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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红叶的暗示

作者:张承志   来源:红色文化网  

红叶的暗示

作者:张承志

天涯 年2期

  一
  
  他不是志士,不过为苟活于志士之后而耻。由于这种日本式的耻感,他不得解脱,落笔哀晦。人誉他是志士不妥,人非他褊狭也不公。他心中怀着一个阴沉的影子,希望能如陈天华,能如秋瑾和徐锡麟一样,使傲慢者低头行礼,使蔑视者脱帽致敬。
  后来参观鲁迅的上海故居,见厅堂挂着日本画家的赠画,不远便是日本的书店。我为他保持着那么多的日本交际而震惊。最后的治疗托付给日本医生,最后的挚友该是内山完造——上海的日子,使人感觉他已习惯并很难离开那个文化,使人几乎怀疑是否存在过——耻辱和启蒙般的日本刺激。
  留学日本,宛如握着一柄双刃的刀锋。大义的挫折,文化的沉醉。人每时都在感受着,但说不清奥妙细微。这种经历最终会变成一笔无头债。古怪地左右人的道路。无论各有怎样的不同,谁都必须了结这笔孽债。
  ——《鲁迅路口》
  ……也许原因都是留日。在那个屈辱又激昂的时代,或许只有留日学生体验了最复杂的心境。正是这个日本在侵略祖国,而他们却只能赴日求学。他们的立志正是学成利器报复日本,无奈同学里却层出着立论亲日的政客、自诩知日的大师!
  与留学欧美尤其美国完全不同,他们无法以艺术自慰或者以民主夸夸其谈。尤其不能学成一种愚蠢的怪物、哪怕对老婆也半嘴英语——他们常回避自己的见识,他们多不愿炫耀日语。他们每日求学的这个国度,曾向母亲施暴又正在倡导文明;他们耳濡目染的这个文化,把一切来自中国的古典思想、把一切琴棋书剑技舞茶花都实行了宗教化,然后以精神批判中国的物欲,用耻与洁等古代中国的精神,傲视甚至蔑视中国人。
  留学生首当这精神挑战的前沿。要领熟滑者逢迎表演保全自己,匹夫之怒者以头抢地然后消失。只有陈天华蹈海自杀。他的这一行为,是中国青年对傲慢列强的以命作答,也是他们……蚀心痛苦的表现。
  这种难言的心态,绵延于一百年的留学史。它激烈地迸溅于徐锡麟的剖心行刺,也扭曲地闪烁于鲁迅的晦暗文章。
  ……陈天华感受过的歧视和选择,尽管程度远不相同——后来不知被多少留日中国学生重复地体验过。只是一个世纪过去到了这个时代,陈天华式的烈性无影可寻了。在一种透明的、巨大的挤压之下,海外中国人的感情、公论,更不用说行动,日复一日地让位给了一种难言的暧昧。陈天华的孤魂不能想象:男性在逢迎和辩白之间狡猾观察、女人在顺从与自欺之间半推半就。
  ——《东浦无人踪》
  显然秋瑾不曾以鲁迅为同志。或许她觉得这位离群索居的同乡太少血性,或者他们之间已经有过龃龉。大概鲁迅不至于落得使秋瑾蔑视的地步?在秋瑾的资料里,找不到她对这位邻居的一语一字。
  我更想弄清当时鲁迅的态度和言论。但是诸书语焉不详,本人更欲言又止。渐渐地我开始猜测,虽然不一定有过争吵和对垒,大约鲁迅与同乡的秋瑾徐锡麟有过取道的分歧。或许鲁迅曾经对这位男装女子不以为然;她太狂烈,热衷政治,出言失度。鲁迅大概觉得她不能成事,也不是同道。鲁迅大概更嗅到了一种革命的不祥,企图暗自挣扎出来,独立于这一片革命的喧嚣。
  留学日本是一件使人心情复杂的事。留日体验给予人的心理烙印,有时会终一生而不愈。
  敏感的鲁迅未必没有感受到陈天华的受辱和愤怒,但是他没有如陈天华的行动。或许正是陈天华事件促使鲁迅加快选定了回避政治、文学疗众的道路。
  他的意识里,说不定藏着一丝与鼓噪革命派一比高低的念头。但是时不人待,谁知邻居女儿居然演出了那样凄烈的惨剧,而他自己,却只扮演了一个“看杀”的角色!
  逐渐地,我心里浮现出了一个影子。它潜随着先生的一生,暗注着先生的文字。我想诸多的研究,没有足够考虑鲁迅留日十年酿就的苦涩心理。称作差别的歧视,看杀同乡的自责,从此在心底开始了浸蚀和齿咬。拒绝侮辱的陈天华、演出荆轲的徐锡麟、命断家门的秋瑾——如同期的樱花满开然后凋零的同学,从此在鲁迅的心中化作了一个影子。这影子变做了他的标准,使他与名流文人不能一致;这影子提醒着他的看杀,使他不得安宁。
  也许就是这场留学,造就了文学的鲁迅。
  ——《鲁迅路口》
  在六十年代学潮中,三岛由纪夫曾企图与占领东京大学造反的左翼学生沟通。在乱糟糟的教室里,挤满的学生和三岛之间的谈话记录,无疑是一份宝贵的文献。事后,三岛在与和他政治立场完全相反的、左翼作家之星高桥和已对谈时,两人话题大量言及造反学生。唯高桥记录了三岛如下的宣言:
  “与其刻于语言,不如刻于行为。——既然他们不相信语言。”
  不久后就是他的自杀。确实,在中国本土早已荡然无存的王阳明知行一致说,有了一次淋漓的实践,但却是穿着皇军军装的实践(围三岛而结成的右翼结社“檐会”服装酷似军服)。反之,做出如此行为的作家,其“刻于语言”的本意也因此光芒逼人。不知行家里手们是否心有所动,我面对如此的“语言”和“行为”,躲不开强烈的羞耻感。
  我想高桥和巳也一定有过类似的羞耻感。文坛上默默演出的,简直是一场残酷的比赛。如果右派都不惜命,如果苟活的唯有左派那岂非讽刺?于是不久后高桥也死了。他留下的遗稿题为《遥远的美之国》,只写了序章。
  ——《风雨读书声》
  日本是一个古怪的国度:数不清的人向它学习过,但是后来都选择与它对立的原则;数不清的人憧憬着投奔过它,但是最终都厌恶地离开了它。它像一个优美的女人又像一个吸血的女鬼;许多人在深爱之后,或者被它扯入灭顶的泥潭深渊,或者毕生以揭露它为己任。
  为什么呢?
  ——《日本留言》
  上面辑录的,是我以前写过的、若干涉及日本的杂感。
  
