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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主席责备章含之“共产党并不要你盲目地六亲不认啊”谈起

作者:斯夫 张树成   来源:党史博览  

毛泽东缘何屡谈“苏报案”

斯夫 张树成

《革命军》作者邹容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发给与会者每人一本由他亲自编辑的书——《苏报案》。此书为16开本,共编入4篇文章: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附录〕:张篁溪所作的《苏报案实录》、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资料表明,毛泽东在1958年至1963年的五年之中,曾四次阅读《革命军》。毛泽东还在《革命军》一书邹容肖像旁题诗曰:

邹容吾小友(弟),被发下瀛洲。

快刀剪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当(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这首诗本是章太炎在狱中赠邹容的,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也曾引了此诗。但值得注意的是,此诗与原诗比,毛泽东改了两个字:一是将“小弟”写成“小友”,二是将“须”字写作“当”字。邹容比毛泽东大8岁,因此,毛泽东称邹容为“小友”。

由这件事,不禁使人想起了当年的“苏报案”以及章士钊,特别是毛泽东对章士钊和他的《苏报》所作的极高评价……

章士钊与“苏报案”

1902年春,章士钊到南京投考陆师学堂学习军事。在这里,章士钊是陆师品学兼优的学生领袖。章士钊一边上学,一边进行军事操练,准备将来为国效力。1903年4月初,章士钊来到上海。由于章士钊曾是陆师的优等生,所以在爱国学社中,被聘为军事教习。在爱国学社,章士钊与章太炎、邹容、张继成了莫逆之交,结为兄弟,“要以光复汉族为事”。章士钊除组织指挥操练、参加学习外,还经常写一些杂评向《苏报》撰稿,鼓吹革命。

1903年5月,《苏报》负责人陈范聘请22岁的章士钊任《苏报》主笔。这正合章士钊的心意。在当时,章士钊与章太炎、邹容等已认识到“革命非公开倡言不为功”,正深苦上海言论界沉寂,革命志士只有秘密宣传品而无公开的言论机关,渴望有一个形势已成之言论机关以供“怒意发挥”,以振奋人心,推进革命事业。

由于有了进攻的阵地,章士钊一就任,便大刀阔斧地改革《苏报》。遂“不惜以身家性命与其发纵指示之传达机构,并为爆炸性之一击”。上任伊始,就以“第一排满,第二排康”为宗旨,并对报纸进行大胆的改革。《苏报》一改革,就发表了章太炎许多宣传革命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的精彩部分,即骂光绪皇帝的一大段文字,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名刊载出来。在封建专制时代,皇帝至高无上,名字尚不可提及,哪能指骂,但章太炎则根本不管这些,文章中一声声“载湉小丑”。举国上下,为之震动。

6月,《苏报》连续刊载文章公开向读者介绍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为之作序)。此后,《苏报》又发表了章士钊的《读〈革命军〉》、章太炎的《介绍〈革命军〉》等文章。章士钊赞誉《革命军》是“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章太炎主张将此书“普及四万万人”。除了《读〈革命军〉》外,章士钊还写了《释仇满》《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杀人主义》等颇富战斗性的论说。

由于《苏报》大张旗鼓地进行革命宣传,这就引起清政府的极大恐慌。清政府视《苏报》为眼中钉、肉中刺。清政府欲通过帝国主义租界当局逮捕章太炎、邹容等人。章士钊事先得到消息,得以逃脱。章太炎拒绝出逃,6月30日,章太炎在爱国学社被捕。7月1日,邹容原本由张继藏于虹口一位西方传教士家中,听说章太炎被捕,即到租界巡捕房自动投案。7日,《苏报》被查封。清政府要求引渡章、邹两人到南京,以便置之于死地。但因各方强烈反对,拖延到1904年5月21日,由租界会审判决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监禁2年。可是邹容在监禁期满前两个多月,竟“因病”死于狱中。章太炎到1906年方才出狱。这便是近代史上有名的“苏报案”。

毛泽东听着章士钊的女儿谈及父亲的历史,摇头制止了她

建国后,毛泽东曾请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担任自己的英语老师。在学习英语的间隙,毛泽东多次向章含之提到对章士钊的评价。那时,每次读完英语,毛泽东都要章含之和他以及护士长吴旭君一起吃晚饭。有一次在等待开饭前,毛泽东问章含之:“你对你那位老人家怎么看啊?”章含之不假思索地说:“他是代表旧的剥削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我是共产党员,对他既是父亲,更是统战对象。”毛泽东认真地望着章问道:“你什么时候加入党的?”

