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怎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从《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一书看正确政绩观

鹿 野

1953年1月，36岁的陶鲁笳被任命为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山西省军区政委，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从那时起直到1965年8月调离山西，整整12年零8个月，陶鲁笳有幸直接接触毛主席不下40次，参加毛主席主持的小型会议20多次，同桌进餐也有八九次。

陶鲁笳晚年将这些宝贵经历整理成书，取名《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翻开这部书，扑面而来的不是干巴巴的说教，而是一个个鲜活的历史瞬间。毛主席如何言传身教地教导高级干部?如何在细微处体现共产党人应有的政绩观?这不仅是重温一位开国领袖的领导艺术，更是对当下树立正确政绩观的一剂“醒脑良方”。

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政绩必须来自“第一手料”

我们常说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但真正能做到“身入”又“心入”的并不多。毛主席对此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在《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一书中，陶鲁笳专门有一章讲述“调查研究中的言传身教”。毛主席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他反复向省委书记们灌输的工作铁律。

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毛主席在听取地方干部汇报时，最反感那些“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的作风。1958年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专门指出：“现在我们的工作，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请同志们在各个方面的工作中都要注意这一点。”这话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多少干部热衷于“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坐在办公室里“遥控指挥”，造出来的“政绩”是纸上锦绣、空中楼阁。毛主席对此深恶痛绝。

陶鲁笳主政山西期间，之所以能发现大泉山治山、贾家庄合作化等典型，正是因为他坚持深入一线——1954年他亲往贾家庄考察，察看庄稼、听取汇报，随即将其列为全省试点。今天我们要树立正确政绩观，首先就得端正“政绩从哪里来”的问题。政绩不是凭主观臆断“推”出来的，不是靠层层报表“填”出来的，更不是用会议材料“写”出来的，而是带着泥土气息、冒着热乎气儿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户一户“问”出来的。离开了调查研究这块基石，再光鲜的“政绩”也不过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二、政绩为谁而树：民心才是共产党人最大的政绩

政绩观的根本，是“为谁树政绩”的问题。毛主席早在延安时期就把这个问题讲透了。1944年，他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掷地有声地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945年党的七大又明确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写入党章。

毛泽东深刻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领导干部树政绩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把“为了全党与全国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在他看来，“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换言之，政绩不是“让上级看的”，而是“让群众享的”。衡量政绩的标尺只有一个——群众满不满意、认不认可、得没得到实惠。

陶鲁笳在书中的一个细节印证了这一点。毛主席强调干部要“心挂两头、三头”，心里要装着群众、装着基层。这不是漂亮话，而是实打实的要求。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尖锐批评了一些省委书记的“霸王”作风，他说：“在一个省，哪有省委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的呢!那是霸王。现在我们的省委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我看你总有一天要‘霸王别姬’的。”这话说得够狠——因为你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你的政绩就成了“霸王政绩”，群众不认账，最终必然“别姬”。

今天的领导干部当以此为戒。什么是真正的政绩?是GDP数据上去了、高楼大厦建起来了，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反而下降了?还是把群众的柴米油盐、急难愁盼放在心上，从一件件“小事”做起，积小胜为大胜?答案不言自明。民心所向，就是共产党人最光荣的政绩;以民心为尺树政绩，是百年大党永葆生机的关键所在。

三、民主集中制：政绩要靠集体智慧来创造

陶鲁笳在书中专门记录了毛主席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教诲。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阐述了这个问题：“我们党实行的民主集中制，不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而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在中央常委也经常有这样的事，我的意见对或不对，看多数同志是否赞成，我服从多数嘛!”

