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
——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陈 晋 胡松涛
毛泽东十分善于用民族的言语、民间的老话，讲述革命道理，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一个例子。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来是一句老话。《书·盘庚上》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后汉书》中有“涓流虽寡，浸成江河;爝火虽微，卒能燎野”的话。明人张居正在《答云南巡抚何莱山论夷情》中说：“究观近年之事，皆起于不才武职，贪黩有司，及四方无籍奸徒窜入其中者，激而构煽之。星星之火，遂成燎原。”清代严有禧的《漱华随笔·贺相国》中说：“天下事皆起于微，成于慎。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蚁穴溃堤。”《西游记》中也有“星星之火，能烧万顷之田”的话。毛泽东活用这些话语，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为他文章的题目。
先看一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经过。
1927年，国民党“翻脸”，血腥“清共”。革命被包围，革命被袭击。多少尸首多少血!毛泽东痛心地说：共产党“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局性的失败。失败的后果是：大批中共党员和党的支持者被处决，近6万党员只剩下1万多人;共产党“非法”，共产党员和党的支持者、同情者成为罪人，与“共匪”沾边者，意味着进监狱和脑袋搬家;中国共产党人“无走路之权”，被迫转入“地下”，开展秘密工作。
毛泽东说：“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汉时还是个白面书生。”他还说：“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是没有准备打仗的。……他们用恐怖的杀人办法，逼得我和许多同志向敌人学习，蒋介石可以拿枪杀伤我们，我们也可以拿枪杀伤他们。”他又说：“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
“白面书生”毛泽东学习“绿林好汉”，拉起队伍，上井冈山，当了“土匪”，造成武装割据，开辟出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这在中共乃至全世界共产党中没有先例。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
上井冈山，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关节。要紧!要紧!
△张耀来油画作品《星火燎原——向赣南闽西进军》
井冈山，坐落于江西省西南部，是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万洋山的一个支脉，当地人土话叫“井江山”。毛泽东把红旗插上“井江山”，把这里叫作“井冈山”。不久“井江山”这个本名被人遗忘了，“井冈山”名扬天下。
井冈山山深谷穷，土地贫瘠。红军的基本经济来源是“打土豪”，得来的钱财不能满足将士起码的供给。进入寒冬，士兵没有棉衣，还穿着单衣，吃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部队四面受敌，一度出现“山上粮食万难，款子万难，伤兵医药万难”的局面。毛泽东用“万难”这个词，说明红军吃饭、穿衣、就医的困难之多之大。在“万难”的困境中，在敌人的“围剿”中，1929年初，毛泽东和朱德只好率领红四军主力下山另辟天地。
离开井冈山的日子很不好过。走一路打一路，备尝艰险。同时，红四军内部又发生了分歧：党的各级组织在红军队伍里到底是该多管事还是少管事?我们是像古代“流寇”那样走州过府，还是要下决心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红军官兵绝大多数出身农民，他们有的虽然在组织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在思想上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许多人对红四军的前途感到茫然。
恰好此时，远在上海的党中央于1929年2月给毛泽东、朱德写信，信中要求毛泽东等将根据地的红军武装分散成小部队隐蔽起来，以避免目标集中被敌人消灭，同时提出要毛泽东和朱德脱离部队到中央工作。4月5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央复信说，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并依据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强调了坚持农村斗争的重要性。
红四军内部也有人对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前途存有悲观看法，缺乏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深刻观念，主张以四处流动游击去发动群众，扩大政治影响。他们把革命力量看小了(革命力量的确比较小)，把反革命的力量看大了(反革命力量的确比较大)，思想迷茫起来，信心动摇起来，甚至有个别人发出一个悲观的提问：“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刚刚开完古田会议，1930年新年伊始，毛泽东收到一封贺年信，信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的。贺子珍看见毛泽东接到信，高兴地拆看，看着看着，眉头皱起来，越皱越紧。贺子珍拿过信一看，林彪在信中说了几句贺年话，话题一转，写了更多的不是贺年的话。他诉说了部队中弥漫着一种对革命前途的悲观情绪，诉说自己心中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林彪把他和战友们对革命前途的困惑，向他最敬仰的毛泽东倾诉，其中弥漫着与节日气氛不协调的悲观情绪。
放下林彪的来信，毛泽东凝视天空，一只苍鹰在云端盘旋。
林彪的信，反映了党和红军内部普遍存在的消极情绪：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当前的形势?大革命失败了，还有没有复兴的希望呢?革命处在低潮，高潮还会不会到来，尤其是会不会很快到来呢?这些问题，既关系到能否具备坚持革命的信心，也关系到能否采取坚持革命的正确行动。
林彪的来信，引起毛泽东的深思：“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1月5日那天，毛泽东坐下来给林彪写回信。天冷，房间里没有木炭烤火。毛泽东不时站起来跺跺麻木的脚，搓搓手，心里却充满着激情。信从早晨写到暮色苍茫，写了七八千字。
面对党内和红军中的悲观情绪，毛泽东没有就事论事地只限于批评，而是从大处落笔，对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作了对比分析，论述了革命力量的性质及其发展的必然性，对反革命力量的实质作了剖析。
正确地分析现时的客观形势，首先必须解决观察和分析形势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提供了一个科学分析问题的方法，他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毛泽东认为，如果只就当前的表面现象看问题，那么革命形势严重：许多地方的起义被镇压，党的队伍被打散，小块红色政权陷入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形势的确不能乐观，革命的前途看起来也渺茫得很。但是，这种观察只是一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问题的实质在于，革命是各种社会矛盾极度紧张和尖锐化的产物，所以毛泽东指出：“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
毛泽东分析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一方面，革命的力量大为削弱;另一方面，“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国民党政权的建立，并没有消除帝国主义势力、封建军阀、地主阶级同中国人民的矛盾;由于它“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这些矛盾更趋激化了。这就是说，引发革命的原因仍然存在，反革命统治的长期稳定是不可能的。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不可能彻底扑灭革命的火焰，而只能使得一切改良主义的幻想归于破灭，使得群众只有走重新奋起革命这一条路。毛泽东说，认识了以上这些情况，“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
当时的党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以“城市中心”思想来指导和部署全党工作，没有把广大农村作为主战场。毛泽东则强调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明确地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他在揭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征之后，又指明了武装斗争应首先主要在农村进行、党的工作应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他重申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主张，系统论述了“以乡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告诉革命同志：反动势力虽然很强大，但革命力量也必然会发展起来，革命前途是光明的。
