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妇人会的行动始终遵循以所谓“保全中国”为幌子的对华渗透路线，其特殊性恰恰在于充分利用妇女身份的便利条件，以笼络清政府中上层妇女作为主要手段进行政治渗透，掩盖其服务于对华侵略扩张的实质。

日本对华侵略扩张，除依靠政治军事手段外，还将一些妇女团体纳入侵略扩张体系，东洋妇人会就是典型。东洋妇人会创立于1903年，以所谓中日妇女“亲善”为名，开展对华文化渗透、培植亲日势力、窃取情报等活动，配合日本侵华战略。

笼络清政府中上层女性

东洋妇人会由打着所谓“日清亲善”“保全中国”幌子的侵华势力倡导建立，主张以妇女作为对华扩张的切入点。该会成员主要为日本贵族妇女，如侯爵夫人锅岛荣子、子爵夫人松平久子等，以及教育界上层女性，如实践女学校校长下田歌子、三轮田高等女学校校长三轮田真佐子等。作为“特别赞助员”，近卫笃麿、大隈重信、犬养毅等政坛要人和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女学杂志》主编严本善治等知名人士均与该会关系密切，并为其提供资金支持。

东洋妇人会被称为东亚同文会的“妇女版”，秉持所谓“与东方善邻诸州同好姐妹诸友相谋，广为交往，远相扶助，互相切磋学习”等宗旨，实则配合日本侵华战略，通过对华民间交往渗透中华女子教育，进而推行中国妇女“日本化”。

自1904年5月锅岛荣子出任会长后，东洋妇人会对华渗透活动逐渐频繁。东洋妇人会通过结交清政府中上层妇女，向其灌输中日“亲善”理念，搭建对华渗透桥梁。这一行动逻辑源自时任日本贵族院议长的近卫笃麿。作为东亚同文会的首任会长，他提出对华渗透的两条路径：“结交中国上层人士”“亲赴中国实地考察，体察风俗人情”。东洋妇人会将目标锁定为清政府中上层人士的夫人等女眷，从其社交圈切入，培植亲日势力，利用妇女群体政治色彩较淡的特点，掩盖侵略意图。此外，如该会顾问下田歌子等人认为，妇女“较之男子更易受感情左右”，若先向中国妇女灌输中日“亲善”观念和日本文化，使其情感上“偏向”日本，有助于对华渗透。

围绕“结交清政府上层人士”，东洋妇人会形成一套高度成熟的运作方式，最具代表性的是在日本举办“招待会”。此类活动名义上是中日妇女间的“私人聚会”或“亲睦交流”活动，实际上，清政府驻日公使、学生监督等涉及清政府对日事务的关键人物往往应邀或陪同出席，构成事实上的“政治在场”。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内部本就存在主动学习日本与西方制度的倾向，尤其是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后，日本逐渐成为清政府观察近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窗口。在男性官员频繁往来的同时，其夫人间社交活动有所加强，为日本上层妇女接触清政府核心政治圈层提供条件。东洋妇人会利用听曲、鉴宝、聚餐等日常社交活动，营造“中日亲善”氛围，使参与者放松戒备。在看似“去政治化”的场域中，日本方面有意掩盖制度与立场差异，诱导中国参会者接受其政治主张。1905年，东洋妇人会甚至将例行聚会设于清政府驻日公使馆内。1906年、1907年先后赴日考察的清廷重臣载泽、溥伦，均在出席“招待会”时向东洋妇人会赠物或“赐金”，载泽接受锅岛荣子赴华访问的请求，称要将“引导中国妇女”之责“全权”委托于东洋妇人会。东洋妇人会利用情感联结，消解清政府上层人士对日戒备，使他们不知不觉陷入日本布下的亲日关系网。

除“招待会”外，会长锅岛荣子特派主事(会务总管)清藤秋子、会员河原虎子赴华，以“帮助中国开展女子教育”为名，打入清政府上层女性社交圈，展开游说。在长期活跃于清朝上层女性社交圈的会员服部繁子协助下，清藤、河原二人先后取得毓朗夫人、那桐夫人、载振夫人、载泽夫人等清廷重臣、贵族的夫人信任。其中，毓朗夫人、那桐夫人不仅出席相关活动，还充当清廷上层女性与东洋妇人会的联络中介，载振夫人、溥伦夫人则承诺协助设立东洋妇人会“北京分会”。通过持续社交和游说，东洋妇人会迅速构建起覆盖清廷核心层的女性关系网络，为推进对华女子教育建立人脉与组织基础。