这话分量极重，尤其对“一把手”而言。陶鲁笳在书中也记录了毛主席对某些省委第一书记的批评：“你待在自己的房子里，回避一下，让人家说话嘛。现在，我们还有困难需要克服。不向群众说明情况，不向干部交心，不让他们充分说完自己心里的话，怎么可能集中正确的意见呢!”这段话到今天读来，依然让那些习惯于“一言堂”“拍脑袋决策”的领导干部脸上发烧。

正确政绩观的要义之一，就是承认政绩不是哪个“能人”的独角戏，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主席一生重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反复强调要听真话、听不同意见。陶鲁笳作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深受这种工作方法的影响，在推动山西农业合作化、大泉山治山等工作中，始终坚持尊重实际、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而非“追风赶浪头”。

对照现实，一些地方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往往就是“一把手”独断专行、脱离集体决策的产物。今天强调正确政绩观，就必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让权力在制度笼子里运行，让政绩在集体智慧中闪光，而不是沦为个人的“政绩秀”。

四、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取得的“政绩”要经得起检验

《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一书的核心思想，贯穿始终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陶鲁笳在书中深情追忆，毛主席的言传身教，生动体现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

1955年3月，毛主席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讲了一句话：“在路线问题上要戒‘左’戒右。”“什么叫‘左’?超过时代，不顾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有喜欢‘左’的，也有喜欢右的，或者喜欢中间偏右，这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面子工程”“政绩泡沫”，根子就出在这里——急于出成绩、急于向上面交差，于是脱离实际、拔苗助长，结果是“人走了，烂摊子留下了”。还有很多群众期盼、呼吁的，迟迟得不到响应，这样也不行，要急群众之所急!

毛主席一生最痛恨的就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他对领导干部的要求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陶鲁笳在书中专门有一章叫“把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讲的就是既要保持革命者的热情干劲，又要尊重客观规律，按科学办事。这种“实”字当头的作风，恰恰是正确政绩观的灵魂。政绩好不好，不是看你口号喊得多响亮，而是看你干了多少实实在在的事，解决了多少实实在在的问题。

书中还提到毛主席劝勉干部“最好的学习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这背后是一种深刻的实事求是精神——不回避问题、不粉饰太平，敢于承认错误、总结经验，这样取得的“政绩”才是经得起检验的真政绩。今天有些干部政绩观之所以出偏差，恰恰是因为不敢直面问题、不敢揭露矛盾，只想“报喜不报忧”，结果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小矛盾酿成大矛盾。

结语：政绩观是“方向盘”，一旦偏了就会出大问题

陶鲁笳在自序中写道：“吾生也晚。我没有跟随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1936年，在石家庄入党后，我就盼着去延安面聆毛主席教诲，因工作原因未能如愿。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我一直在太行山根据地工作，没有机会去延安，夙愿也没能实现。直到1949年4月，我作为太行区党委书记，去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才第一次见到毛主席。那年我32岁。从1953年1月到1965年8月，我担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有幸直接接触毛主席不下40次，参加毛主席主持的小型会议就有20多次，同桌进餐也有八九次。最难忘的是1957年夏季参加青岛会议那次。会议结束时，山东省委宴请与会同志。我因事迟到了，走进餐厅时，除中央领导同志那桌还有空座外，其余餐桌均已座无虚席。我一眼看到，周总理在招呼我，我便坐到他身边。一会儿，毛主席来了，正好坐在我右边。他似乎发现我有些紧张，就边说笑，边为我夹菜。在两位伟人之间吃的这顿饭，那种既兴奋又拘谨的心态，仿佛就是昨天的事。回想起来，这十多年的历程和机遇是我一生中最幸运、最难忘的美好时光。”

陶鲁笳在书的第一章中还写道：“从1953年1月我被任命为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到1965年8月我奉命调离山西，先后12年零8个月，是我一生中在毛主席直接教诲下度过的最难忘怀的岁月。”毛主席教他们当省委书记，传授的不仅是如何当官，更是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为政的根本道理。

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方向盘”。方向对了，跑得越快越好;方向偏了，跑得越快翻得越惨。那些蜕化变质的领导干部，哪一个不是先从政绩观“跑偏”开始的?他们不是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是把个人升迁、捞取政治资本作为终极目标，于是急功近利、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最终身败名裂、悔之晚矣。

今天我们重温《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这本看似“小众”的书，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毛主席教给省委书记们的那些道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民主集中、谦虚谨慎——放到今天，依然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守的“精神压舱石”。

为人民服务，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需要每一个领导干部脚踏实地、真抓实干，需要每一件事情都经得起人民、历史和实践的检验。这才是真正的政绩，这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