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36年5月，伪满洲国报纸《满洲日日新闻》出现了这样的文字：“骑上白马的红衣美女失掉丈夫投身于反满抗日运动，为了工作，狂奔于密林……”文章中说的这位“骑上白马的红衣美女”，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

日伪统治区里组织大罢工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字淑宁，1905年10月25日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县一个地主家庭。出生时，赵一曼有一个长兄，五个姐姐，后来又有了一个弟弟。10岁的时候，母亲要给她裹小脚，赵一曼拒不接受这样的摧残，她用绝食的方法同母亲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得以有一双后来在抗日斗争中踏遍白山黑水的“天足”。

当时的中国大地，革命风潮席卷大地。长兄长嫂害怕赵一曼接触革命，不让她到宜宾县城读书，连革命的书籍都不让她读。没想到，赵一曼竟然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被兄嫂剥夺了求学权利的我》，产生了不小的社会轰动。发表这篇文章的报纸，一份是向警予主办的《妇女周报》，一份是邓颖超主办的《女星》。

赵一曼有个大姐夫，叫郑佑之，是个有着民主意识和革命思想的进步文人，后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重庆被捕，英勇就义。正是他，对赵一曼的人生产生过重大影响。1923年，18岁的赵一曼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即后来的共青团。1926年，21岁的赵一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党组织送赵一曼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赵一曼与一个叫陈达邦的青年革命者相爱并结婚，而且很快有了一个男孩。赵一曼为这个男孩儿取名“宁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派出一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领导抗日，赵一曼就是其中之一。赵一曼来到哈尔滨，与一个化名老曹的地下党员假扮夫妻，在哈尔滨市南岗区马家沟附近租了一套俄式住房，以此为据点，开展地下活动。

1933年4月2日，哈尔滨日伪警备司令部宪兵王文昌坐电车不买票，与售票员张鸿渔发生了争执。王文昌倚仗日本人的势力，先是对张鸿渔破口大骂，拳打脚踢，后又把张鸿渔拉下车，强行带到日伪警备司令部宪兵队继续殴打，直打得张鸿渔遍体鳞伤，奄奄一息。

得知情况后，赵一曼指示电业局地下党支部，立即组织电车工人开展大罢工。哈尔滨是一个有着重要地理位置和重大国际影响的城市，因而，日伪当局非常害怕哈尔滨发生动乱，几经交涉之后，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

4月5日，罢工取得了全面胜利，工人正式复工。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及时报道了罢工斗争的全过程，并发表了重要评论文章，称“这一斗争包含着非常重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洲国的政治意义。”

揭露日军活体细菌实验第一人

1934年春天，党组织派赵一曼赴珠河县，即今天的尚志市，领导游击队开展抗日斗争。她的职务是中共珠河县委委员、县委特派员、妇女会负责人。

此前的1933年秋天，日本人在五常境内背荫河附近建了一座工厂。1934年秋天，赵一曼带着几个游击队员在这座工厂附近侦察敌情，遇到了十几个被日本兵追杀的中国人。救出他们后，他们告诉赵一曼，他们是背荫河附近的农民，被日本人抓进了那座工厂，起初他们以为日本人抓他们是要让他们当劳工，但不知为什么，日本人天天抽他们身上的血，就更加害怕了，那天，他们找准机会，冷不防用喝水的瓶子打晕日本看守，逃出了工厂。赵一曼脑海里即刻闪过一个问题：日本人是不是在搞活体细菌实验?

赵一曼马上向党组织汇报了这一重要情况。组织决定，派人进一步侦察这座工厂。1936年，我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向共产国际打了一份《关于满洲情形的报告》，揭开了日本人违反国际公约、秘密进行活体细菌实验的黑幕。东北烈士纪念馆有关文献称：赵一曼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营救日军活体实验受害者的人，也是第一个向世界揭开日军这一暴行的人。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成立后，党组织派赵一曼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担任政委，与团长王惠同共同领导二团的抗日斗争。

1935年11月14日，二团奉命向延寿县一带进发，与三团主力汇合，中途到了一个叫左撇子沟的地方，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安顿下来。没想到的是，当夜，一个叫朱景才的村民溜出村子，向日伪当局告了密。

