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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蕾:重温当年老帅们对国际局势的战略研判

作者:熊蕾   来源:红色文化网  

划时代的研究

——纪念陈毅元帅逝世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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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6日,是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的陈毅元帅逝世50周年。一个月之后的2月21日,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破冰之旅”的访华50周年。父亲熊向晖曾有评述:“打开中美关系是毛泽东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影响深远。这一决策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它的前奏是1969年在陈毅主持下,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

在即将迎来中美关系史上这个重大事件50周年之际,我根据父亲《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一文的记述,写成此文,纪念陈毅元帅逝世50周年。按父亲的习惯,我们称陈毅元帅为陈老总,或陈总。 

陈老总和毛主席在一起(网图)

根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的记载,让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最早是毛主席在1969年2月19日下午提出的。当时,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四位老帅也应邀参加。毛主席对他们几位老同志到工厂做调查研究表示肯定,说:要到下面去走一走,下去有好处,研究工业、农业、教育,老同志可以多带点人去。然后毛主席说:你们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但是这之后,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我边防部队针对苏联侵犯进行了自卫反击。接着在4月1日到24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大政治报告对国际形势的论述是,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宣传画(网图)

显然直到此时,四位老帅还没有开始对国际形势进行研究。因为在这一年的5月27日,陈总把父亲找去,让他协助四位老帅做这个研究。

陈总告诉父亲,九大之后,周总理问起过他们的研究。四位老帅很不理解:经毛主席审定的九大政治报告刚刚发表,其中对国际形势作了详细阐述,为什么还要他们研究?如果照抄照搬,算不上研究。如果提出某些不同看法,那又谈何容易?即使能够,会不会被认为是同九大政治报告唱反调?

总理对四位老帅说: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市”;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你们也不要因为我这样讲就去拼老命,要注意身体,量力而行。世界风云天天变,但是战略格局不是天天变,一个月讨论两三次就可以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参谋再转呈主席,但讨论的内容要保密。

这之后,四位老帅开了一次会。这也是陈老总告诉父亲的:我们四人带了各自的秘书开了一次会,我报告了总理,总理批评了我。总理说:为什么要带秘书?以后开会讨论,只限于你们四位,不许其他人参加。陈老总说,总理是担心我们四个人聚在一起,难保不放炮,传出去又要惹祸。我们的秘书不外传,晓得哪天再有风吹草动,别个派红卫兵把他们揪走,勒令他们揭发检举,不得下台。不让他们参加,免得他们遭灾。于是我对总理说:总理的批评、指示,我完全理解,非常感谢,坚决照办。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努力做好。只是我们四个人都上了年纪,有些事力不从心,请总理给我们派个帮手。总理“点将”,“点”了你。总理说:就让熊向晖协助,他还可以帮你们看些英文材料。我说:好,赞成,请总理马上下命令。总理让我直接同你谈。你看可以不可以?忙不忙得开?

父亲对陈老总说:我还没有分配工作,总理给了我向四位老帅学习的机会,我一定按照四位老帅的指示,全力以赴。但这两年多来我脱离外交实践,不了解外交内情,建议再请外交部派一位现职工作的同志参加,使静态材料和动态材料结合,对研究工作更有益处。

陈老总说:这个意见好,我就报告总理。 

1960年8月父亲随陈毅副总理访问阿富汗后在新疆乌鲁木齐合影(前排右三为熊向晖)

几天后,老总告诉父亲,总理让姬鹏飞同志从外交部司局长以上干部中推荐一位同志,要求政治历史清楚,熟悉国际情况,组织性纪律性较强,不是造反派。姬鹏飞推荐欧美司司长姚广,总理批准了。

1969年6月7日下午3时半,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开会,父亲和姚广列席。

陈老总的开场白非常有意思。

他指出一些研究的时弊:材料很多,有价值的不多。一些单位的调研报告,差不多都是上面怎么说,自己做注脚。这种“二路货”可以不看。要重视第一手材料。

他提出了他们的研究方法:对有用的材料要认真看、过细看。对这些材料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看法。开会的时候交换意见。

他讲到开会的形式:总理让我们每个月讨论两次到三次。地点就在武成殿,或者紫光阁。时间一般定在礼拜六,下午3点开始,讨论半天。每次开会之前,由我这个牵头的人打电话分别通知。我们这个会,就叫“国际形势座谈”,在沙发上“座”而谈之。我们四个老家伙,增加两位“壮丁”、“强劳力”。一位是熊向晖同志,他不再当驻英代办,总理让他专门协助我们,包括从英文书报里选择材料。另一位是姚广同志,他的工作比较忙,不一定每次都参加,他可以向我们通通情况,提供外交动态。开会的时候,每人清茶一杯,我请客,算是一点“物质刺激”,“刺激”大家踊跃发言。欢迎长篇大论,也欢迎三言两语。现在开不得“神仙会”,我们就来个“自由谈”。不拘体,不限韵,鸣放一通。可以插话,可以打断,可以质问,也可以反驳,讲错了允许收回。

陈老总特别提出了重点议题:“自由”不能漫无边际,国际形势千头万绪,什么都议也不行,鸡毛蒜皮可以不管。要抓重点,抓要害。现在北边苏修磨刀霍霍,会不会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南边美帝虎视耽耽,会不会把侵略越南的战火向中国烧?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我们要做出明确回答,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辞。

