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彭德怀元帅的心中，记挂的永远是国家这个大“家”。为了节约开支，他宁可不修建急需居住的房子；出国访问，他不给自己和家里人买东西，却把省下的钱交还国家……事事处处，他考虑的都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身边的每一个人也都记住了他常说的话：“你们要把心计用在国家这个大‘家’上，眼睛不要老是盯着我这个小‘家’”……

你们要把心计用在国家这个大“家”上

“永福堂”坐落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东南角，一排造型相似的院落中间，是一座中国古旧的建筑。

彭德怀刚搬来时，这座房子由于长年日晒雨淋，没有及时维修，门窗和廊柱的油漆早已剥落，花花点点，不像个样子，尤其是办公室天棚的一角还漏雨，每逢下雨，地上总要湿上一大片。

管理部门的同志对此很是过意不去，几次提出要对房屋进行一次翻修和粉刷，但都被彭德怀拒绝了，他说：“哪里漏就补哪里，能住就行了！”并多次嘱咐工作人员：“你们要把心计用在国家这个大‘家’上，眼睛不要老是盯着我这个小‘家’，要把钱节约下来，先用在国家经济建设上。”

彭德怀一生有三次婚姻，第一次是青梅竹马的表妹瑞莲，第二次是刘坤模，第三次是浦安修，可都没留下子女。

彭德怀自己没有子女，却对被国民党杀害的最小的弟弟彭荣华的六个子女关怀备至，他把他们都当作自己的子女来抚养，一直关心着他们的成长。

1940年阴历九月初四的黎明，共产党员彭荣华的家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彭荣华在一阵枪击后英勇牺牲。彭德怀的二弟、共产党员彭金华随即被捕，受尽非人折磨，宁折不弯，最后也英勇就义。

没有了男人的家，顿时垮了下来。彭荣华的妻子一人拉扯六个孩子，日子的艰难可以想见。为了活下去，还是孩子的大女儿14岁就嫁了人，12岁的大儿子和10岁的二儿子都出外做工养活自己。

1950年，彭荣华12岁的小女儿彭玉兰作为烈士遗孤被组织接到北京，进华北小学上学。三年间，她连跳几级完成小学学业，考入了北京师大女附中，并随着从朝鲜战场回国的大伯彭德怀夫妇住进了中南海永福堂。

由于永福堂面积不大，除去彭总夫妇、彭玉兰的卧室和会客室外，其他房间不是供警卫员、秘书们使用，就是作为彭总的会议室，因此，玉兰的哥哥姐姐们都没能和彭总生活在一起。

盖房子也要“精打细算”

彭德怀有了这么多的侄子、侄女做伴，生活中增添了不少乐趣。但他们的到来也给彭德怀添了不少麻烦，首先就是他的住房显得十分拥挤。

他的侄子、侄女住校学习，节假日回来探望，晚上必须赶回学校去，因为家里没有他们的住处。小侄女彭玉兰改为走读后，彭德怀不得不把东厢房的会议室从北头隔出一小间来给她住，尽管很不方便，但总算有了一个安身之处。后来，左权的女儿左太北也来了，住房就更加困难。彭德怀和夫人浦安修非常发愁。经过反复斟酌，夫妻俩决定在西厢房靠南头的院门处加盖一两间房。

经彭德怀同意，由秘书孟云增出面和有关部门商量盖房一事。经过精打细算，共需材料费一千余元。彭德怀一听，认为花钱不能大手大脚。盖房子的事就这么“吹”了。

房子不盖，住房的困难还是没有解决。过了几天，彭德怀碰上东八所那边拆旧房，经过大家商量，一致认为用些拆下的砖头和木料做旧房，能节约不少钱。彭德怀同意了这个办法。就这样，几经周折，最后盖起了总共只有20多平方米的比老房矮半截的两间小平房。