清藤、河原二人还在各地日本驻华领事夫人等协助下，赴北京、天津、汉口、南京等地实地“考察”女子教育，为设立“清国派遣女教员养成所”搜集情报。她们积极结交地方官员建立人脉，如清藤、河原二人在汉口时曾积极接洽湖广总督张之洞，后续派遣的日本女教员即进入张府担任家庭教师。

东洋妇人会的行动始终遵循以所谓“保全中国”为幌子的对华渗透路线，其特殊性恰恰在于充分利用妇女身份的便利条件，以笼络清政府中上层妇女作为主要手段进行政治渗透，掩盖其服务于对华侵略扩张的实质。清政府中上层人士及其夫人被“中日妇女亲善”“帮助中国妇女”话语打动的同时，不自觉地成为日本对华渗透的传声器。

渗透中华女子教育

除培植亲日势力外，下田歌子在北京长期布设眼线，形成一套“里应外合”的运作机制，即以北京为“里”，搜集清廷内部情报，寻找政策突破口，并以东京为“外”，制定对华女子教育方案。

1902—1909年，服部繁子跟随任教于京师大学堂的丈夫服部宇之吉长居北京，通过书信向下田歌子汇报有关清政府的情报和教育动向。例如，服部曾向下田密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不得上官器重”，政治价值有限，暗示下田转为笼络其他更具影响力的要人。她还向下田汇报中国中上层妇女的情况，助其评估她们作为未来文化渗透对象的可能性。为筛选、培养潜在教育对象，服部繁子利用中上层女性社交圈，于1904年初创办中日“妇女谈话会”，并以日本“良妻贤母”思想作为对华女子教育的指导思想，打造日式女子教育制度在华的“第一批样本”。

更为关键的是，服部繁子掌握有关清廷在女子教育与外交上“猜忌心极重”的情报后，向下田建议采取“埋头实干、以增信用”的“献身式”教育策略，助力日本在与欧美争夺对华女子教育主导权中占据有利地位。1906年东洋妇人会成立“清国派遣女教员养成所”，以“为国奉献”的动员模式，要求教员放弃待遇考量，以“献身姿态”换取清政府信任。被派往大连金州公学堂的横内文惠子曾表示，“我是怀着为国家效力的觉悟而来，因此对俸给的多少、待遇的优劣一概不放在心上”。这些殖民教育人员被派往大连、南京、北京、保定、武昌以及福建、四川、山东等地，充当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文化渗透的“尖兵”。日本媒体甚至兴奋地称，她们已成为“中国妇女界的中枢”。面对东洋妇人会借教育援助之名、行文化渗透之实的行径，中国《东方杂志》1910年第7卷第3期刊文一针见血地揭露，此乃日本“欲殖民清国，当先从女子教育界着手”的险恶图谋。

在下田歌子指使下，服部繁子经由日本驻华公使夫人内田政子，为东洋妇人会成功搭建一条直达清政府最高统治者的特殊渠道。内田政子被日本《读卖新闻》称为“日本在京妇女界三大明星”中的“外交家”，因精通中英文、擅长外交辞令，在外国公使夫人觐见慈禧太后时担任翻译，得其“宠幸”。日本媒体甚至吹捧，“西太后之一举一动，殆无不伺内田夫人之颜色”，“今日在北京政界而生擒西太后者，内田夫人也”，大肆宣扬其对清政府最高权力核心的影响。在其推动下，慈禧太后曾一度欲于京城内效仿日本兴建女学堂。

借助“公使夫人外交”，日本制定的对华女子教育方案得以绕开常规外交程序，向清政府女子教育政策渗透影响。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选取下田歌子《家政学》等作为外国家庭教育之书，并令“广为译书刊布”。1907年，在慈禧太后授意下，清政府颁布中国最早的官办女学堂章程——《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这些章程几乎照搬日本学校模式和教育内容，不仅明确规定“许聘用外国女教习”，更是将下田歌子的教育理念“实践躬行”列为“修身”学科要旨。短短数年间，日本女子教育制度严重渗透清政府女子教育政策，从源头上干预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事业，导致其沦为日本夺取东亚文明“领导者”的实践场。以“文明援助”包装的制度移植，其本质并非促进中国女子教育发展，而是压缩中国教育主权的空间，为之后对华文化渗透作铺垫。

需要注意的是，清政府女子教育政策深受日本影响，除日本精心运作外，也与其自身保守的女子教育观念有关。比如，清政府在女学堂章程中强调“以启发知识、保存礼教两不相妨为宗旨”，“与中国妇道、妇职不相悖”。清政府对女子教育不得动摇礼教纲常、不得超越“内外有别”顽固坚持，担心妇女觉醒带来政治风险。正是在带有浓厚封建思想性质的政策逻辑下，日本所谓“良妻贤母”思想顺势渗透和扩张。

