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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西方乱象”的根源

作者:田鹏颖   来源:光明日报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西方乱象”的根源

田鹏颖

英国“脱欧”余震未了,美国“总统大选”后遗症又开始显现……凡此种种,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诸如此类的乱象是个别的、偶然发生的?抑或西方政治常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事件是单一的,历史现象是相似的,历史规律是永恒的。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个“显微镜”透视之,则不难发现,“西方乱象”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在既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又不可逆转地逐步走向衰落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特征,是资本主义固有社会矛盾的深层悖论、资本主义现代性模式的深度危机、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作茧自缚的集中表现,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西方乱象”之祸根。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革命的推动,世界市场的形成,“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革命,人类理性的光辉、近代工业的文明,超越了农业文明,创造了经济财富,建立了民主政治,改变了社会面貌,推动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不科学、不合理性日益暴露。虽然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演进中,至少已经有近500年的历史,在治国理政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毋庸讳言,轮流执政、三权鼎立、私有化、自由化和军队国家化等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模式所导致的诸多社会后果却相当明显。西方选举制度往往不是能力导向,而是作秀导向,往往“胜选”而不“胜任”;西方政党利益往往凌驾国家利益,“民主陷阱”阻碍国家治理;西方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或非理性的民意裹挟、绑架社会公益,使国家治理寸步难行。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西方乱象”之祸源。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数百年来,纵然资本主义经济、科技、军事等在现代世界仍占有优势,但其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以人性自私论、私有制永恒论、市场万能论和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以及反公有制、反社会主义、反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不过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最标志、最得意的发展理论、发展道路、发展策略。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社会矛盾的理论表现,是试图摆脱马克思早年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前景”伟大预言的历史悲歌。历史和现实证明,西方新自由主义不仅没有挽现代资本主义狂澜于既倒,反而使几乎所有“克隆”新自由主义模式国家的人们大都从希望走向失望,从失望走向绝望。纵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抛售股票、销毁商品、政府干预、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等方式规避矛盾,但“资本逻辑”这一“达摩克利特之剑”的怪影阴魂不散。很简单,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与政治上的三权分立相结合,导致“西方乱象”丛生,且摆脱无望。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制度是“西方乱象”之祸魂。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资本主义的文化(制度)不管花样如何翻新,其本质上却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直接理论根据。一方面,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经济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盛行;另一方面,所谓“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思维模式中,通过互联网向世界各国,特别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不断推广和渗透。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模式,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诸多弊端已经暴露:经济危机频发、贫富差距拉大、政治腐败蔓延、种族歧视加深、决策效率低下、国际影响力式微等。

显而易见,无论西方现代性模式的严重弊端,还是国家治理政治智慧的严重缺失,其根源在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文化制度的不合理、不科学,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对抗性。正如恩格斯所说:“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越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的“绝症”,这一根本无法治愈的“绝症”,决定了“西方乱象”必然此起彼伏,难以克服。

“西方乱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离“两个一百年”目标越来越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和实践创新催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无比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发展前途,而且给处于低潮中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指明了新方向,充分证明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模式是多个而不是一个,更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田鹏颖,作者单位: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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