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 打印

我的打工经历:从Y钮扣厂说开去

作者:刘仙桥   来源:乌有日刊  

  《从××说开去》是学生时代老师曾让我们写过的一道作文命题。今天,我要重写的这道作文式的命题不是一篇议论文,而是一篇报告文学。谨以此文作为一份人生答卷和生活问卷呈献给党中央领导、人民政府、妇联、全国各大媒体以及所有没被金钱抹去良知与正义感的中国人。

  ——题记

  引子

  坐火车到达浙江省的W市火车站,然后乘坐5路公交车至西客站下车,再换乘W市至Q镇的14路公交车便可直达R县的Q镇。W市的其它乡镇一样,Q镇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新崛起的一个沿海小镇。

  入夜的Q镇呈现出它今日的辉煌。

  Q镇国际饭店露天大屏幕彩电,醒目的广告灯,闪烁的霓虹交相辉映;医院、银行、琳琅满目的商店应有尽有;诚大、长城拉链集团以及规模不大的生产厂家,这里因生产出口各式各样的拉链被誉为“拉链之乡”;新城、方圆、木禾钮扣有限公司还有不起眼的手工作坊,这里也因生产出口各种型号的钮扣被誉为中国的“钮扣之都”。和沿海的其它城镇一样,Q镇以它的发展与繁荣吸引着约二十多万的外地农民来务工。这些民工大多来自湖南、贵州、江西、四川、云南、湖北、河南、安徽、陕西、江苏、山东等省。这些省份的民工中,以湖南人居多,而湖南人中,以贺龙元帅的故乡桑植人最多。

  Q镇无疑是比较富裕的。唯有Q镇西南路那条老街时隐时现的石屋木房显得陈旧,甚或是破乱;隐现于路灯下的窄窄的小巷,水泥路面高低不平;巷道不规则地交错盘虬,像一道道深深的皱纹爬满这座城镇的鬓边,似乎隐隐约约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了昔日的记忆——这里曾经也是贫穷的。昏暗的灯影里静静站立的暗娼在等待嫖客的光顾,有的甚至敢于挑逗过往行人,这似乎在告诉人们,Q镇也有它不尽人意的地方。

  初到Q镇的务工人员要找到某一厂家,不是靠公交车,而是靠人力三轮脚踏车,当地人称之为“红车”。为了免去脚踏的劳累,有的红车安装了机动马达。

  在世14路车站下车,花4元钱叫一辆红车便可到达Y钮扣厂。

  一

  红车到达H村的第一个“Y”字路口,选左行不到百十步的第一道巷口,向右看便可清楚地看见装有自动滑门的矮墙上写着“YB實業”几个黄色大字。这就是Y厂。

  Y厂是一家生产拉链和钮扣的私营企业,总员工约一百多人。在Q镇,这不算最大,也不算最小的厂,如果按规模来评估的话,应该属于中小型的私营企业。该厂总共有四位老板,据说是四弟兄。我在该厂洗油两年多时间,只知道A老板叫××,但没见过其人;B老板没见过,也不认识;D老板是一位看上去比较和气的年轻人,除了找钮扣到厂里外,基本没管厂里的生产情况。负责该厂的是C老板,主要是给员工的工资结算与支付。

  拉链与钮扣分开生产,拉链的生产与生活状态如何,不在我这篇报道的叙述之列。我要写的是在钮扣生产车间洗油的生活所见所闻与所感。

  负责钮扣生产管理的是C老板的一位表兄,姓C,名××,qq县人。此人高瘦,一张冷漠的脸不苟言笑,嘴角旁的肌肉有节奏地做着神经性地扯动,即使有时由于高兴挤出了一点笑容,也隐藏不住因冷漠而带给人的冷酷。这是上要承俸老板,下要挖空心思苛刻善良员工形成的市侩嘴脸,很容易让人想起“皮笑肉不笑”这一成语。这种表情在他要找一个理由赶走哪位员工时显得尤为特别。当他骑上摩托车,昂起头来狮子摆动式地甩动着长发,有一种高高在上的盛气凌人。

  二

  Y厂门卫室旁挂有上、下班时间的牌子。

  上午:6:00—11:00 ;下午:12:00—6:00。

  实际上,Y厂上、下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时间。

  三楼棒料车间。接管、出管、洗管、上蜡的员工规定是:上午:7:00—11:00;下午:12:00—5:30。因为各安排两个人干活,上午约十点左右,一个人继续做事,另一个可以提前下班吃饭,吃饭后再替换另一个。分厚薄原来由两个人分白班与晚班来做,后来一人承包,上午七点上班约十点左右吃早饭;下午十二点上班,五点左右吃晚饭,饭后再上一会晚班。