同化中国妇女

“日本化”是以大隈重信为代表的政治家实施所谓“保全中国”的具体手段之一。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大隈明确提出日本应作为处理“中国问题”的“主人公”，宣称要将“同文同种的中国同化为日本”。作为东洋妇人会“特别赞助员”与“精神导师”，大隈重信试图借助该组织推进对华女子教育方案，从女德规范、语言、生活方式三个层面，系统推进中国妇女“日本化”改造。

一是推行女德规范的“日本化”。此理论依据源自大隈重信的“东西文明调和”论。大隈称，日本擅长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并将其“同化”为“日本文明”。大隈所谓的“调和”，是对中西文明的选择性攫取与再包装，实质是以日本为中心重新界定文明等级的权力话语。在妇女领域，这一话语被具化为以“日本女德”引领“东洋妇女”。东洋妇人会鼓吹的“良妻贤母”思想，本是日本在建构近代国家过程中，对日本传统“女德”与西方资产阶级妇女观念进行杂糅的产物，却被反向包装为“东洋妇女伦理的最高形态”，向中国输出。不仅如此，为迎合清政府在女子教育上不得偏离家庭角色、不得动摇纲常礼教的要求，该思想在对华传播过程中被进一步工具化，即将女子教育限定为培养能够理性治家的“良妻”与教育未来国民的“贤母”。将妇女困锁于家庭的所谓教育，既无法回应20世纪初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也完全背离中国妇女日益高涨的解放诉求。

二是推行语言的“日本化”。服部繁子参与运营的北京豫教女学堂，将“日语”与“编织”“算术”并列为三大重点科目，对学生实施分级、系统的读写训练，以培养长期稳定的日语使用者。这意味着，日本在中国女子教育启蒙阶段有意识地实施语言同化策略，对作为“未来母亲—教育者”的女性群体进行系统性日语训练。更具侵略性的是，日语教学被嵌入高度情感化与仪式化的教学实践。日本女教师要求学生以日语演唱歌曲，甚至直接教授日本国歌《君之代》，加强对华文化侵略与意识形态渗透。

三是推行生活方式的“日本化”。东洋妇人会“清国派遣女教员养成所”第一届毕业生大杉春子任职于湖北武昌幼稚园，该园空间布局、教学用具与学生服装一律依照日本标准样式执行，教育空间被塑造成高度“日本化”的场域。下田歌子的另一爱徒河原操子在上海务本女学堂的实践更为直接，她以近乎绝对权威的姿态宣称：“学生相信我所做的一切皆为正确，凡我所行，皆可模仿。”中国女学生甚至曾因她脸颊上偶然垂落的一缕散发，便从原本梳理得一丝不乱的发髻中刻意抽出发丝加以模仿，将河原的细微姿态和举止奉为“规范”。这种同化效应并未止步于日籍教师的直接灌输，上海城东女学校甚至出现从未有过赴日经历的中国女教师主动模仿日本妇女发型、服饰与举止的现象，表明日本生活方式已被部分中国妇女视为“文明”“现代”的标准。生活方式的“日本化”甚至被推广至我国边疆地区。1903年，河原操子进入内蒙古喀喇沁王府担任教育顾问，将日本生活方式系统引入王府内部，喀喇沁王福晋还在其引荐下加入东洋妇人会。河原又在喀喇沁王及福晋“支持”下创办毓正女学堂，并将其中3名学生送往下田歌子创办的日本实践女学校，使她们在日本完成从语言、行为到价值观的整体重塑。

1903年，内蒙古喀喇沁王创办毓正女学堂，聘请河原操子为教习，招收蒙古族女生入学。该学堂的规章制度、课堂设置、教学内容等均模仿日本女校。图为河原操子送别合影，最后一排右边两位分别为喀喇沁王及福晋，左边为河原操子。引自一宫操子：《(新版)蒙古土产》，东京：靖文社，1944年

近代日本将文化渗透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并将妇女作为操纵这一工具和执行文化渗透任务的重要群体。东洋妇人会通过女子教育这一看似温和的渠道，系统实施对中国女性的女德规范、语言与生活方式的“日本化”改造，以柔性手段进行文化渗透，从而服务对华侵略扩张。部分日本学者竟还将东洋妇人会的对华活动纳入“全球妇女运动”叙述框架，以“妇女进步”“文明援助”之名掩盖其侵略本质。东洋妇人会既非“文明援助者”，亦非“妇女进步的推手”，而是日本推行对华文化殖民的工具。

作者单位：太原理工大学文法与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