章含之回答:“1957年1月。”毛泽东很严肃地对章说:“你既然是个党员,你要懂得怎样对待行老(章士钊字行严)。你加入了共产党,我高兴,挖了你父亲的墙角,不过这是指的思想。他的后代也跟共产党走了,其实行老也高兴,他知道你跟共产党走有出息。但是你要了解行老才能团结他。你是你们家里唯一的共产党员,是党代表哩!你如果不正确对待行老,他会对共产党有意见,认为是我们把他的女儿拉走了。”

毛泽东又考问章含之:“你说行老是剥削阶级,你有什么根据?”于是,章含之列举了鲁迅文章中对父亲的指责,章含之说父亲当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镇压过学生运动,所以鲁迅骂他。后来同蒋介石关系也不错,1949年他是代表国民党来同共产党谈判的。

毛泽东听着章含之讲述章士钊的历史,摇头制止了她,问道:“你只知道行老做的错事,有些还不见得是错的,譬如他参加国共和谈。我先问你,你知道多少行老的革命事迹,知道多少他做过的好事?”章含之回答不上来。毛泽东很不满意地说:“对一个人要看他全面的一生,更何况对自己的父亲。共产党并不要你盲目地六亲不认啊!你要正确认识行老。他的一生很不简单。我今天只问你一件事,你知道行老年轻时《苏报》一案是怎么回事?”

“你知不知道他青年时代反对满清王朝的历史?他很激进呢!你知不知道‘苏报案’?”毛泽东严肃地说,“行老一生做得好事很多。他当然不是唯物主义者,我在成为共产党之前也不是嘛,我曾经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后才相信共产主义。你父亲历史上做过几件错事,那是很早的事。但是,他为《苏报》流亡日本,和孙中山一起推翻清王朝,这些都是革命的,你作为小辈应该知道。”

见章含之惭愧地低头不语,毛泽东又说:“你参加共产党,我高兴,这是好事。不过行老自己也高兴嘛,他很为你骄傲,可见得行老相信共产党,把女儿交给共产党他放心。”

毛泽东与章士钊

对章士钊在“苏报案”这一时期的评价,毛泽东曾对章含之说:“行老青年时代是个反对满清的激进革命派呢。我们谁都不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者。他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毛泽东说章士钊因《苏报》一案报纸遭清廷查封,后来流亡日本。毛泽东问章含之:“难道那时的行老不是革命派吗?”

毛泽东在思考如何使中国快速富强,迅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

那么,建国后近10年了,毛泽东为什么又多次重提“苏报案”呢?其用意是什么呢?特别是在1958年“大跃进”那样特殊的时期,毛泽东号召人们重读邹容的《革命军》,又有什么深远的含义呢?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到日本时只有17岁,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20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氵恬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

当新中国到了1955年和1956年的时候,“大跃进”的序幕已经拉开:1955年春天,全国的初级社由1951年的300多个发展到67万个。全国形势发展之快,贫苦的劳动人民的干劲之高,令毛泽东无比高兴。为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开始研读农业合作化的材料,并亲自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104条按语。

对于那些唱反调的人,毛泽东曾说:“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6.3%,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然而,就在一年前,1955年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还批评了“小脚女人”。同时,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说道:“这是可能的嘛!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完全可能的嘛!苏联是在1920年结束国内战争的,从1921年到1937年,共有17年时间完成了农业合作化。”中国在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运动迅速发展。到1956年底,全国90%的私营工业户,82.2%的私营商业户,都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

然而,就在1956年6月,波兰的波兹南发生了罢工、游行和骚乱。紧接着,10月至11月,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地,发生了更大规模的罢工、游行和骚乱。这两起事件即所谓的“波匈事件”,这使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不安。在中国,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提出后,思想更为活跃。这一切,对于刚刚执政七年的中国共产党,应当说是非常严峻的。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讲话。3月12日,毛泽东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4月27日,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参加世界共产党首脑会议,同时参加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出国。同1949年相比,中国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六亿人的温饱初步解决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了,钢产量从解放前的几十万吨,提高到530万吨……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多次讲道: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然而,毛泽东又是忧郁的。当他到苏联访问之际,适逢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之时。苏联的成就对于毛泽东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无疑是个巨大的鼓舞,但同时,对于毛泽东那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又不可不说是鞭策乃至刺激。

半个世纪前,邹容不是向全体国人疾呼:“我于是沿着万里长城,登上昆仑之顶,行进于长江之畔,追溯至黄河之源,竖起独立的旗帜,敲响自由的洪钟,呼唤苍天,吁求大地,喊破了嗓子,撕裂了喉咙,以凄切的哭泣站在我的同胞面前说:‘啊,我们中国今天再也不可以不革命了!’”“亲爱的祖国,你不要自暴!你不要自弃!你的土地,占亚洲三分之二,你的同胞,有地球五分之一……你完全有资格率领四万万同胞为国请命,抛头颅,暴肝脑,与满清战斗到底!再扫荡外国侵略者!从此,祖国,你历史的污点可以洗刷,你祖国的名誉可以飞扬,你的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为你出现了!数千年的睡狮醒了!”

