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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之:令人刮目相看的“学者呼吁重新评价新中国60年文学”

作者:宪之   来源:红色文化网  

令人刮目相看的“学者呼吁重新评价新中国60年文学”

——也谈“当代文学为什么不出大师”

   

《中华读书报》09,10。21到手,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赫然入目:《质疑文学史上既定评价:学者呼吁重新评价新中国60年文学》——怎么了,庆典刚过,难道“重写文学史”的颠覆工程又要进一步“深化”么?

及读正文方知是自己误解,不免暗暗纳罕。

孰知,“重新评价” 云云,并不是对以《讲话》为标志的“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继续解构和颠覆,而是为“新时期””对“前30年”文学“既定评价”的“重新评价”。

这里,“既定评价”,是指对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评价不高”和“完全否定”,报道者文中还用了“为新中国60年文学‘翻案’”云云的话语。

30年“重写文学史”,如报道所说,“对当代文学的否定成为主潮”,是一个“否定”,这已经成为“新时期”文学史的“既定评价”。这次研讨会要“重新评价”所透露出的“重新评价”信息,是一个新的“否定”——尽管它仅仅是一个开始,远没有主流,但从它作为“主流”传达出的动向,对于30年一往直右的趋势来说,它具有不可小视的“拐点”意义。

30年来,“重新评价”已经成为“思想解放”继续深化、不断突破禁区、杀开血路的一个常见语汇,接轨尚未完成,转型尚未实现,不断颠覆“既定评价”,乃是改革前进的动力。“十七年”、“二十三年”,不断上溯,从反右、合作化到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延安整风直到土地革命,乃至孙中山、康梁和谭嗣同,无不在“重新评价”之列,“思想解放”的潮流就是这样“浩浩荡荡”一往之前。也许,直到将张爱玲供奉到“海派文化之母”、将“老佛爷”、“李中堂”和“蒋公”供奉到改革之父的神坛上,将神州大地“民主化”到疆藏台分治独连,右翼精英的“重新评价”才算大功告成。

如今,在主流大报上,居然以头版头条的方式出现完全不同的“重新评价”话语,不管具体内容如何,其标志性的意义,都不可低估。

第几第几“拐点”,时至今日依然是皇甫平们纪念炫耀的资本。其实,无论怎样“不动摇”,俄罗斯式的“拐点”,是避不开的。“重写文学史”的“既定评价”,已经打造出“喜儿应嫁黄世仁”的辉煌,文学观念“拐”一下,实乃事出必然——这一“重新评价”本身的意义,恐怕是在当事者的意料之外的。

当《班主任》之类问世时,中国社会各阶层是一皆大欢喜的状态投入改革的,那一阶段可以小平一句经典名言为标志:“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出现百万富翁”,改革是“完善”。如今,“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或房地产开发,一两年甚至几个月就能打造出一个亿万富翁,铁三角已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牢固地取得了统治地位,广大被剥夺的群众也与他们得势同步觉醒,毛泽东热就是突出的表现。这一现象想一百年“不动摇”,恐怕不易。

   

从报道看,主流学者们还是蹒跚而进,文章内容较之记者标题逊色得多。

高层有影响的几位评论家,较早从时尚潮流风气中冷静下来的是曾镇南,那才是“与时俱进”!这次雷达的观点也有令人刮目相看之处。比如,他认为17年的《青春之歌》《红旗谱》等“绽放出夺目的光彩”“新时期以来的许多文学作品,还不如十七年中的作品”。他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也不是一棍子打死,对17年深入生活的肯定等等,都算难能可贵。不过总的看来,他还未脱多年“既定”思维模式。如“作家自己的主体意识虽然部分被压抑,但仍不乏有些作家把自己的主体意识提升到非常可观的高度”云云,依然抱着刘再复的宝贝思维不放。“十七年文学存在着把大量人心、人性的东西过滤掉了,直接归结为政治主题的狭隘问题”,这一贬斥无产阶级文艺的模式老掉牙的论调一点也不新鲜,其实十分浅薄。——贺敬之有贺敬之的“主体”,张贤亮、莫言和张爱玲自有他们的“主体”;过去,后者的“主体”是受到了“压抑”;现在,前者的“主体”就不受“压抑”了吗!巍巍老人的后半生遭际如何?杨白劳和黄世仁的“人性”,《白毛女》与《色戒》的“政治”,能是一回事吗?这一“解放”理论,打造出了张贤亮、莫言和张爱玲的“主体”和“政治”,让黄世仁和刘文彩的“人性”获得霸权,将白毛女重新贬入受侮辱损害的“三陪二奶”地狱——“重新评价”云云,应该从这里开始,才能执政拨乱反正!

