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民间有一个说法，“在美国可以骂总统，但不能骂资本家”。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准确，但它却道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法律与权力现实的本质。

这里所谓的“骂”指的并不是人身侮辱，而是围绕消费者维权、劳资纠纷以及公共权益保障(如环保)等方面展开的批评或者批判，前者任何一国在法律层面都是不被允许的。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批评，而在于批评后要承担什么后果。在这个问题上，公权力和私权力的待遇是颇为不同的。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就是所谓的“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批评总统和政府官员被视作“民主社会的基石”，除非涉及诽谤、造谣等罪名，否则美国政府为了标榜自身的“民主”是不会公开追究的。

而私人企业，特别是那些企业巨头可不会惯着你。它们从劳动者身上榨取海量的剩余价值，再从中拿出专门的资金养着庞大的法务部。不管你的批评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只要被认为损害了企业形象和利益，立刻就会收到律师函。

一旦被法律认定批评存在“瑕疵”，就可能面临巨额赔偿。

即便你的批评在法律上完全站得住脚，企业也会利用资金优势，提起耗时耗钱的“策略性诉讼”(Strategic Lawsuits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简称SLAPP)，其目的未必是胜诉，而是通过漫长的法律程序和高昂的费用来拖垮、威慑批评者，迫使其因无法承受诉讼成本而噤声，达到“寒蝉效应”。个人面对大企业的强大法务团队，在法律对抗中处于绝对弱势地位，批评的代价绝非无产者能够承受的。

有趣的是，虽然批评企业风险更高，但企业本身却享有广泛的“言论自由”。第一修正案不仅赋予公民批评政府的权力，也赋予了私人企业批评政府的权力。同样是因为体量的完全不对等，企业批评的权利可不是在TT、Fb或者X上发发牢骚那么简单，而是通过雄厚的资金投放政治广告、影响选举，从而服务于企业自身的利益。

这绝非简单的法律技术差异，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形式平等”与“实质不平等”的必然表现，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性作用的生动例证。在政治领域，允许批评总统和政府官员，给人提供了情绪宣泄阀，却不触及根本的权力结构(说到底，总统、政府也是资本增殖的工具);而在经济领域，企业内部的专制(资本对雇佣劳动者的绝对统治)和资本对舆论的垄断，才是真正的实质权力。当批评威胁到资本增殖时，经济领域的专制就会通过法律的“合法暴力”展现出来。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只是经济专制的遮羞布。

美国的法律体系看似中立，但其根本使命是保护私有财产权。《诽谤法》《商业诋毁法》等工具，本质上是将资本的经济权力转化为法律上的“威慑权”，确保资本在舆论场上也拥有绝对的支配地位。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资本在舆论场的绝对支配地位，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所展现出来的“成熟”标志，资本对社会的全面殖民和控制能力达到了新的高度：从“商品垄断”到“舆论垄断”，从“暴力镇压”到“文化霸权”，进而实现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

然而，资本在舆论场的绝对控制，恰恰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资本过滤掉不利于自身的信息，使得问题被不断掩盖，一旦爆发系统性风险，由于舆论被资本提前“消毒”，往往只能被动应对。当民众发现媒体和舆论完全被资本操控时，社会内部的“信任资本”被耗竭，“成熟控制”反而会催生极端的阴阳怪气和反智主义，最终反噬资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