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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若麟:戛纳电影中的颠倒世界

作者:郑若麟   来源:作者博客  

  戛纳是一座特殊的小城。戛纳因电影节而闻名。而戛纳电影节则据说是“作家电影”的大本营。尽管谁也说不清“作家电影”究竟如何定义,但所有的西方媒体(当然绝大部分中国媒体也鹦鹉学舌)都称,“作家电影”“高于”商业电影。因为据说前者“真实”地反映现实世界,而后者则为迎合大众(的低俗品味)而往往美化现实。多年来戛纳电影节和好莱坞即被视为两者的两大堡垒。我们长年追踪报道戛纳,最终发现,“戛纳世界”其实与“现实世界”并不是那么契合;只是戛纳选中的“作家电影”热衷于试图解释甚至一厢情愿地想代替现实而已。戛纳给人的感觉是用“电影”来作为“解释”、“干预”甚至“代替现实”。

  比如同性恋题材是今天戛纳的一大特征。至少有三部——包括获得破天荒三个金棕榈奖的《阿黛尔的生活》在内——直接表现这一题材。法国的现实是数以百万计的“反同性恋婚姻”者上街示威、法国社会在同性恋婚姻立法问题上被撕裂成尖锐对立的两大板块。就在戛纳电影节闭幕的当天,巴黎又爆发了新的规模巨大的示威。然而入选戛纳的同性恋电影却一面倒地赞美同性恋。大量的同性之间的性行为镜头几乎等于是“同性恋教学片”,令人恍然感觉戛纳电影节似乎在为法国同性恋婚姻立法背书。评委主席斯皮尔博格倒也坦率:给《阿》片金棕榈就是对法国反同性恋婚姻示威的回答。这是电影对现实的解释和干预的典型例子。

  法国目前的社会现实是失业人口破纪录地突破三百万、执政党爆出部长涉嫌逃税丑闻而引发政治道德危机、经济负增长从而使导致生活水平下降的紧缩政策呼之欲出、因移民政策失败而导致社会暴力剧增……然而戛纳入选的法国片却是“饭饱思淫欲”的时代,探讨的是少女卖春、恋父情结、同性情欲等等“人性”本质。仅有的一部反映工人生活的《核电站》本来是可以深入探究经济危机对普通人生活带来的冲击的,却被拍成一个庸俗的偷情故事……法国社会现状令人惊讶地在戛纳电影宫里变成了美丽的“床戏”。

  本来,电影当然可以解释和干预现实。只是应该采用同一标准。问题是,戛纳给人的感觉却是双重标准。比如今年戛纳电影节有关欧洲二战的影片相当多,正式入选片中就有一部长达四个小时的深揭德国纳粹的影片。但戛纳对否认二战罪行、执政党向极右急转、甚至出现军国主义复苏苗头的日本却毫无兴趣。入选日本影片不是温情片就是哲理片,且令人难解地平庸。获评委奖的《有其父必有其子》俗套连连,却一片温馨,毎一个人物(包括几乎所有群众角色)都是美的、善的,结局也是天下圆满,比“好莱坞”还要好莱坞!令人不得不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这部影片出自中国导演之手的话,是否能有万分之一的机会前来戛纳。事实上,中国大陆入选戛纳的作品从来没有温情片。今年入选的中国影片《天注定》更是一部非 常暴力的政治片。影片里的人物均残忍无比,甚至连群众演员也都是一个丑过一个……我在与一位常年采访戛纳的法国记者谈到这一点时,这位记者也承认,如果仅从戛纳来认识世界的话,人们潜意识里一定会感觉日本温馨、中国残暴……

  而同样是暴力,墨西哥获最佳导演奖的影片《赫利》远比中国贾樟更残酷,但这两大暴力却有着本质的差异:前者的暴力是缘于人性之恶、缘于毒品,因此是被批判的;而《天注定》的暴力则是为富不仁、官逼民反,指向很明确,因而是被歌颂的。三十年前,我们被批判将艺术用于“宣传”。今天我们与国际接轨了三十年,才恍然大悟:人家的艺术是用来“诠释现实”的,诸如“中国为什么是黑暗的”,或者“日本为什么是幸福的”之类的……

  显然,用电影来诠释世界涉及到国际话语权这一和平时代的重大问题。在今天的世界上,发生什么事固然重要,但对事件的解释和评论同样重要。因为这种解释和评论将使事件的性质朝着解释者需要的方向演变。而电影则是将这种“解释和评论”变成“艺术”,来更为有效地、潜移默化地对公众进行“洗脑”。我们只要看一看在戛纳获奖的中国(大陆)与日本影片的区别和差异,我们就能理解,戛纳是如何通过电影来左右世界影迷们心目中的中日两国的形象的。一向温良恭俭让的中国变得面目狰狞,而犯下了与德国同样残暴的战争罪行的日本却是变成了温文尔雅的“善者”……

  难怪电影节艺术总监弗雷莫在一次接受我们采访时说,“艺术总是政治的。”当时我们并不太理解。其实这才是一句大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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