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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晋:为什么毛主席不同意给曹操贴大字报?

作者:陈晋   来源:红色文化网  

不能贴魏武大字报

——读卢弼《三国志集解·魏书·武帝纪》

陈 晋

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李安溪曰: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

——摘自卢弼《三国志集解·魏书·武帝纪》注文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摘自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魏书·武帝纪》注文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

陈寿的《三国志》,除了裴松之有长篇巨注外,作了校勘、注解、旁证的,到清代有顾炎武、何焯、梁章钜等二十多家。卢弼的《三国志集解》,汇集了诸家校语、注评,同梁章钜的《三国志旁证》一样,可以说是历代注解《三国志》的一次总结。毛泽东读《三国志》,留下较多批语的,便是卢弼的《三国志集解》。

曹操是史家们颇有争议的人物。曾有人评价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特别是随着《三国演义》的普遍流传和戏剧舞台上对曹操造型的奸相脸谱化,把曹操视为“旷世奸雄”的观点被更多的人接受。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就有这种倾向。毛泽东在这本书的《魏书·武帝纪》里,圈画批注得较多,对曹操给予了充分肯定。

《武帝纪》里说到建安元年(196年),曹操采用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了屯田政策,由典农官募民耕种,得谷百万斛,后推广到各州郡。这个政策对恢复被战乱破坏的农业,支援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毛泽东对此很重视。对《三国志》有关这方面的正文,及裴松之、卢弼的注解引文,都圈点断句,多处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大圈。特别是对曹操所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毛泽东逐句都画有着重线,天头上还画上圈记。

《武帝纪》叙建安十五年(210年)春曹操下令征贤,提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接着,裴松之在注解里,引用了《魏武故事》里记载的曹操在这年十二月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其内容是曹操叙述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许多内心活动,表明自己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室之意,为明此志,决定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卢弼对此除作了些考证、订谬外,还引述别家评语,对曹操提出了许多指责。曹操在该令文中说:他曾告诉妻妾,自己死后,无论她们嫁到哪里,都希望为他说明他无叛汉之心。卢弼在注里说这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该令文中说,自己之所以不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卢弼说这是“肝鬲至言,欲盖弥彰者也”,认为陈寿写《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该令文中又说,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卢弼在注里又列举他打的败仗,指责他“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对曹操让出三县一事,卢弼在注里引别人的话说,“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看来,卢弼似乎是有意同曹操“对着干”。毛泽东对卢注作了圈点,在天头上写了前面引述的那段批语,认为卢弼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

《让县自明本志令》,是了解曹操的第一手史料,自有政治策略的考虑,而卢弼先入为主视曹操为奸雄,也不能公正客观地评论曹操的这个自白,所以毛泽东不能同意他的注文。批语里“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引自李白《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鹦鹉洲,传说为黄祖杀名士祢衡之处,因祢衡的《鹦鹉赋》而得名。李白全诗为:“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祢衡是东汉末年名士,又是狂士。孔融爱其才,多次称述于曹操。曹操想见他,他却称病不见。后来答应了,却坐在大营门口,“以杖捶地大骂”。曹操以其素有才名,不忍杀之,便把祢衡遣送到刘表处,后又辗转至黄祖处,结果因“言不逊顺”遇害,时年才二十六岁。“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按史家解释,“盖言魏武经营天下,而视之直作蝼蚁观者,唯一祢衡也”。毛泽东说“此为近之”,可能是说卢弼之类的注文,与轻狂傲慢的祢衡骂曹操相近。

毛泽东要为曹操翻案,也非是一意标新立异,而是尽量做到实事求是,有功说功,有过说过。曹操毕竟是功大于过,毛泽东也不讳言他的失误。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小型会议上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曹操也有缺点,有时也优柔寡断。这个人很行,打了袁绍,特别是打过乌桓,进了五百多里,到东北迁安一带,不去辽阳打公孙康。袁绍的儿子袁尚等人,要谋害公孙康,公孙康杀了袁尚兄弟送头给曹操,果然不出所料。“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害。”

《武帝纪》里记叙,建安八年(203年),曹操曾下令说:“《司马法》‘将军死绥’,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毛泽东读至此认为,曹操亲率大军攻吴,招致“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这就明确指出,赤壁之败是曹操的一个重大失误。又未自罪,可见言不由衷。

这里,毛泽东不因个人喜好评价历史人物,表现出一种政治家读史的客观态度。

(红色文化网摘自《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第4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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