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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苏:选举政治≠民主

[!--writer--]  2022-07-27 00:13:37  [!--befrom--]

美国民主蜕变为选举政治,走进了历史死胡同

王希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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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理解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应该是国家治理的终极状态。让我们暂时跳出中国的思维框架,去追溯西方民主的本源,从美国民主嬗变的个案,看西式民主怎样逐渐退化,终至走进了历史死胡同。

现代民主制度起源于欧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十七世纪的英国有产阶级率先限制王权,将国体改为君主立宪制,宣布议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一百年后,法国直接推翻王室,彻底否定王室的世袭特权,成立共和国。

西方称这新的国家制度为“democracy”,中文译为“民主”。这个词来自希腊文,原意是“人民-统治”,是古雅典城邦管治模式的称谓。由此衍生的现代民主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国家领导人由选举产生,即所谓“共和”(republic);二是国家按宪法治理,即所谓“宪政” (constitutionalism)。从王治到民治,从王法到宪法,是一大历史进步。这个新制度有强大的生命力,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二百年中纷纷踏上民主化进程,建立了共和国。

与王室对峙时,“共和”和“宪政”是追求的目标。当“王权”这个对立面不复存在,全世界都实现了“共和”和“宪政”后,民主便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即如何实现“人民-统治”。

西方民主,由权势阶级发起。所谓“人民-统治”中的“人民”,不是我们理解的“老百姓”或“人民大众”。古希腊的选民限于“自由民”,不包括工匠、妇女、外邦人和奴隶。英国革命时期的人民指的是与王权对立的新兴有产阶级。因此剥夺王权后,议会的控制权转移到纳税多的富人手中。美国筹划建国的是男性白人殖民者,没有妇女,更不用说土著印第安人和黑奴了。

那么,占人口少数的权势阶层怎样实现“人民-统治”呢?他们的答案是选举。西方人普遍认为只要遵从两个原则:一是选举产生政府(elected government);二是少数服从多数(majority rule),便算是人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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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产生政府和议会,可以防止领导权和决策权被篡夺或私有,是实施民主的方法。其好处是公平:除罪犯外年满18岁的公民,人人有选举和被选举权,黑白、男女、长幼无欺;一人一票,分量相等。另外,它的流程公开透明,不可能在程序上做手脚。特朗普想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嘱亲信设法多数出一万多张选票,或者控制票箱,寻找计数不当的证据,被告知不可能,可见舞弊不易。

西方民主没有朝人民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发生从“共和”和“宪政”向“选举”的位移,并得到西方理论家的肯定。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年)中说:“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政治民主化浪潮》(1991年)说得比较简洁:民主就是用普选的方式产生最高决策者的政体。这俨然是熊彼得的回声。二位享誉西方的一流学者,时隔半个世纪对民主作出相同的表述,理应是对西方民主的精确概括和解读。

从实践上看,选举政治已成为西方民主的最终归宿。名目繁多的政党是选举工具;勾心斗角追逐的是国家领导权和议会立法权。一般社会问题的争议也带上党派色彩,和选票挂钩。竞选和投票垄断了几乎全部的政治生活,老百姓唯一参与的政治活动就是投票。美国总统四年一选,竞选持续一整年,参议员四年一选,众议员两年改选三分之一,此外还有州长和州议会的选举。充斥媒体的国内新闻是:普选,大选,初选,中选,区选,州选,竞选演说,竞选辩论,竞选造势,竞选活动,站台名人等等,媒体人不厌其烦分析的是选民,选票,选区,选情,竞选团队,竞选策略,竞选广告。竞选有个不言而喻的原则是“和平移交权力”(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即上一届权力由胜选者承接。特朗普不接受败选,煽动支持者占领国会山。这个事件轰动全美,打击了国民对民主的信心。一次违反选举规则的个案,即被视为对民主制度的威胁和破坏,它印证的是:民主在美国人心里等同选举。

选举的目的是选出好人,组建好政府。关于人们对民选政府的期待,林肯作过最简洁、最精辟的概括:“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有这样的政府,可算是人民当家作主。

情理上这不是异想天开的奢望,现实中却是不可企及的梦想。里根和拜登等多位总统曾用它来标榜民主制度,听上去就没有底气,像是广告语炒作。美国有精英人士将“民”换成“1%” (government of the 1%, by the 1%, and for the 1%),调侃美国政府属于占人口1%的富人,此举得到许多人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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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不出好领袖、不能建立好政府,选举制度难辞其咎。从历史和现状看,美国现行的选举制度有以下天然缺陷:

1. 一个半世纪以来,竞选一直在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民主和共和两个政党之间展开。既然没有一个政党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的选举便不能算是人民的选举。它是政党的角斗;

2. 领导者是在实践中锤炼出来的,普选不可能产生优秀的领导人;

3. 没有专门机构对候选人的历史、品行、能力、业绩进行全面、深入、客观的资格审查,公民投票没有可靠依据。在标准缺席的情况下投票,结果没有权威性;

4. 没有可靠信息的筛选、核准和共享机制,各种故事和意见在媒体上和渠道中肆意流传,民众难以识别真伪,凭竞选演说和辩论发言形成的主观感受投票,结果缺乏严肃性;

5. 选票多少是竞选胜负的唯一标尺,但常识告诉我们:是非、高下、贤愚、善恶不能凭某一时刻的人数多少判断。

6. 选举费用庞大(州长选举上亿,总统选举上百亿),而且靠政党和竞选者自筹,这给资本操纵选举、左右国策制造了机会;