不揣浅陋,书之与广大网友交流,兼盼诸公指正。

   

   

   

附:

学者呼吁重新评价新中国60年文学

记者 陈香

本报讯 一直以来,文学史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文学的评价不高,更有对其做整体“完全否定”的评价,然而,学者雷达却要为这十七年文学正名。不管是学界还是社会舆论,一般评价认为,现代文学的整体成就要远大于当代文学,但学者孟繁华认为,其实评价的标尺出现了问题;关于当代文学没有产生经典的原因,学界和社会舆论归咎于时代与作家,而学者贺绍俊的发现却石破天惊——语言的革命导致现代汉语无法接续古代汉语的典雅性,始终无法在文学性构建上有所突破。

近日,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办、《当代文坛》杂志社承办的“2009’中国当代文学论坛——共和国六十年文学与文学批评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雷达、孟繁华、贺绍俊、肖鹰、王兆胜、张永清、何言宏等全国文学批评界的数十位专家学者与会,发出了各自不同的声音,为新中国60年文学“翻案”,不少观点动摇了文学史上的既定评价。

一般来说,在文学方向选择的过程中,越是刻板僵硬、整一化,文学就不会真正的繁盛,越是多样而自由,文学就能不断地焕发活力,但是,“并非伟大的时代就一定能诞生伟大的作品和作家。有些很禁锢的时代,往往会出现很多有生命力的作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雷达提出,应该重新评价十七年文学。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文艺一直扮演为政治服务的角色,并且文艺与政治、生活的关系上都有严格的限定,不能越雷池一步,因此可供作家选择的题材范围非常小,这也是深刻的历史根源问题所致。”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作家还有没有一定的选择能力?艺术还没有它特殊的生存力呢?雷达认为是有的。“比方说《青春之歌》、《红旗谱》、《茶馆》、《苦菜花》、《林海雪原》、《红岩》、《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艳阳天》、《李自成》……一个很豪华的名单。这些作品虽然有它的内在矛盾与局限性,有的甚至有硬伤,但是它们却在时间的长河中站住了。”作家自己的主体意识虽然部分被压抑,但仍不乏有些作家把自己的主体意识提升到非常可观的高度,绽放出夺目的光彩。雷达认为,新世纪以来的很多文学作品,在他看来,还不如十七年中的作品。

   

由此,雷达提出了两个长期以来他在思索的问题。其一,政治视角的问题。“现在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之后,有的作家认为离政治是越远越好,其实这也是一种错误,政治视角有时候是比较大气的。虽然十七年文学存在着把大量人心、人性的东西过滤掉了,直接归结为政治主题的狭隘问题,但仍然出现很大气的作品。”其二,深入生活的问题。当时,无视作家的创作兴趣、风格、个性,把作家一律赶到矿山、军营,可能是刻板的,是起负作用的,但是,在雷达看来,当时强调深入工农兵的生活,了解底层生活,往往能保证作家一定灵感的来源。“这些年,很多作品讲究个人的表达,认为不用深入生活,有合理的一面,但另一面,作品比较单薄、苍白、贫穷,甚至出现了重复累赘。”他同时感慨,十七年中,一些作家为了写一部作品,几经易稿,甚至耗尽毕生心血,这样的景况在现今文学写作中已不复存在。

最近几年,对当代文学的否定成为一种主潮。一些思想界的人士如邓晓芒、丁东、崔卫平等,对当代文学更是做了根本性的否定,认为当代的中国作家没有担当,没有思想,认为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没有提供任何醒世的经验。德国汉学家顾彬也将“现代文学”比做“五粮液”,指认当代文学是“二锅头”,杨义先生更是提出要“为中国当代文学洗把脸”,认为当代文学虽然有一些机遇,但现在是泥沙俱下、红尘滚滚、肉欲横流。但在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看来,这些批评的声音对当下的文学作品,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并没有构成真正的批评,是一种“不及物”的批评。

“如果联系起百年中国文学的评价来说,这些批评的声音,评价现当代文学使用了两个尺度:他们在评价现代文学的时候,取的是现代文学的高端成就,现代文学也有礼拜六、红玫瑰、张资平、十里洋场,因为有了鲁郭茅巴老曹,就能建构起一个伟大的现代文学史。但是当他们评价当代文学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是末流,把末流指认为当代文学。对现当代文学评价采取的不同尺度,造成了他们批评的不及物性质。”孟繁华如是表示。”

孟繁华进一步提出,哪怕是现今的80后写手,有些起点都非常高,他们对语言、文体、作品结构、文学性质的认识,其起点不输于五四时期的很多大师。

无论如何,当代文学并没有诞生人们心目中的经典巨著,人们一直将原因归咎为时代与作家本身的原因。然而学者贺绍俊提出,要看到另一个根本性的原因,现代汉语思维的特殊性对文学的影响。

“现代汉语作为一种书面语,对应着古代文学的书面语——文言文,这两种语言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否定性的革命关系,而不是渐进的改良关系。因此,中国古代文学所积累起来的审美经验要移植到现当代文学中,就出现了严重水土不服。”贺绍俊提出,文言文所积累起来的古代文学的典雅型、深邃性、精神深度、文化厚度都是文学性的重要通道,但是这一切却被革命性的行为中断了,致使现当代文学在上述几个要素上缺乏深厚基础,也使现当代文学在文学性的突破上造成了很大的局限性。

现代汉语的基本思维特征,贺绍俊认为是革命性和日常性,“革命性”并非来自白话文自身,而是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新文化先驱把西方现代化的思维方式、逻辑方式和语言关系注入了白话文中;文言文不能完成思想革命的任务,日常生活的白话才能将思想革命落到实处,让广大民众接受。所以,革命性所带来的宏大叙事和日常性所带来的日常生活叙事,可以说是现当代文学的两大叙事。

而文学走过这60年,贺绍俊认为,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如果不能克服现代汉语的革命性和日常性思维所带来的局限,不能和古代汉语的强大传统接续起来,吸收古代文学的审美经验,吸纳中国当代文学最具本土性的、最具原创特征的独有的精神资源,我们的文学要往何处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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