不给家人买东西，却舍得为老战友花钱

彭德怀一向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在中南海居住期间，他没有单独起伙，一直和刘少奇、朱德、杨尚昆等领导人在一个食堂就餐。有时打饭回家吃，剩下点饭菜，还嘱咐工作人员给他留着，下顿热热再吃。他穿的内衣，经常缝补，很少买新的。平时上班穿的是军常服，下班后换上便服和布鞋。只有参加外事活动时，才穿上礼服和皮鞋，回来后马上脱下来保存好，为的是延长其使用寿命，为公家节约开支。

由于省吃俭用，彭德怀每月的生活费开支只占他薪金的1/4，其余的不是存入银行，支援国家建设，就是用于接济别人。他除了供养几个烈士子女和侄子、侄女外，还经常救济烈士的遗属、战友、同事和其他亲戚。

据工作人员不完全统计，仅是1955年2月至9月，彭德怀就先后给袁淑、彭鹏、周嗣琴、肖绍梅、李桂生、彭佩兰等人汇过款。还有一回，他家乡的生产队修建楠木冲新塘缺少资金，彭德怀一次就寄去了200元。1954年国家发行公债时，他将平时积蓄和当月的薪金共一千余元全部买了公债，还专门交代工作人员说：“不要领利息，帮助国家搞建设嘛。”

1955年部队实行薪金制后，凡是在学校上学的军队干部子女，改为由父母供给，但烈士子女除外。一直生活在彭德怀身边的彭钢，按规定应享受烈士子女待遇，但彭德怀却坚持不要国家供给，由自己负担。那些年，只要遇上能为国家减少开支的事，彭德怀总是乐于去做，从不“弃权”。

彭德怀常说，过去我们节约每一个铜板是为了支援革命战争，现在我们节约每一分钱是为了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平时，他处处精打细算，注意节约，从不乱花一分钱，出国时也不例外。

1957年，彭德怀出国访问前，有关部门按规定给他发来了服装费。他除了做了必需的便服外，把剩余的钱全部退了回去。还有一次要出国，秘书建议他多做两件衣服，他狠狠地瞪了秘书一眼，说：“不花自己的钱，你们就是不知道心疼！”

每次公务出国，国家都会发给代表团成员一点儿外币，作为零用钱。1957年11月，彭德怀参加毛泽东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出国访问时，他既是政府代表团团员，又是军事代表团团长，发的零用钱比一般人要多点儿。从国外回国前，大家都用外币买了些纪念品和生活用品。

秘书去请示彭德怀需要买点什么东西。彭德怀想了想说：“黄克诚同志的眼睛不太好，看报困难，要听广播，外出时也需要带个收音机，这里有一种直、交电流两用的小收音机，就给他买一个吧！”“远芳(注：任弼时同志的女儿)需要一套计算用具，给她买一套。其他上学的孩子，每人买一支三用铅笔也就可以了。”买这些东西，根本用不了几个钱，彭德怀把剩下的外币，都交给了大使馆。

彭德怀最心爱的四样东西

彭德怀在中南海居住时，有一个小保险柜，里面放着四样他最心爱的东西：一支左轮手枪，一枚红星奖章，八块银圆，还有一包历史资料。有一次，警卫部门登记个人保存的枪支时，孟云增将保险柜打开，彭德怀见物生情，给他讲述了这几样东西的来历：

左轮手枪是抗日时期的纪念品。红星奖章是在中央苏区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授予他的。他掂了掂那八块银圆说：“这是在井冈山的时候，分给我的伙食费。那时候官兵一样，长官和士兵分得一般多。”

他稍停了一下，说：“别小看这几块钱，这是红军官兵平等的标志，历史的见证。”接着，他告诉秘书，他原先一共攒了十块，红军到达陕北时，为了庆祝胜利，花掉了两块，所以只剩下现在这八块了。

那包材料，里面是彭德怀的笔记本和一些油印的战斗经验总结，其中有一份《中国革命战争问题》，是他1941年10月13日、14日在北方局党校的讲课提纲，他一直小心翼翼地用红布裹着。

彭德怀对于这四样东西，视如珍宝，从来不让人动，工作调动时，总是带在身旁，精心保存。但又有谁能够想到，这就是他的全部“家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