7. 中下层民众没有经济实力组建政党,不可能参加竞选,他们的民主权利限于在两三个候选人中选择其一,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参与国家事务的机会。看似由选民决定谁人当选,其实他们不是主人,是拉来的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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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选举制度里,选举演变为党派纷争,党同伐异,专挑对手错误,死缠烂打。浪费社会资源不说,它分裂国家,分裂族群,分裂人民。两党恶斗不因选举的结束而结束。选举后,国务上有执政党和反对党,议会里有多数派和少数派。如果执政党在议会不占多数,议会便处处刁难政府,或者拆台,让执政党出不了政绩,下一次选举好取而代之。在议会中,“不信任投票”、“提前大选”、 “拉布”、“弹劾”、“罢免”频频出现,有些国家和台湾地区的议员甚至拳脚相加,上演全武行。两党制是制约美国进步的罪魁祸首。这样的选举不能形成国家意志,不能同心同德建设国家。

在这样的选举制度里,选票是核心;赢得选票是一切。各政党,各竞选人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拉票。用庞大的竞选班子为竞选人设计竞争策略和口号,争取中间选民,收获游离票仓;一个接一个的宣传造势会上,竞选者表演般做出种种亲民举动,力图建立民众好感。每一篇演说,每一个动作都经过精心设计,经过高人指点,经过反复彩排,不让细节出现丝毫失误,影响选民观感。竞选人常常做出未必能兑现的承诺,最典型、最荒唐的莫过于特朗普为了阻止拉美非法偷渡潮,提出在美墨边境建造一千多公里长的隔离墙,并誓言让墨西哥承担上百亿建造成本。竞选人不惜迎合民粹主义的主张,牺牲原则,牺牲长远利益,为了赢得最大数量选民的支持。这些公开活动的背后,还有不光彩的地下活动,包括不择手段刺探对手情报,组织舆论工具散布谣言,泼脏水诋毁对手,目的只有一个:抹黑对手,影响中间选民的选择。这样的竞选不是君子之争,而是你死我活的厮杀,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马克吐温在短篇小说《竞选州长》中揭露的竞选乱象,在漫长的一个半世纪以后有增无已,而且愈演愈烈。这样的选举,既不能确保好人当选,也不能阻止坏人当选。

在这样的选举制度里,竞选人演说、辩论、答辩涉及的话题只有两类:一类是国家面临的挑战,如财政赤字、通货膨胀、贸易逆差、巨额国债、振兴制造业、重建基础设施、国家分裂、移民潮等;另一类是社会热点话题,例如性取向、枪支犯罪、家庭暴力、堕胎的合法性、种族和宗教歧视、妇女地位、学费昂贵等。话题没有新意,大多是几十年没有得到解决的老问题。少数是媒体炒作出来的,例如性取向(LGBTQ)这种算不上普遍的现象,得到的关注与普遍存在的贫富不均和种族歧视不成比例。对以上问题,竞选人高调的表态多于务实的措施,提出的解决方案多属被动应对,破解困局的措施多属临时修补。竞选人的口号是领导美国前进,让美国更强大、更美好,但是没有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分析判断,也提不出前瞻性的努力目标和国家战略,更没有对潜在危机的未雨绸缪。在他们身上,我们看不到有大局、全局、趋势的意识,也看不到改革、突破、开拓的精神。这样的选举选不出能够率领国家前进的领袖型人才,也选不出能够带领国家走出低谷的实干家。

在这样的选举制度里,竞选人展示的是俘获人心的口才、应对提问的敏捷、遮掩过失的机巧、暗伤对手的能耐。这正是律师的强项,所以美国全部的45位总统中有27位是律师出身,参众两院535名议员中,200多位拥有法律学位。领导国家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和能力的互补,美国政府和议会的组成缺乏多样性,学理工的人占比很小。从当选者个人来说,他们的经历单一,从政的只有与政客斡旋的经验,经商的从未处理过政务。连市长、州长、参议员都没有当过的商人,毫无治国理政经验,也能当选总统。有人说这正是民主的伟大之处,任何人都有权利竞选公职。其实,个人权力不受制约是制度的缺陷,国家的悲哀。这些人以多数票当选,上台后业绩表现差强人意,民众满意度迅速跌至40%、甚至30%以下。竞选中辩论的社会问题年复一年地提出,却始终得不到解决。这样的选举选不出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也形不成强有力的国家管治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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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司的CEO和名校的校长不可能靠竞选上位,因为他们的作用关系到公司和学校的生存和发展。他们的任命有严格的标准和周密的程序,常常要聘请专业公司筛选候选人,进行全面的考核审查(Due Diligence,中文译为尽职调查),最后还要通过多次面试,董事会满意,才最后拍板。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关系全国人民的安全和福祉,不凭能力和业绩,只看一次性投票结果,这不是民主,是轻率,是对国家、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西方民主最初是占人口少数的上层人士推行的,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本应是逐渐扩大普通民众的权利,建立具有广泛人民性的政府,最终实现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这条路能越走越宽。事实是,西方统治者从来没有主动将权利扩大至全民,就连一人一票的局面也是劳动者、妇女、有色人种二百年抗争的结果。白人和既得利益者能够享受现代文明所有的自由和便利,其他阶层实际上是二等公民,只在纸面上拥有平等权利。除了几年一次的投票,他们与行政权和立法权绝缘。属于少数人的制度,不可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

而今西方民主从共和宪政转向选举政治,是倒退;少数人的竞选游戏将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制度拖入了历史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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