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歌，一首彝族民歌，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它那浓郁的地域文化韵味，优美舒畅的旋律，受到广大观众的特别喜爱。

歌中唱道：“红军跨过铁索桥，走过石板河，毛主席的马灯点亮了黎明。金沙江的浪花在血管里奔腾，鲜血染红的杜鹃，如今还怒放在浪漫的春天。罗婺的火把照亮了云端，绘成了新画卷。”这首充满彝族风情的民歌，像一幅幅画卷，把人们带回那个艰苦卓绝的岁月。

如今，在这个初秋的日子，我们站在贵州遵义苟坝村这个写着“毛泽东小道”的标牌前，那句“毛主席的马灯照亮了黎明”的歌词，反复萦绕在耳边。“点亮了黎明”——这是多么准确且具有象征意义的概括啊!我忽然感到，这何止是一句简单的歌词啊，它涵盖和叙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事关党和军队生死存亡的重大事件。“点亮了黎明”——不仅点亮了那个91年前春寒料峭的黔北黎明，也点亮了中国革命的未来和希望啊!

此刻，我们眺望逶迤远去的这条小路，思绪一瞬间回到那个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特别时刻。

1935年3月10日凌晨，红一军团林彪、罗荣桓从前线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攻打一个叫作打鼓新场的地方，理由是红军刚刚打完遵义的胜仗，趁着部队士气正高，再打个胜仗进一步提振士气，然后部队也好进行补给和休整。

那一天，是一个足以载入中国革命历史的非常特殊的日子。为了讨论林彪、罗荣桓的提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苟坝村一个叫新房子的地方召开了。

打鼓新场，在当时的黔北，这是一个重镇，不仅物资丰富，而且地形险要，倘若一举攻克，红军不仅可以得到很好的补给，还可以在此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是多数指挥员的想法。

但是，会议气氛特别紧张，参加会议的20多人，争论激烈，绝大多数人坚决主张进攻打鼓新场。代表们认为，驻守打鼓新场的是王家烈麾下的黔军，战斗力相对薄弱，滇军、川军此时距离还远，援军到达尚需时日，可以与敌人进行一战。

但是，毛泽东异常坚决地反对。他认为这恰恰是中了敌人的圈套。在精准研判当时形势后，毛主席认为，打鼓新场看似孤立的一个点，其实中央军三部兵力正在迅速向打鼓新场靠拢，是敌人合围起来的一个陷阱。的确，国民党蒋介石对红军的判断没有错，他们预估红军一定会进攻打鼓新场，这正是蒋介石合围红军的一个精心部署。蒋介石已预判红军会在打鼓新场做文章。毛主席对蒋介石打的这个算盘，已经预判在先了。从战略上看，引诱红军攻打打鼓新场，而后围而歼之，这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虽然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被毛主席识破了，但是红军的不少领导并没有看破蒋介石的圈套，他们依然按照常规思维行事。

非常遗憾的是，毛主席的意见几乎所有与会者都听不进去，大家对打一场胜仗的渴望压倒了对形势的冷静权衡。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意见还没有得到统一。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毛主席撂下重话说：“如果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毛主席期待大家思考和接受他的意见。遗憾的是，话说到这儿，依然没能使大家改变主意，有人甚至毫不客气地将毛主席的意见当面顶了回去：“少数服从多数，不当就不当!”于是会议不得已进行举手表决，仅仅毛泽东一票反对!其他人不仅一致通过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还顺带通过了免去毛主席刚刚担任不久的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

在求战迫切的氛围中，理性和冷静终于被淹没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准备在悄然进行中。

人们无法考证毛主席这晚上该是怎样一种心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想到了不久前湘江战役那种惨烈景象，想到那五万多名牺牲的红军指战员。他心里明白，那场仗本来不应该遭到那么惨重的损失，当在最适宜渡江的关键时刻，他向中央提出迅速渡江，可是三人团坚决不同意，主张选择另一渡口。他在中央已经没有职务，说话没人听，等到到达预定地点时，最好的渡江机会已经错过，敌人堵截合围已经形成。那一仗，那些漂满湘江的红军战士的尸体，成为毛主席心中永远的痛。眼下的情况也是类似啊!看着剩下的三万多红军，如果再次因为决策错误，红军可能遭遇灭顶之灾啊!他可以不当政委，但数万红军的安危不能不顾。他夜不能眠，于是干脆提起马灯，踏上我们如今被称为“毛泽东小道”的乡村土路。小路泥泞湿滑，灯火微弱，毛主席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了周恩来。他再次向周恩来陈述利弊，恳切要求不要进攻打鼓新场，若一定进行的话，能否推迟一下也行，再让大家冷静思考观察一下。这一席异常恳切的劝说，说动了周恩来。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道毛主席是用怎样的理由让周恩来改变主意的，只知道在天亮时分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也仅仅同意了攻击命令推迟下达。

会议开完，天也就亮了。

可就在这当口儿，中革军委二局送来了刚刚破译的敌军最新电报，原来就在毛主席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的夜里，滇军和周浑元部已经按照计划在加速开进，提前进入了打鼓新场阵地。也就是说，蒋介石的合围口袋基本已经形成，就等待红军进攻打鼓新场，而后集中重兵聚而歼之。如果红军这时候按照原计划进攻打鼓新场，最后可能是极其惨烈的结局。

于是周恩来立即召开会议传达最新的敌情通报，那些本来拍着桌子要打一场胜仗的指挥员们，看到电报一个个目瞪口呆。会议一致决定，下达不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红军按照新的计划摆脱敌军合围，免除了一场灭顶之灾，开始筹划进行新的行动。

关于打鼓新场的这场关乎红军队伍生死存亡的风波，虽然使红军躲过一次劫难，但是周恩来和红军高层的主要领导已经深深感到，旧有的关于作战的决策模式，实际在禁锢着红军正确决定的实施，甚至还可能让错误的意见因为票数优势而无法得到实施。这已经是老问题了，也就是后来张闻天说的，我们只能服从真理，而不能仅仅服从票数。苟坝会议，一个极其重大的进步，就是真理最终战胜了票数。

就在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会议正式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一个“新三人团”军事决策小组，负责前线作战的重大决策。困扰红军军事决策很久的问题，在苟坝得到了解决。

正是新的三人团成立后，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才真正得到全面施展，红军跳出一城一地得失的桎梏，开始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在辗转腾挪中，红军将敌军甩在了身后，最终完成了胜利到达陕北的伟大征程。

有人总结中国革命的历程，经常说到一个话题，那就是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等等，是革命史上的重大转折。其实具体到某些看似微观的事件，在中国革命史上一样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比如，当初红军长征出发前，如果不是周恩来与毛主席彻夜长谈，并且要求中央让毛主席一起参加长征，那红军长征或许是另外一种境况。还有那个通道转兵，如果没有毛主席在，红军就可能去湘西找贺龙，结果就会钻进蒋介石密不透风的口袋。在苟坝，如果不是毛主席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夜谈，红军或许会陷入极度危险中，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颠覆性的。有人说，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两个晚上”密切相关，这话虽然看似简单了些，但是仔细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