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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青少年时期的20个小伙伴

作者:王  姝   来源:政事儿  

习近平青少年时期的20个小伙伴

 

1969年至197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黄土高原,度过了7载青春岁月。

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自去年11月起,刊发系列报道《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截至目前已刊发15期。

系列报道以对谈访谈的形式,采访了7名梁家河村民、7名赵家河村民、4名跟习近平一起下乡的北京知青、当年曾采访过习近平的中国作协会员谷溪。19名受访者讲述了跟知青习近平相处的故事,还回顾了习近平与作家路遥交往的场景。

19名受访者与作家路遥,在黄土高原上陪伴习近平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可以说是习近平青少年时期的20个小伙伴。

“黑子”:他一有机会就要跟我“切磋”摔跤

梁家河村人王宪平(小名“黑子”)是当年的返乡知青,比习近平大三岁,有一次和习近平摔跤,一下就把习近平摔倒在地上。“近平虽然输了,但他这个人很倔强,就是不服我,还要和我比试。以后我们又较量过多次,他也没能赢我,但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一有机会就要跟我‘切磋切磋’”。

20091113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延安考察,把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请到了延安,王宪平是其中之一。

2009年,延安,习近平与王宪平握手

王宪平回忆, 习近平提到了当年的摔跤经历,“黑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村里劳动,咱们在寨子沟里打坝,我总是和你摔跤,我每次都摔不过你,但就是不服你。那个时候真开心啊。”

王宪平说,“近平,这事你都没有忘,我更忘不了。那时候咱们年纪都小,但我比你大几岁,你摔不过我很正常啊。不过,我当年要是知道你现在能当这么大的官,我就不敢把你摔地上了!

习近平哈哈大笑:“你看你这是啥话!

“随娃”:“他当年搞这些副业,很容易被扣帽子”

197510月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石春阳(小名“随娃”)接任村党支部书记。他现任大梁家河党总支部书记。

20152月习近平回到梁家河村,身后是石春阳

石春阳回忆,习近平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时,做了很多事情,办沼气,办铁业社、代销点、缝纫社、磨坊等等,“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国家以粮为纲,一切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近平搞这些副业,是有一定风险的,很容易被扣帽子”。

“近平对政策方面把握得很严谨”,石春阳说,“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费。给县上供货,是近平亲自去跑的。我们梁家河村党支部与县农副产品公司公对公,没有问题。代销点也是非营利性质的,近平先跟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都不挣”。

上述习近平于2009年,跟几名梁家河村民在延安的会面,石春阳也参加了。他准备了稿子,刚念了个开头“尊敬的习近平副主席……”,就被习近平打断:“随娃,你咋也这么称呼我呢?”石春阳说,“我一看,给近平念一遍稿子,走这形式,确实没啥意思,就把稿子撂下了”。

梁玉明:为通电、办学,找过近平帮忙

习近平插队时,梁玉明担任梁家河村支书,是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

习近平与梁玉明握手

梁玉明说,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他曾两次找习近平帮忙。

一次是习近平在厦门工作时,“老朋友见面特别亲切,一点儿都不生分。但是我那次找他,不是为了叙旧,而是因为我们村子里一直没有通电,想让他帮忙找找关系,看能不能给解决了。近平表示,离的这么远,可能不好解决”。

梁玉明以为事情办不成了,“没想到,近平后来立即和我们县当时的书记联系上了,给他写了信,向他反映了这个情况,希望他能重视解决。后来,县委书记给我们批了20万元,不仅我们梁家河通了电,一条沟的五个村都通了电”。

第二次是习近平在福建省委工作时,“那次是村里办学校的事。我说我们想办学校,没钱。后来,近平通过朋友关系,多方协调,联系了一个慈善机构,出资给我们村里办了一所学校”。

梁玉明说,他到福建去的那一次,有个职位很高的干部被判刑了,他问习近平是怎么回事,“近平说:‘是因为贪污腐败’。我说:‘近平,你可千万不敢有这种想法。’近平笑了笑说:‘你放心吧,我可不是那号人,我肯定不是那号人!’”

7位赵家河村民:他开会讲得可有意思了

19733月,延川县委抽调习近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驻点。习近平在赵家河工作了8个月。7位受访村民高小梅、武刚文、聂瑞兰、赵福有、赵秀全、赵勋功、赵胜利,讲述了跟习近平打交道的几件小事。

赵家河村部分村民

习近平来到赵家河的第一顿饭,是在聂瑞兰家吃的。吃完,习近平掏出粮票和钱,聂瑞兰不肯要,因为给知青做“派饭”,也能挣工分。习近平离开后她才发现,碗底下压了一斤二两粮票和三毛钱。

武刚文曾经当过生产队长,后来因为不让开荒,跟县委书记吵了一架,之后再也不肯当生产队长。习近平来到赵家河后,很快就找到他,让他出山。

武刚文说,尽管他脾气倔,习近平却有的是耐心,“他一次次找我谈,让我多为集体考虑,要用自己的能力给全生产队的人做贡献。他还问我:‘你听不听党的话?不听党的话,说明你觉悟不够高,我就给你办学习班’。前前后后,近平一共找我谈了十多次,最后终于把我说动了”。

赵勋功、赵胜利等村民回忆,当年村干部组织社员开会,大家都不好好听,底下拉话的拉话,纳鞋底的纳鞋底,瞌睡的瞌睡。可习近平到赵家河后,一听说他要开会,大家都赶紧过去。“因为啥?因为他讲得可有意思了,特别实在。我们很佩服他,对他说:‘近平,你这个脑瓜子,真是了不得!’ ”