  二
  
  在飞行中如果运气好,能从飞机的舷窗看见富士山。多是夕阳沉没的傍晚,镀金的暮霭之间,富士山拖着优雅裾线,升出于滚滚云层。有过日本体验的人,那时会感觉一种冲动。在东方的天空上,它以一种巨大、绝对、均衡的美感,望着人的通过。
  但就在欣赏的同时,我咀嚼出了一股隔阂。那东天门一般的富士山,那俯瞰的美,突然用一种似乎是古典和儒家的东西,挡住了唐土中国的来客。它如一个东方的斯芬克司,半空拦路,提示着一个汉字的哑谜。
  中国人,不管你是淘金稼银的工人、丢人现眼的政客、初作远行的学生,只要你来自孔夫子的国度,使用四方块的汉字——那么无论谁,其风骨的硬度、修养的道行、个人的气质,都要接受它的检视。
  白人是野蛮人,所以受到款待。你是中国人。所以要证明自己。
  必须感受一种透明的或有色的、礼貌的或霸气的、有形的或隐秘的——提问。这一质问满是文化意味,中国人不能避而不答。虽然,它的暗藏之中,也包含着剔得清与理不尽的内容。
   中国人——唯有中国人,一切西欧北美白人均不在此例——注视着富士山心情复杂。
  几乎他们的每一个,都因阴差阳错或莫须有的原因,与这个邻近的国度发生了莫名的缘分。但是两国两族之间,近代百年鲜血淋漓创深及骨,任谁都是心头纠缠着屈辱愤怒。多少大是大非,多少大节大义!
  偏偏文化的美感,拂之不去。交往的真挚,感人的细节,说不清、理还乱,它们拷打和质疑,不断地与残酷的国家史相叠压,冲撞齿咬,给每一个忆旧者以折磨。
  它宛如某种秘藏或私事,顽固地浮沉脑海,不肯湮灭。每逢与日本人相逢,总抑制不住——想即席清算甲午的屈辱、南京的虐杀;而每当和中国人谈及日本,又总控制不能——要滔滔讲解樱花的凋落、茶道的心境。和日本人交谈,往往只因一句对中国的失礼之语,便勃然大怒推案绝交;人有两面,和国人清谈时,又对中国恨铁非钢咬牙切齿,滔滔批判中,引用的净是日本的例子。
  为什么?
  一个白人女教授问: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心理的问题?
  她们拥有的教养或接受过的教育,不足理解系在我们之间的这个文化。当然是心理的问题:是一个长久纠缠的、心头的乱扣。它捆绑着沉重的是非,牵扯着历史的道德。
  我们两个民族,性相远,习相近。近,导致人的亲近;远,导致人的相轻。举手探足之间的熟悉,带来温暖的亲近;但是我对你的野蛮侵略史劣迹,你对我的虚妄老大国情结,又培育着顽固的不信任。
  日久天长变成人的相轻。顽童小儿,自幼学会了把对方当作嘲笑的对象,对方是可笑的,对方是肮脏的,对方是古怪的,对方是应该挨揍和教训的——歧视随时都准备向斗殴、向报复、向暴力和武力的解决转换。
  相互的质问,从来没有停歇,也渐渐不能深入。
  只不过,中国因为遭受的侵略,以及侵略尽头日本的败战,质问得似乎理直气壮嗓门响亮,而日本则因为同样的原因,忍着不发一言,把永恒的质疑,化作了沉默。
  已经没有遣唐使时代的、阳光海面浮光跃金的盛世之兆了。相反却多是不祥的预感。鲁迅和堀田善卫都“以血”,写过他们的“预感”。
  就在他们预感的前后——对中国是天下倾亡,山河破碎,屠城过后的南京,尸体顺长江涌入汪洋、又在涨潮时倒流上海。对日本则是烈火炼狱,广岛长崎,一瞬抹灭,生灵涂炭,末日的幕布,猛然间一把撕开。
  这预感也指向未来吗?
  ——无论谁都满怀不安。
  真没准,在我的这系列文章结书出版之前,应该成为一切国家和民族理念的、永远弃绝战争手段的日本和平宪法,就会在日本被人修改。
  也没准,就在我们还在讨论两国之间的民族心理,还在探寻用追求民族的存在之美来谋求共存,穷酸的议论尚未开始,日本的宙斯盾舰队便会从“一衣带水”的彼岸启航,为龙的传人再上演一场黄海大战。
  历史在循回,时代也在催促。