  二楼自动机车间白班、晚班两班倒,轮流上班十二个小时。

  一楼抛光、洗油、染色、包装车间。抛光工,上午五点半上班到八点左右下班;下午一点上班到四点左右下班。洗油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时间;染色工,上午七点上班,有货就染,无事下班,再忙下午不会超过六点;包装车间的员工,上午:7:00——11:00;下午12:00—6:30;忙时晚上加班至八点半,加班有加班费。

  以上的大致时间可以看出工人一定的自由,同是也可窥见钮扣生产管理的混乱。这种混乱中表现的自由充满了工人在屈辱中的抗争与忿满。

  如果为了企业的发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给予所有员工相对的自由,倒也无可厚非。记得浏览杂志时,曾见过一则报道:美国有三家公司(因不记得实名,姑且叫A、B、C)。A公司有严格的厂规,要求员工必须按时上、下班;B公司要求员工按时上、下班,设有考勤奖并要求员工为公司的发展提出良策和建议;C公司不要求员工安时上、下班,给员工相对的自由度,并为员工提供了相应的娱乐、学习、休闲的场所。结果是C公司发展最好。

  我想:C公司之所以有最好的发展是Y公司不能同日而语的,它相对宽松的自由应该是针对所有的员工,以很自然的方式尊重工人的劳动成果和人格尊严,从而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绝对不会像Y公司的C管家那样对勤勤恳恳为厂里做事的善良员工进行百般苛刻,似乎公司的规章制度只针对老实善良的工人。

  C管家经常赶人,一个王老五走了,又有一个王老五来,桥头有的是廉价的劳动力,Y公司用不着担心招不到工人。这对C管家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除了为老板的利益看家外,完全可以放肆地物色妇女发泄兽欲,去耍流氓,去强奸,去欺男霸女。

  人员更替的频繁,这里找不到违法犯罪的证据,但存在着违法犯罪的事实和现实。

  镜头之一

  这是一个虚拟的镜头:大街上一位男青年遇上了一名女青年,男的先夸她长得漂亮,然后趁女的没注意,伸手将女孩的屁股摸了一把。女的大骂一声:“流氓!”

  与上面虚拟的镜头相比,一九九八年曾在Y厂打过一年工的老乡张丽英(化名)的叙述则是一组真实的镜头:Y厂那可是一个坏厂。那时,这个厂在前保,那个扯着嘴巴的管家简直就是个流氓。如果哪个女孩长得好,他先夸这个妹妹长得好漂亮,然后趁女孩没注意——如弯腰舀扣子,他便摸女孩的屁股。江西有两个女孩,人长得好,一个是某老板的情人,管家不敢摸,另一个人老实,他经常就那么摸的,我们桑植的几个女的见了,都替这个女孩感到气愤,要她打管家,她不敢,说:“我一个人在外面打工,没办法呀!”我们桑植的几个老乡可不怕那个管家。有一次,一位老乡正在舀扣子,突然瞥见一只手向她伸来,她站起来用舀扣子的铁瓢就是一下,打得管家“哎哟”一声:“你怎么这么凶呀?!”那管家偷鸡的猫不改性,我们骂他流氓、扯嘴巴、摆脑壳虫,他无所谓。后来,我们几个老乡商量,他再要摸哪个,我们都一起打他。一天,看到管家来了,一个老乡将准备好的一截木棍藏在身后,管家没发现,伸手摸她时,那个老乡一棍打在他的手上;他赶忙向后退,不小心绊倒在地。我们一起赴上去打他,有的还脱了鞋打,直打得他在地上求饶,我们才住手。他爬起来气得要开除我们,我们便去找某老板结账。老板问明原因后,没有答应。那次,他自作自受被打伤的手用纱布吊了很久。别人见了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不出口,撒谎说是自己不小心摔的。从此以后,他只敢摸江西的那个女孩。那管家简直就是个畜牲!在Y厂,我勉强干了一年,第二年便跳厂了。

  借权力趁工作之便对女工动手动脚,不考虑女工的尊严,记得有一本杂志上把它定义为性骚扰。其实,这和街头的流氓犯罪还有什么区别?甚至性质更可恶。

  镜头之二

  这是一部老电影《白毛女》中的镜头:贫穷的喜儿与爹爹杨白劳相依为命,因无法交清地主黄世仁的租子,被管家穆仁智带家丁抓去给黄世仁抵债。一个静悄悄的深夜,黄世仁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喜儿的房间,从身后将喜儿抱住,用暴力强奸了喜儿。如今,黄世仁已经平反,在某些媒体的宣传里,并成了会搞经济的慈善家,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黄世仁,因为黄世仁的口袋里有钱。玩玩女人,只要女的不告,法律上不算强奸。

