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到底在焦虑什么？

王巧荣

作为一个年轻的共和国，美国在其200多年的建国历史中，由一个英属殖民地组建的邦联国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除得益于特殊的地缘优势、资源禀赋和历史机遇外，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也发挥了相应的作用。在美国思想文化史中，《五月花号公约》、政治理论家约翰·洛克的思想理论、《独立宣言》以及《联邦宪法》所提倡的“基督教传统、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的原则和理念构成了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核心。美国文化中体现的个人主义、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等，反映了人们一定程度的合理追求。因此，一直以来，美国人在文化方面存在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认为美国是全世界自由与民主的榜样。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世界金融海啸，充分暴露了美国奉行的新自由主义具有诸多弊端。此外，经济问题丛生、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下降、民主失灵、族裔族群矛盾加深等，均对美国人所坚持的文化和价值观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引发美国民众对平等问题的焦虑，政治极化现象日益严重，导致普通民众对抗情绪的积聚

美国的贫富分化加剧，引发了民众对平等问题的焦虑。2012年以来，由于美国经济复苏步伐逐步加快，美国的失业率得以不断降低。据统计，2018年1至7月，美国私营部门企业主增加工作岗位达150万个，失业率达3.9%，降到美国20年前的低位。但是，工人工资增长却低于预期水平。美国联邦劳工统计局（Federal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数据显示，7月份，非管理层私营部门员工的平均时薪为22.65美元，比6月份高出3美分，同比增长2.7%，与过去5年来美国平均工资的增幅（2%—3%）一致。但在2007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美国的平均时薪通常同比增长4%左右。然而，在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如今的平均时薪与1978年的购买力大致相当。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中产家庭与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步扩大。2016年，中产阶级家庭（52%的美国成年人）的收入中位数为78442美元，与2000年大致相同；高收入家庭（19%的美国成年人）的收入中位数为187872美元，比2000年的183680美元增长4192美元，低收入家庭（29%的成年人）的收入中位数为25624美元，低于2000年的26923美元。这使得1970年以来中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1970年，高收入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中等收入家庭收入中位数的2.2倍，是低收入家庭收入中位数的6.3倍。这些收入比率在2016年分别上升到2.4倍和7.3倍。①收入分配不平等加深了美国贫困人口贫困的程度，导致美国人对美国经济体系的公平性普遍持怀疑态度，甚至使一些人对美国奉行的“让每个人都享有成功的平等权利和机会”的信条产生质疑。

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日益严重，引发民众对民主失灵的担心和忧虑。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问题日趋严重，共和、民主两党的政治精英在政治价值观方面表现出极端化的一面，彼此之间的共识与相似之处越来越少。奥巴马执政时期，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政府、种族、移民、社会安全保障、环境保护等基本政治价值观上的分歧达到创纪录水平。自特朗普上任以来，民主、共和两党关于上述问题的分歧进一步拉大。如关于政府社会安全保障问题，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7年的一次调查显示：在政府为穷人提供福利的问题上，2017年，有76%的民主党人认为，穷人生活很艰难的原因，是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福利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也创下了23年来民主党持这种观点的人数比例的新高。只有25%的共和党人持这样的观点，而有65%共和党人认为，穷人过得很轻松，因为他们不用付出任何回报就能得到政府福利。②

此外，两党在总统工作支持率上的分歧也非常严重。特朗普就任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支持率方面就出现了严重的党派极化现象，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017年2月、4月和6月3次调查中，平均有88%的共和党人对其工作表现表示满意，而只有8%的民主党人持这样的观点。③共和、民主两党的政治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对美国的政治架构甚至民众生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就政治架构层面而言，两党政治精英间日益严重的党派极化现象，使其愈发难以在众多重要议题上达成共识，“党争”使美国政府“停摆”现象不断发生，整个政治体系功能失调的危险性日益增高；就民众生活层面而言，政治极化的加剧使得普通民众在一些争议性议题上矛盾加深，导致普通民众对抗情绪的积聚。

文化多元主义面临严峻挑战，美国领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意愿减弱，引发美国人对美国国际影响力下降的忧虑

美国白人工薪阶层对少数族裔文化的歧视和焦虑，使美国的文化多元主义面临严峻挑战。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不同时代，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的人，在保留自己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同时，也逐渐对美国社会的基本制度和核心价值观达成认同，美国因而成为一个包容多元文化的“大熔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美国移民的数量也在快速增长。2016年，居住在美国的外国出生人口达到创纪录的4370万，占美国人口的13.5%。自2000年以来，由于出生地来自亚洲（南亚、东亚）、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人数都超过了出生地来自欧洲和加拿大的人数，引发美国部分“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焦虑。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有68%的白人工薪阶层选民表示，美国的生活方式需要受到保护，从而不受外国影响。2017年3月，美联社与位于芝加哥大学的国家意见研究中心（NORC，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对1004位成年人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发现，有47%的人认为，非法移民威胁着美国式生活；有15%的人认为，合法移民威胁着美国式生活；有42%的人认为，由于新移民的入境，美国文化应当逐渐改变。该民调发现，虽然左右两翼关注的内容相反，但他们都关心“国家认同”。右翼担心“基于基督教的文化价值”和“欧洲移民的传统”受到挑战；左翼担心“建国以来接纳世界各方移民”的传统被打破。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说：我几乎不认识今天的美国。④可见，多元文化主义正在成为当前美国人面临的一个纠结问题。