11月15日清晨，由300多名日本军人和伪满警察组成的敌军队伍悄悄摸到左撇子沟，将我军团团包围。当时，二团只有50名官兵。突围战斗中，团长王惠同被俘，后被日伪当局杀害，全团都被敌人打散，赵一曼左手负伤，与几名战士一起转移到荒郊野外一间窝棚里，在窝棚里一连躲了好多天。

一天，一个中国农民进山打柴，远远望见荒野上升起一缕炊烟，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日伪特务米振山，米振山马上向日本人做了报告。11月22日，日军指挥官远间重太郎带着30多个日伪军悄悄包围了小窝棚。赵一曼发觉后，下令突围，双方发生激战，一名战士当场牺牲，赵一曼身中数弹，最终被俘。

被俘后死里逃生

被俘后，日军把赵一曼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一边对其严密监视，一边使其得到治疗。负责赵一曼的主治医生叫张柏岩，是一位爱国志士。他发现赵一曼身上有三处枪伤，一处在左手的手腕上，一处在大腿根部，一处在膝盖，后两处是重伤。张柏岩建议做截肢手术，但赵一曼坚决不同意，她说：“那样的话我就是一个废人了，与其无用而生，不如有用而死。”

在负责看守赵一曼的警员中，有一个叫董宪勋的，对赵一曼很敬重。赵一曼觉得这个人可以争取，便每天都在包药的小纸片上写些文字，悄悄塞给董宪勋。这些文字记录的是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以及我抗日武装的英勇斗争。

就在董宪勋为赵一曼的作品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时候，敌人又把一个名叫韩勇义17岁的见习护士送到了赵一曼身边。他也被赵一曼所影响，决定和董宪勋一起救出赵一曼，并同赵一曼一道，走上抗日救国之路。

1936年6月28日，晚9点左右，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按事先计划，董宪勋和韩勇义，加上一个叫董广政的年轻人，此人是董宪勋的堂侄，三个人一起，悄悄把赵一曼背出医院后门，送上一辆事先雇好的轿车。轿车行驶了一段路途之后，赵一曼又换乘他们事先雇来的一顶小轿。

五个雇来的轿夫冒着风雨，踏着泥泞，由董宪勋引路，天亮时把赵一曼抬到了董宪勋的叔叔董元策老汉的家里。6月29日晚，董元策请来一个叫魏玉恒的老友，驾上一辆双轮大马车，拉着赵一曼、董宪勋、韩勇义、董广政四个人，连夜向抗日游击区进发。

逃出虎穴，又陷囹圄

1936年6月29日清晨，得知赵一曼失踪，日伪军警立即开始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他们知道赵一曼腿有重伤，不能行走，只能坐车，所以先从车辆开始排查，终于找到了那位轿车司机。

司机是个白俄，承认有人雇他从医院里拉过一个女病人，其余一概不知。敌人顺藤摸瓜，通过这个白俄司机找到了那五个轿夫，最终判断出赵一曼逃跑的方向。

6月30日清晨，赵一曼等人正坐在行进的马车上说说笑笑，突然听到背后传来马蹄声，回头一看，敌人的大队人马正追杀而来。董宪勋马上拔出手枪，推弹上膛。赵一曼一把按住董宪勋的手：“不行，不能硬拼。”

她又说：“记住，你们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宪勋，勇义，你们俩就说是逃婚，跟我一起跑是我用钱收买的，是我把你们骗出来的。魏大伯，还有董广政，你们更是什么也不知道，是我花钱雇你们出的车。一定要照我说的做，一定！”

说话间，敌人已经追到了近前，几个日伪军警骑着高头大马，枪口早已对准了赵一曼。赵一曼要求敌人放了董宪勋和韩勇义，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敌人没有同意。

赵一曼、董宪勋、韩勇义被带到哈尔滨市警务厅，隔离审讯。董宪勋受酷刑而死，韩勇义被交由伪南岗法院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4个月。

赵一曼被关押在哈尔滨伪警察厅，日本高级特务林宽重亲自主持对她的审讯。各种酷刑用尽，赵一曼依然拒绝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日伪滨江省警事厅厅长涩谷三郎决定处死赵一曼。

一个共产党员，就这样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献出了生命，牺牲时，年仅31岁。

(本文原载公众号“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