  镜头描准Y钮扣厂二楼的自动机车间。

  一天下午下班后,一名女工跟着下班的人流走出了车间后,忽然想起了自己的什么东西还在车间,当这位女工只身一人返回车间时,她被眼前的一幕情景惊呆了。显得空旷的机房里,管家的怀里正紧紧地搂着一名女工。没想到会有工人返回车间,管家那张丑恶的嘴脸同样被惊得目瞪口呆。没有人知道管家是意用强奸,还是那名女工自愿。但那位目击管家的女工却倒了霉,第二天便被管家找个理由赶出了Y钮扣厂。

  在此,我们姑且不论管家的行为是否属于强奸,让我将焦点对准——

  镜头之三

  一天深夜,管家在二楼的自动机车间巡视一番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一间女工宿舍。该上晚班的已经上晚班去了,这间宿舍里只睡着一位来自贵州(有误,实为重庆)的妇女。这位妇女虽然结了婚,但仍然不失有姣好的容貌。自然,这位妇女又成了管家想进行兽欲发泄的对象。

  管家掏出自备的钥匙(因男女工宿舍由管家安排,钥匙由他配发)打开了宿舍的门,然后溜进去对那位妇女进行施暴,那位妇女从睡梦中被惊醒,发现是管家那张被欲火燃烧得丑陋不堪的嘴脸时,挣扎着翻身爬起,一边推着管家,一边怒吼道:“你是不是要那样,我喊人的?!”欲火烧身的管家并未因这位妇女的警告有所顾忌,依然肆无忌惮地撕扯着那位妇女。

  宿舍内的夜静悄悄的,关着大门的自动机房却响着机器嘈杂的轰鸣声,谁也无法听见一个柔弱妇女与禽兽抗争的呼声。就在那位妇女快要筋疲力尽时,情急中怒吼道:“你真要这样,明天,我要告你去!”

  披着人皮的管家虽然没有人性,但一句带有法律警告的怒吼终于震慑住了他。

  管家像一头贪婪成性的狼,一闻到猎人的气息,只好放弃对猎物的追逐,馋涎着口水灰溜溜退出了那名妇女的房间。

  管家强奸未遂,第二天,那位妇女同样逃脱不了被赶出Y钮扣厂的厄运。

  镜头之四

  在Y钮扣厂,一对青年男女谈恋爱。管家欲将那名女孩占为己有,当作情人,无奈女的看不上他,他只能醋意大发,双双将那一对青年赶出了厂。人家白娘子与许仙山盟海誓深深相爱,已有妻室的管家干嘛要出家一回去当法海呢?听过传说的世人只会骂法海,不会骂管家,因为世人都不知道Y钮扣厂管家的罪恶;Y钮扣厂知道这一事件的员工却不会骂法海,只会骂管家,因为法海是传说,管家所做的一切是传闻也是Y钮扣厂的现实。

  镜头之五

  安徽一名退伍青年走进二楼女工宿舍想与名叫张丽妍(化名)谈朋友。后来,管家也去了这名女工的宿舍,遇上这位退役青年后大为不快,并将他赶出了那位女工的宿舍。

  后来,这名退役青年只好找另一名女孩,那名女孩没有答应,这名退役青年便威胁说:“如果你不答应,以后你谈了别的男朋友,我在哪里碰见就在哪里揍他。”

  对于每一个青年男女来说,谈朋友是人之常情;每个人都有爱的权利,但没有强迫别人爱你的权利;懂得爱的相互尊重这一社会公德才不失曾经作为一名军人的风采。管家无道欺男霸女,不等于你也要像他那样无德。

  后来,这名青年因打瞌睡这一借口被管家赶走是不可避免的事。在三楼棒料车间,上班时间谁没有打过瞌睡呢?

  三

  Y钮扣厂人员更替的频繁,我无法用笔墨写尽所有工人生活的劳苦,唯以个人在这里的亲身体验来反映Y钮扣厂的生活,折射所有工人的伟大与艰辛。

  2006年7月,当我放弃对文学的追求走进这沿海的江南小镇,在简陋狭窄的租房里安顿好年已八旬的老父亲,然后走进Y钮扣厂,便做好了吃苦的思想准备,如一粒金色的麦子深埋在封僵的冻土层默默接受一场暴风雪的来临。过去,文学之路上的幸与不幸都变成了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地干活,每个月的工资是1000元;年底结账时,有几个月的工资涨到了1100元。