  顶戴着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三座大山,中国人在追问时,常常因反问而失语。言论的缝隙是狭窄的。但他们还是向日本追问,从道、德、仁,到信、义、耻。百年的失败,恐怖的体制,负面的遗产,使他们追问的声音,痛苦而喑哑。
  背负着两颗原子弹灭绝轰炸的苦难,以及自己对于苦难结局的负罪感,日本人深藏着对中国的满腹心事,缄口不言。他们对中国的终极情结是:对日本的判决,并不能使中国逃避——对大国主义的反省。但他们不喜发言,如同享受着沉默。
  表里双层的文化,纠缠于每一节历史,使得作为描写和沟通的文字,常常词不达意,似是而非。
  我们见到,诸多的大人物,言及日本便笔端滞涩。并没有一本关于日本的经典。仿佛跻身低檐之下,难写大气文章。浏览着甲午之后的日本谈,虽然新书总在推动旧版,绵绵的游记评论,也各有妙处长所,但毕竟大同小异——不仅戴望舒周作人抠抠唆唆,即便鲁迅也语出暧昧欲言又止。时而我们能从鲁迅涉及日本的文字中,读出一种掩饰的、混杂的微妙。
  多么复杂的心理感觉!一般情况下,它使人不快。若是不能获得解决,人会觉得受了伤害。
  如此的心理过程,又浸泡着民族与国家的血污,反射着贫窘与豪富的强光,使一些人一去不返。他们甚至暗守着一个诀别,把不再进入日本,当作对那个质问的回答。
  
  三
  
  在结束这些随意的笔记时,还有什么该说的吗?
  从秋天枫叶刚刚开始染红的时候,我从西日本的尽头处开始,沿着长崎、九州岛、下关、广岛、京都,再回到东京。我随着秋意步步旅行,红叶也追着寒潮层层染过。在多摩川边的高幡不动,我看到了最后的一片红叶。高幡不动的红叶不多,但红艳醉人。1_938年郁达夫曾回忆,鲁迅就在逝世前还曾约他,到了秋天同去日本看红叶。
  我总觉得,日本的红叶在给着我一个暗示。
  红叶的信,日本喜欢这么说。那么这红叶信上,染透的信息是什么呢?
  回溯着感受的历史,也细数着自己的体验,心里浮起不尽的慨叹。
  确实在两国之间,存在着不同于一般国家关系的、血肉般的维系。只是由于国家间目不忍睹的淋漓伤疤,使人不敢幻想,宁愿回避,以免再次伤及自己。
  但是那真实的、绵延了多少个世纪的文化,连同这美丽的红叶,难道也必须一并敬远、甚至忍心割舍吗?
  梳理着日本的事情,心里想着中国。
  我渐渐临近了一个命题。
  正在崛起中为强国之梦兴奋不已的中国,也许此刻已经快是时候——该思考日本的近代道路。昨天抱着大国梦陷入痴迷的他们,仅仅在昨天的日暮时分,就把民族推上了绝路。不批判和摈弃危险的大国主义,不追求一个民族的存在美感,则族众没有升华,国家也并无强盛。
   若想找出一个具备美感的例子,我想到了军人远藤三郎。
  作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军人”,唯他最早提出了如下的国防思想:
  ——军人的理想是消灭军队;
  ——国家的军队,应该让位于“把无国籍的志愿者,派遣到发生纷争地区作为国际警察”。
  他的思想,在打了折扣后,以维护和平部队的形式,实际上被后来的国际社会接受了。
  如此的一位远藤三郎将军访华,留下一段美谈是必然的:1957年在北京,远藤三郎诚挚地把家传的日本刀——那是刀匠来国光的艺术品,远藤幼年初入学校时,得自祖父的礼物——赠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更郑重地回赠以齐白石的名画,兼之自己亲笔的墨迹。
  由这样的日本人引导,我们也开始了思索。
  我们开始清除——诸如四海臣服、四方来朝、藩属四夷,等等概念。我们开始意识到:在物质和国家的富足之前,更要紧的是追求思想的富足。否则,何止日本,亚洲近邻和第三世界对中国的不信,也会积累。
  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新的中华帝国吗?

