八路军,还有群众,都是死对头,所以不但不放,还五花大绑,把刘排长和几个八路军战士,绑到东明城东门外,在地里挖几个半腰深的几个坑,把我们的同志头朝下,上边露着腿脚,给活埋了。汉奸管这叫“插香炉”、“倒栽葱”,就是要让群众看到,干共产党、八路军没有好下场,威胁群众远离我们。

  版画《战斗》,江丰,1936年

  刘排长牺牲的消息传回家,蔡文清的姐姐一直不相信,直到晚年七、八十岁了,还在家等着丈夫平安回来,念叨着要跟他说道说道,五、六十年熬寡之苦和相思之情。

  蔡文清同志迎来了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前后作为“南下干部”,从山东曹县来到了河南巩县(今巩义市),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巩县支行行长、县外贸局长,现已离休,仍然身体健康。

  秦兴体同志的孙女:秦文苑、秦文琦、秦笑蕾、秦笑萌、秦春玲、秦春艳,找寻了大半个世纪,终于找到了爷爷的下落,在刘岗村群众为秦兴体烈士捐修的纪念碑前,她们向父老们鞠躬致谢,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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