毛泽东提倡要学习那时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要有生气

毛泽东通过《革命军》及“苏报案”,以及阅读大量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主办的报刊后,认为那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最有生气,很活跃,有朝气。

这个观点,毛泽东不止谈过一次。在1958年3月22日成都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也谈到几位旧民主主义革命家的文章特点: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满为目的。康有为也如此,刘光汉(师培)成名时不过20岁,死时才30岁。梁启超青年时代也是所向披靡。

在这次成都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曾说过:“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没有精神准备,当然不敢讲话。”

1958年3月30日,也就在开完成都工作会议后,毛泽东乘船去武汉。快过西陵峡时,毛泽东在与吴冷西、田家英的一次谈话中,详细阐述了邹容的《革命军》及“苏报案”的一些情况。

毛泽东强调说,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当警察拿着黑名单来抓人时,章太炎挺身而出,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待知道自己称之为老师的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师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病死狱中,当时才20岁。

毛泽东盛赞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骨气,他说: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用浅近通俗的文言文写成。《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邹容英年早逝。章太炎活了60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其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虽然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史,以国学家著称。鲁迅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

毛泽东还说到了章士钊:至于章士钊,这位老先生是我的同乡,湖南长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他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洲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奥、怪僻,也较梁启超严谨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反动而不反共”。

同年4月8日,毛泽东在武昌又同田家英、吴冷西谈到:章太炎曾一度应张之洞之请到武昌办报,但因同张的观点不同,不肯就任主笔,终于离开。像章太炎这样激进的革命派,开始也并未同成了保皇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分清营垒,而是同他们一起办报。章太炎就曾给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清议报》写文章,共同主张维新,后来才分道扬镳的。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说:我国辛亥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数量还很小,还没有自己的政党。那次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没有其他阶级、其他政党站在他们的前面,来同他们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那个时候,他们最有生气。他们所办的《民报》《苏报》《大江报》,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几次谈到并称赞近代资产阶级的宣传文章和报刊,主要是为了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写文章办报刊要有朝气,要有勇气,要有胆识,还要有牺牲精神。邹容、章太炎等莫不如此。二是说明舆论工具的重要。

租界会审“苏报案”

对此,毛泽东在1958年4月8日同吴冷西、田家英的谈话中,讲得很明确:在近代史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需要自己的舆论工具,都热心于办报。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是这样,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是这样。

毛泽东想用“五不怕”,通过“反右”斗争,唤起人们对“大跃进”的热情

毛泽东在1958年的成都工作会议上把《苏报案》一书发给与会同志,同即将到来的“大跃进”局面是密切相关的。

1956年以来,社会主义阵营处在风云变幻之中,斯大林去世刚三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就来了个秘密报告。紧接着,波兰、匈牙利发生乱子,从1956年底到1957年初,毛泽东几乎天天在颐年堂主持政治局会议或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国内外形势。

1957年6月1日,毛泽东找到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同吴冷西谈调他去《人民日报》工作的事。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想调你去《人民日报》工作,不知你愿不愿去。吴冷西听后感到很突然,因为事前一点风声也没有,他对毛泽东说:“我毫无思想准备。”毛泽东向他说明道,调你去《人民日报》,可以同时兼新华社社长,给你10天时间考虑,最多不能超过半个月,时间很紧,工作很需要,10天以后再谈。

6月13日,毛泽东又找到吴冷西。毛泽东先告诉吴冷西,中央已经决定你去《人民日报》,而且今天就要去,没有那么多好考虑的了。

然后,毛泽东严肃地告诫他: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毛泽东说: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处分的考验,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

接着,毛泽东谈到了江西苏区时期。他说:我那时候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王明“左”倾领导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我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这时看的。那时我被解除了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反而可以多读点书,我利用空闲时间,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

此时,毛泽东又问吴冷西:你怕不怕老婆离婚?吴冷西答:不怕,我想不至于。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话。毛泽东说:不怕老婆离婚是对男人说的。对女同志就应该不怕丈夫离婚。总之,这“五不怕”总得准备着。

毛泽东同吴冷西谈话半个月后,“反右”斗争就开始了。

一年之后,形势已经大变,“大跃进”即将到来,他又谈“五不怕”,为着什么呢?

很显然,毛泽东想用“五不怕”,通过“反右”斗争,唤起人们对“大跃进”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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