毛泽东确信：“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
毛泽东认定：“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毛泽东写信时，贺子珍快要分娩了。或许从贺子珍身上受到启发，他以诗一般的语言描绘革命的光明前景：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文学化的语言，表达了毛泽东坚信革命必胜、道路必通的乐观主义精神。航船、朝日、婴儿三个形象，都是拥有未来的美好事物，足以引起革命者热切期待的心情。毛泽东的预见，使人们在失望中看到希望，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迷茫中看到方向，在失败中看到胜利。
毛泽东的这封信从理论上解决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理论，在毛泽东后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得到充实和完善。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的。
1944年，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时，曾经对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思想形成的过程及意义作了论述。他说：“在‘六大’那时候，关于要重视乡村工作、在农村里搞武装割据的重要与可能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认识到了，而‘六大’则没有认识。……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这是史无前例的”。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回顾了当年井冈山的艰苦岁月：“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在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起红色政权，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井冈山的斗争，指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新方向。当时有人提出井冈山的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疑问，我们以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坚持了井冈山的斗争。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胜利，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
毛泽东给林彪回信，阐明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自有其细致而缜密的考量。林彪当时是毛泽东的爱将，通过给林彪回信，进而把这封信公开印发给全军，足以教育红四军所有党员和广大指战员。毛泽东在信中直抒胸臆讲革命道理，但是用词非常委婉。特别是，他在批评林彪的同时，还出于对林彪的爱护，讲了许多比较婉转的话，这些话语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删掉了，我们不妨从老版本中抄来一看。
毛泽东在这封信的一开头写道：
林彪同志：
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
我要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
毛泽东在这封信的最后写道：
我要对你说的话大致已经说完了。扯开了话匣，说得未免太多。但我觉得我们的讨论问题是有益的，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果然正确地解决了，影响到红军的行动实在不小，所以我很高兴地写了这一篇。
……我说你欲用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不是说你有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你显然没有此二者，因为二者完全没有争取群众的观念，你则是主张“放手争取群众”的，你不但主张，而且是在实际做的。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完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目的就在这一点。
我的不对的地方，请你指正。
口气足够婉转，照顾到林彪的感受，并且特意把林彪的悲观思想与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进行了区别。
毛泽东给林彪这封信在革命历史中的意义十分重大。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亲自主持编印《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收录了这封信，作为整风文献供干部学习。1942年中央军委编印的《军事文献》、194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两条路线》、194 4年中共中央北方局编印的《抗战以前选集》、1945年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编印的《党的路线问题选集》、1947年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续编》等，都收录了这封信。
1947年秋天，中共中央东北局准备编印毛泽东著作，计划收入毛泽东给林彪的这封信。林彪得知这一情况，1948年2月12日致电中共中央宣传部，首先表示这封信的内容有很大的宣传教育意义，同意向党内外公布，但“为不致在群众中引起误会起见，我认为只公布信的全文，而不必公布我的姓名”。这封电报呈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做出两点指示：一是这封信不要出版;二是请陆定一、胡乔木负责将这部选集中的书稿全部审阅一次，将不适宜公开发表的及不妥当的地方标出，并提出意见，待修过后再出版。1948年东北书店和晋察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没有收入这封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由于给林彪的这封信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实在重要，因此入选《毛泽东选集》。考虑到林彪的感受，防止造成误解，毛泽东提笔把这封信的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且把涉及林彪的文字都删掉了。应该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题目更为概括和响亮，既彰显了文章的观点主张，又使标题醒目，还照顾到了林彪的面子，改得巧妙。
林彪仍是放心不下。1969年9月，林彪已成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作为毛泽东法定接班人被写进九大的党章，他在重游井冈山时，想起当年毛泽东给他的信，请人捉刀写了《西江月·重上井冈山》，送呈毛泽东。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艰难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显然是在掩饰林彪曾经有过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据说，毛泽东看到这首词后，用红铅笔在“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的下面重重地画上了两条粗杠，并打了一个问号，说道：“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
毛泽东发现农民，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意义彰显;毛泽东厘定阶级，中国革命中的敌友及同盟军位置分明;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革命拥有了坚强的力量;毛泽东力主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的道路变得清晰。于是乎，毛泽东点燃的星星之火，形成思想之火，形成精神火炬，形成熊熊燃烧的燎原大火，照亮了黑暗的中华大地，焚毁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世界……
(本文原载《湘潮》2026年第1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