陈老总说,总理的指示很重要:第一,脑袋里不要有框框;第二,要密切注意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一次议不出名堂,就多议几次。由向晖同志做记录,议有所得,加以整理,再请大家复议。意见比较一致,上报总理。总理为我们把关。如果总理认为有可取之处,他会呈送主席参考。讨论的过程和内容要保密,这是总理规定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 

父亲与叶帅,1977年

6月7日到7月10日,四位老帅进行了6次共19小时的讨论。7月11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签署,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上送总理。

看当时公开的国际报道,给人的印象是: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九大报告也对美苏勾结看得很重: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陷于政治经济的危机,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他们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在反华、反共、反人民、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进行侵略战争方面,他们互相配合,狼狈为奸。在争夺原料、市场、附庸国、战略要地和势力范围方面,他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他们为了实现各自的野心,都在扩军备战。

四位老帅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美帝、苏修是国际资产阶级两种牌号的代表。一方面,它们均以中国为敌;另一方面,它们又互以对方为敌。美帝、苏修互相勾结和互相争夺,往往在反华的掩护下进行。并不因为它们的互相勾结而使它们的矛盾有所和缓。相反,它们的互相敌对更为剧烈了。

这真精辟的见解。所以父亲说: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四位老帅全面分析“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明确提出“苏修扩张是挤美帝的地盘”,“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从而勾画出刚刚形成并延续十余年的国际战略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

报告鲜明地指出:从目前情况看,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打中国,或纠集日本、印度等国一起打中国,现在都有困难。目前鼓吹单独或联合打中国,都有别的作用。实际上谁都知道中国不好欺侮,陷进去就出不来。美帝、苏修都要别人当出头鸟,自己在后面拣便宜。我们严阵以待,不论是单独来打,或联合来打,都一定使侵略者彻底垮台。

7月29日至9月16日,四位老帅对相继发生的重大新情况又进行了十次共29个半小时的讨论。

父亲与聂帅,1977年

老帅们在讨论中谈到:美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要利用中美矛盾,我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

美急于同我接触,我应保持高姿态,再憋它一个时候。第一三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原定1968年5月28日举行,由于美扩大侵越及美、越和谈,我借故三次延期。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可恢复华沙谈判。

四位老帅还反复研究,万一苏修对我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叶帅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陈总说: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参考。

四位老帅写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由陈总定稿,9月17日报送周总理。

报告中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苏修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它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我国的顾虑”。文中还列举其他“种种因素”,判定“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报告还提出:“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都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我们“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苏修要求举行边境会谈,我已表示同意;美帝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我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

徐帅(网图)

在这个报告定稿后,陈老总提出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陈老总对我父亲说:这个报告,主要是分析柯西金来华意图和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的问题,对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没有多讲,只从战略意义上点了一笔。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

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

陈老总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总理口头汇报。

后来,四位老帅疏散离京,中苏边界谈判开始,虽然苏方态度顽固,连“争议地区”也不承认,但正如四位老帅的判断,苏中战争并未发生,边界冲突也未继续,两国关系有所缓和。而尼克松则“急起直追”,他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导致了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视频截图)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尼克松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京,周总理同他会谈,总理让父亲作为他的助理参加。7月16日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父亲对叶帅说:实践证明,四位老帅1969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叶帅说:当时九大政治报告刚发表,主席指定我们研究国际形势,我们很不理解,总理作了指示,我们才明白主席的深意。我们共同提出了书面看法,陈总向总理口头汇报了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这些看法和设想事关重大。美国长期敌视中国,苏联又不断挑起边界冲突,国际斗争错综复杂,主席在慎重考虑、反复观察之后才作出决定,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可惜陈总患了癌症,大概看不到尼克松访华了。

父亲到301医院看望陈老总,他对中美关系终于打开感到兴奋。陈老总对父亲说:尼克松为了美国的利益,居然比我的设想更“不合常规”,这倒出我意外。陈老总还说:只有主席才会下这个决心,只有主席才敢于打美国这张战略牌。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记得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公布之后,我们在遥远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听了一系列关于国际形势的传达,那些观点非常新鲜。印象深刻的有:虽然美国在越南增兵不断,但是战略重点仍然没有东移。美苏既勾结,又争夺,争夺是主要的。它们争夺的重点是欧洲,焦点是中东。这和之前一直强调的美苏勾结联手反华,完全大相径庭。但是这些观点有扎实的事实为依据,逻辑性很强,非常令人信服。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些新鲜而说服力强的观点,都来自四位老帅的研究。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达北京,会见了毛主席,并同周总理会谈。2月27日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揭开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国际上也发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但是陈毅元帅已于1972年1月6日逝世了。相信对他所主持的国际形势研究导向如此的历史发展,陈老总一定会含笑九泉。

《人民日报》1991年8月27日刊载江泽民同志《在陈毅同志九十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中说:“在被迫离开领导工作岗位以后,他还向中央提出了恢复中美会谈,打开中美关系的建议,得到毛主席的重视。”

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究,想来应该是陈老总生前主持的最后一项研究了吧。不论从什么方面看,那都是划时代的研究,为所有的研究者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

(父亲原文见《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信出版社2019年)

(熊蕾,情报英雄熊向晖之女,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原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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