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18日，鲁迅从厦门大学来到广州的中山大学任教并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鲁迅也是当时中山大学由“国民政府”聘任的“唯一正教授”。

鲁迅能来中山大学任教，主要源于一个关键人物的推动。

他就是陈延年。

图：鲁迅

陈延年和鲁迅认识？不仅认识，陈延年对鲁迅非常了解。

鲁迅把陈延年看作“世侄”

陈延年是陈独秀的长子。1919年，陈延年赴法勤工俭学。1923年3月，陈延年受党派遣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回国后，陈延年被党中央派赴广州，先后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不久，陈延年又接替周恩来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

五四运动前后，鲁迅在北京参加了陈独秀主持《新青年》杂志的编务工作并不断撰稿，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与陈独秀并肩战斗的主将和五四文坛的旗手。他和陈独秀是同辈人，自然把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看作“世侄”，以表达作为长辈的亲切和关爱。

1926年秋，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沫若随军北伐后，时任粤区党组织最高负责人的陈延年提议并筹划，邀请鲁迅先生及时到广州接任郭沫若的职务。

针对鲁迅当时的思想状况，陈延年是这么说的：“鲁迅是‘自由人’，但不是一般的‘自由人’，而是彻底反封建的‘自由人’，因此我们应该好好地做工作，团结他。”

为此，陈延年亲自召集广东区委和中山大学党组织开会，专门研究“如何欢迎和团结”鲁迅先生的工作等具体问题。恽代英、邓中夏、李求实、毕磊等人都参加了会议。

陈延年认为“鲁迅是能够跟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他强调，“鲁迅过去是一贯面向真理，站在革命方面的”。 

图：鲁迅

会上陈延年特别指出，鲁迅到广州后，一定要尽快帮助鲁迅了解情况，了解当前的政治局势。首先是要求广州党组织做好鲁迅来时的欢迎工作，其次是确定专人做好鲁迅的日常思想工作，并要常常去求教鲁迅，按时将党组织的刊物送给鲁迅。

时任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书记徐彬如曾回忆说，他给鲁迅送过《人民周刊》《少年先锋》《做什么？》等刊物。《少年先锋》封面上印着列宁的画像和革命火炬给鲁迅很深的印象，在当天日记中，鲁迅写道：“徐文雅、毕磊、徐辅国来并赠《少年先锋》十二本。”

“我能见见陈延年么？”

有一天，鲁迅问徐彬如：“你们的负责人是不是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接着，鲁迅又说，“延年我是知道的，我见过他，也认识他，他很有出息。”

在交谈中，鲁迅多次称呼“延年“是他的“老仁侄”。陈延年闻讯非常高兴，尊称鲁迅为“父执”。

图：鲁迅

1927年3月，鲁迅见到时任中共广东区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毕磊时，试探地问毕磊，“我能见见陈延年么？”毕磊说，“我抓紧时间向陈延年同志汇报，此事一定能行，争取让你们早点会见。”

陈延年听后，在征求区委同志们的意见后，立即表示同意。之后不久的一天晚上，陈延年和鲁迅秘密进行了一次会面。

与共产党人更直接全面的接触，使鲁迅对共产党人有了直观且真切的认识，并迅速投入到对党事业的实际支持中来。

鲁迅由信仰“进化论”到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

不久，陈延年根据中央安排离开广州去武汉，临行前又特地召集毕磊等人开会，要求他们继续支持和帮助鲁迅。陈延年十分坚定地指出：越到环境不好的时候，鲁迅就越能站到我们这边来，“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事实的确如此，在南下广州前后，鲁迅逐步完成了由信仰“进化论”到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转化。

共产党人的引导，使鲁迅对广州的形势，尤其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有了愈来愈深切的认识。“四一二”“七一五”等反革命政变的连续发生，使鲁迅忍无可忍，认为“国民党把有为的青年推进了陷阱”，“打那以来，对于骗人做屠杀材料的国民党，我怎么也感到厌恶，总觉得可恨。他们杀了我的许多学生”。

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大肆屠杀，终于轰毁了鲁迅原先的认识与思路。鲁迅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

1927年9月底，鲁迅离开广州去上海，身边一直带着《少年先锋》等杂志，表达对共产党人的深情怀念。

毛泽东主席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图：鲁迅

鲁迅实现思想上的飞跃，正是从广州开始的。

虽然两位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曾是鲁迅的好友，但鲁迅与他们的交往基本集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且都定格在学术文化层面。他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是因为有陈延年等共产党人的坚持。鲁迅的根本性转变，是陈延年及其所领导的广东区委努力引导的结果，其中，陈延年起到了关键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