  不。不只是富国,更不是强兵。不单是富裕,我们渴望达到的,是一种民族存在的美。
  除非达到具备真正的美,人就永远是精神上的败者。也许,这就是红叶蕴含的—个暗示?
  中日两个民族,仿佛喜欢拉力赛般的思想较量。
  唯有日本,这古怪的国度,尽管它侵略过我们,但正是它才迫使我们反省。哪怕常常失礼,出口刺耳之音,但唯它在古典的文明规矩之上,推着脊梁,促我们迈步。
  日本魅力的秘密,就是它对接受的一切文化,都不仅爱不释手,而且对之一丝不苟,从而逐一完成了对它们的仪礼化、形式化,也就是广义的宗教化。从琴棋书画,到茶与花再至剑,仪式与教规最后约束的是人,于是出现了士道。对文化实行某种宗教化的途径,是保护这一文化的最好办法。仪式的美感,使人不能离开。规矩的严厉,造成传承的接续。
  无数文化的因素源自中国,但却在中国变了枯燥的老生常谈,变了统治者欺压欺骗的工具,因而一代不如一代,文化日见衰微。这时去日本一看,中国人吃惊叹服,或者干脆匍匐在地,长跪不起。
  日本使文明仪礼化并具备宗教约束的成功,是中国挽救自己文化崩溃的一个良药方子。我总在想,自尊心甚重的中国愿意接受这一号脉诊断吗?但是,若也想让孔夫子和衣食住行添上美感增加魅力,除此一途,别无他路。
  与文化质感的体验平行,从日本的故事里,我们更深刻参悟了另一个要紧的道理——狂热与自私的民族主义,是最可怕的毒药。我们已经开始一点点检视从孩提时代就习惯了、就引以为荣的、源远流长的大中华民族主义。
  日本若不能清算自己强国途中对他者屡屡的侵犯,它就愧对和背叛了古典教养的美。胜利于一个民族,是必需的也是危险的。元寇以来,从甲午之战到日俄战争,骄人的胜利,生成了狂妄的鬼脸。所以在“美之国”里,充溢了骇人的丑恶。这一悖例,乃是敲给中国的警钟——在复兴强盛,甚至追求美感的路上,若不能清除古老虚妄的民族主义,早晚会没顶于恶与丑的泥潭。
  日本对中国的厌恶,隐埋着岛国对大陆帝国的反感,闪烁着亚洲弱小对大中华帝国的警戒。我们批判日本的侵略,先要批判自己母体之内对他者欺凌的历史基因。
  旧戏尚未结束,日本已开始了脱亚入欧的新一轮。
  中国也在大国崛起的紧锣密鼓中,走近了对自己的巨大质问。
  我们并没有多了任何一件思想武器。我们仍在多重的含义下侧身而立,一面迎战着凶恶的帝国主义,同时批判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唯有忍受撕裂,那是一种痛苦的感觉。我们唯有在剧痛中,去追求彻底的人道主义。转过刀刃,解剖自己,把批判的尖锐,刺向尊大的中华心理。不为别的,只因这是唯一的——思想的武器。
  确实,是否深藏我的肺腑丹田之底、带着强烈自尊心的中华思想本身,才是一种更要迎面驳难的东西呢?是否我们祖国的精神进步,首先要踏过虚妄的民族尊大呢?红叶不言,默默望着它,我想——只有实践一个常挂在嘴边的命题:“更严厉的是解剖自己”。
  在不安的时代,一诉为快还是可能的,毕竟两边都有人留心倾听。
  
  2008年8月,于北京奥林匹克
  开幕之际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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