他们至今记得,当年习近平给他们讲过“水门事件”,还讲过电影《三笑》,“我们听得聚精会神,如痴如醉。有的社员手里夹着一支香烟都忘了吸,突然感觉到烫手了才连忙扔掉。”

戴明:近平那天和我们一起唱《山楂树》

戴明曾是北京市海淀区西颐中学学生,1969年跟习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队,住同一孔窑洞。1970年招工离开梁家河,曾做过教师、科技副县长,西安地质学院产业处处长,在长安大学公安处副处长(正处级)任上退休。

戴明回忆,当年生活条件艰苦,洗澡也比较困难,因为不怎么会挑水,曾经穿着游泳裤,一起到沟里的水井旁边洗澡,“但是村里人笑话我们,说大小伙子还光腚,以后我们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有一次,他们还曾帮助邻村一个不会唱歌的男知青队,跟女知青队“对唱”。“近平平时不怎么唱歌,但是那天也和我们一起唱,他嗓门也挺大。我们上来就唱了一首《山楂树》,把对面的女生给震住了。她们奇怪,这些男生怎么突然变厉害了?”

还有一件事令戴明印象深刻。

当年,他们6名知青经常吃不饱肚子,晚上躺在炕上就聊吃的,越聊越饿。不过到了春节,生产队为了欢迎他们知青,弄了几桌好吃的,并且让全村人都来吃。可正月十五过完了,整个村子里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我们当时还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从这里走到铜川、西安,沿路乞讨”。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非常震惊,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乡,自己肚子都吃不饱,甚至还出去要饭,却没有亏待我们知青”。

王燕生:对那时的近平来说,实在太艰难了

王燕生当年是北京市人大附中学生,1969年也跟习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队,住同一孔窑洞。当年底他参军入伍,复员后曾在工厂和科研单位工作。1993年出国留学。2011年退休前在外企任职。

王燕生称,1970年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几个知青都在窑洞里听收音机,当广播里宣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的时候,“近平在特别认真地听,结果名单里面没有出现他的父亲习仲勋的名字。当时,近平虽然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情绪是比较失落的”。

“他这个人比较坚强,不会对身边的人抱怨什么,或者倾诉自己的苦闷,但是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敬爱的父亲已经受到了九年的迫害,至今仍命运未卜;母亲也过着受审查、挨批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头上还戴着‘黑帮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个家庭四分五裂……这些,对于他,一个17岁的男孩造成多么沉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1969年至1971年一两年间,同来的知青相继离开,可习仲勋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解决,“他的家庭受到的冲击太大了。要寻找一条从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对那时的近平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

曹谷溪:奖励一辆摩托车,只有近平不高兴

曹谷溪笔名谷溪,中国作协会员。曾任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山花》文学报和《延安文学》主编、路遥文学院院长。1975年曾采访习近平,写成延川县大办沼气的通讯《取火记》。

曹谷溪回忆,刚插队时,由于受其父亲“问题”的牵连,习近平的工作热情最初并未得到支持和肯定,甚至还受到漠视和怀疑。一次他到下驿村去看一个朋友,有人给知青组长石焕南反映:他是不是来搞什么“串联”?

“在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别人做事从‘零 ’开始,习近平却要从‘负数’开始”,曹谷溪说,尽管如此,习近平仍旧干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92年,习近平与曹谷溪在延安重逢

他记得,当年,北京曾给延川县一辆130工具车,一台三轮摩托车。县上决定把摩托车奖给时任梁家河党支部书记习近平。

“消息传来,大家都很高兴,唯有习近平不高兴。他说:‘这个摩托车对咱有啥用!拉不了多少东西,又不能下地干农活,难道我天天开着它去兜风吗?’他当即就委托梁家河的老支书梁玉明,到延安农机公司把这辆三轮摩托换成手扶拖拉机等农机具”。

路遥:他比我小四岁,知识面比我广得多

20153月两会期间,习近平与上海代表曹可凡聊起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在全国热播时说:“我和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路遥和谷溪办《山花》的时候,还只写诗歌,不写小说。”

曹谷溪讲述了当年习近平与路遥交往的故事。

当年,路遥是“农村通讯员学习班”的学员,长期脱产学习,和曹谷溪一起写通讯,办《山花》。《山花》当时有一个骨干作者——陶海粟,原是清华附中的高材生,和习近平是来往很多的朋友。习近平每每进城办事,必然到陶海粟那儿落脚。

作家路遥(资料图)

曹谷溪说,土生土长的路遥,一直渴望走向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以实现自己干一番大事业的理想,着魔似的让京都文化与乡土文化在自己的心中融汇与碰撞。因此,只要习近平一来,他总是主动去找他交谈,有时竟彻夜长谈。两人交谈的范围很广,谈农村,谈城市,谈社会,谈时政……他俩是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谈。路遥惊叹:他年龄比我小四岁,知识面比我广得多,志气比我高得多。

其他小伙伴

其他小伙伴还有梁家河村民武晖、张卫庞、刘金莲、吕侯生,一起下乡的北京知青赵华安、张春富。

武晖至今记得,习近平跟他聊过当时的想法:“我为什么就不能在梁家河扎根呢?我为什么就不能留在这里为老百姓干好事呢?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事情自己干!”这次谈话后,村里有一些招工的名额,习近平都没有报名。

赵华安回忆,在窑洞里,习近平在炕桌上、炕沿上写字。天气暖和了,就搬一块石头,坐在石头上,趴在磨盘上写。“他写字的姿势挺有意思,把纸斜着放,手也顺着纸的角度,斜着写字。后来我也试过一次那样写字,感觉是比较顺手。近平写字很规矩,一笔一画地写,每一个字都整整齐齐,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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