美国领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意愿减弱，引发美国人对其国际影响力下降的忧虑。奥巴马时期，美国在应对“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后遗症、ISIS及叙利亚等问题上或表现不力，或优柔寡断，引发了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盟友对美国领导力的怀疑。特朗普执政以来，动辄打出“美国第一”的旗号，到处“退团”“退群”，引发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盟友对美国领导力的怀疑，进而引发美国各界关于国际社会对美国看法的关注。2017年，有6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不像过去那样受到其他国家尊重。对此，共和、民主两党的看法也存在很大的分歧。有42%的共和党人和倾向共和党的独立人士认为，美国不像过去那样受人尊重，这是十多年来该政治派别持这一观点人数最少的一次，有28%的人认为这是美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奥巴马执政的不同时期，多数民主党人都认为，美国在国际上不那么受尊重。2016年，有58%的人这么认为；而到2017年，有87%的民主党人认为，美国不像过去那样受到尊重，有70%的人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⑤由此可见，美国国内对美国国际影响力日益下降普遍感到担忧。

经济全球化及国际格局多极化的快速发展，促使美国国际地位发生显著变化，导致美国文化上的不适

对美国而言，全球化推动美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从一个世界最大的制造大国变成了最大的消费大国，从最大的出口大国变成最大的进口大国，从最大的债权国变成最大的债务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如上文所述，美国国内的上层人士成为全球化的获益者，中产阶级却成为全球化中的受损者，美国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和经济脱实入虚，导致部分美国蓝领工人失业，进一步降低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收入分配不平等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加剧了各阶层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导致美国政治极化、民主失灵的一个主要因素。

全球化还推动了人口的跨境流动。新世纪以来，在非传统白人地区出生的移民，特别是从墨西哥、拉美国家来的移民，数量急剧增加，不仅带来了犯罪、恐怖主义等社会问题，也带来了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使美国存在已久的族裔矛盾问题、阶层矛盾更加突出，同时也使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引发的国家认同问题日益明显。

国际格局多极化快速发展，对美国全球性霸权构成挑战。冷战结束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下抓住机遇、趋利避害，使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世界经济衰退，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对实力有所下降，美国作为世界中心力量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意志大大弱化，中、俄、印等新兴大国在国际权势结构中的地位得到提高。特别是自2012年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一系列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新理念和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树立了开放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提高，对其在世界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造成了挑战。对此，奥巴马政府加快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而高举“美国第一”大旗的特朗普政府更是于2018年3月以来在中美经贸关系上对中国步步紧逼。不过，这只会给中国外交及两国关系带来一定的麻烦，但对于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决心与意志很难产生影响。这一点美国应该心知肚明，因此，美国对自身国际地位的变化感到非常焦虑。

作为一种普通大众的心理活动，当前美国的文化焦虑对美国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均产生了负面影响，如美国民主失灵问题造成民众对美国政府信任度的持续降低。美国国家选举研究会（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自1958年便开始调查研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问题。1958年，有75%的美国人相信联邦政府几乎总是或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正确的事情。在上世纪60年代，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开始下降，1970年到2007年间一直在22%—55%之间波动。而自2007年以来，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在大多数年份均未超过30%。2017年，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为18%，接近历史低点，即2011年的17%。⑥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美国当前的文化焦虑在民主、平等、个人主义、自由等文化核心要素上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其焦虑情绪总体上还是可控的，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多数民众对美国主流价值观的看法总体上是正面的。据调查，有60%的人认为美国民主制度运转良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政治体系相比，有68%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政治体系在平均水平以上，其中有40%的人认为美国政治体系最好或好于其他发达国家。尽管美国民众对美国当前经济体系的公平性普遍（65%）持怀疑态度，但有61%的美国人认为，通过努力工作能够获得成功。此外，美国对移民问题持积极看法的人也越来越多。2017年，有65%的美国人认为，移民的辛勤工作和才华为美国强盛作出了贡献。尽管美国民众对于美国国际地位相对下降有所担忧，但仍有56%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只有1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不如其他国家。⑦笔者分析依据的资料主要来源于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以及其他研究中心近年来的相关民意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大体反映了问题的基本情况。

总体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及国际格局多极化的深入发展，美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国际国内问题。这些问题对美国长期坚持的价值观念及战略理念构成挑战，引发了美国的文化焦虑。这种焦虑情绪对美国当前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值得我们深入关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①Rakesh Kochhar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stable in size, but losing ground financially to upper-income families, Pew Research Center, September 6, 2018.

②③⑦The Partisan Divide on Political Values Grows Even Wider, Pew Research Center, October 6, 2017.

④熊璩：《美国的伟大和焦虑都与川普无关——兼与丛日云教授商榷》，美国华人网，2018年9月26日。

⑤Partisans Have Starkly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How the World Views the U.S. ,Pew Research Center, November 9, 2017.

⑥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 1958-2017, Pew Research Center, December 14,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