  2007年,每月工资涨到了1200元;最后三个月,每月工资是1300元。

  2008年,从2月18日至4月6日按每月1500元计算;从4月6日至5月6日是1800元;从5月6日至10月14日被迫结账每月工资降为1600元。

  这些工资,与桥头同行业工资水平相比,基本在同一水平线上以曲线的方式上下波动。高,高不了多少;低,低不了多少。我首先把它写出来是让读者有一个了解,不是我要对已付清的工资讨说法。这种工资的起伏波动映现了Y钮扣厂波涛起伏的生活。贯穿着一个工人的抗争与迷惘、爱与憎、痛苦与希望。

  1

  我从员工李海明那里接手洗油,并没有脱逃“一个王老五被赶走了,又一个王老五接着干”这一生活规律。

  询问李海明不做的原因,他强装笑脸说:“老婆有病,不做了!”知悉内情的工友说:“那不过是李海明给自己一个走下台阶的借口,其实,是管家赶他!你以为管家是个好东西?好色,嘴巴也罗嗦!人老实的,他往死里欺。洗油不像抛光,生手也可以干;李海明不怕他,和他对着干,自然要被赶了。”

  李海明洗油,一天只在二楼自动机车间拉一次扣子。货忙时,五点下班,不忙时,做好了便提前下班。抛光、染色、排污、烧油、棒料,谁不是做好了自己的事便可以下班呢?既然一个厂里没有按统一的时间上下班,李海明为什么不能争取这个权力呢?

  我接手后,按时上班,时间几乎和包装房差不多;有时,包装房下班了,我还得做一阵子才能下班;一天不忙,我下班早了,第二天,管家不高兴地质问:“昨天,你下班怎么那么早?”

  “李海明做时,不是下班很早吗?”

  “李海明是李海明,你跟他不一样!你不要老跟别人比!”管家生气地说,这令我有点莫名其妙;管家看出了我脸上的疑惑,生硬地补充道,“你看,我要不要李海明做?!”

  想到租房里还住着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我只能沉默。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脚下的旧雨鞋已磨穿。第一次跟李海明洗油时,他看我穿着皮鞋,便给我找了那双旧鞋。现在鞋磨穿了,我只好自己去找管家。对我说出的请求,管家似乎没听见。管家在与人说话,这情有可原,我想。管家说完话,我再次说出自己的请求。管家没有回答我,慢慢站起来去拿雨鞋。我迫不及待想得到那双鞋,便跟在管家身后,因为洗油的桶还转着,我得赶快过去。管家突然扭头恶狠狠地训斥道:“你跟着我干什么?像小偷似的!”我感到人格的屈辱,但什么也说不出。

  一天下午,有几袋钮扣要发货,需煮油后再洗。

  本来,煮油是染色师傅的事,但染色师傅每天要将色染好后才煮油。现在,染色师傅忙,管家要我去煮油。如果管家是一位尊重工人劳动成果与人格的人,要我煮一下油又有何妨?为了自己洗油不拖到六点甚至六点以后下班,我经常要帮着煮油。这样,有时即使不忙,染色师傅也不会把油先煮上,而是搁置在那里。这种现象,管家从来不会去说,也不敢去说。

  平常,钮扣没洗好,管家训斥几下,没往心里去。我越沉得住气,管家越觉得我好欺负。现在,我稍微空闲,他要我去煮油,再沉得住气的人也会感到窝火,于是生气地说:“今天,我不煮!”

  “染色师傅忙,叫你煮一下油,为什么不煮?!”管家扯动着嘴角的肌肉生气地反问。

  “今天你就是马上给我结账,我也不会煮油!”

  这是我第一次在管家面前控制不住生气,而且是作了最坏的打算。

  管家没办法,便走向一位抛光的师傅用手指着我,生气中带着奚落的口气问道:“这个人是不是有病?我要他煮油他不煮!”

  每到一个新厂,一段时间,老员工无形中会排斥甚至会歧视新员工。这是工厂里的一种生活规律。管家似乎要找一位老员工来迎合他对一位新员工的强迫和奚落。但管家找错了人,他不知道那位抛光师傅碰巧是我的亲戚,和另一位师傅一样为管家对我的不公感到气愤与不平。见管家这样对待我,禁不住怒从心起,回敬道:“你才有病!别的厂用超声波洗油,都安排两个人,他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你还要他煮油!这几天,他哪一天没帮着煮油?!你才有病!”

  管家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回敬,气得站在那里愣怔了老半天,因为受了刺激,嘴角的肌肉停止了神经性地扯动,也忘记了习惯性狮子摇头般甩动他的长发。

  后来,当染色的师傅听说了事情的经过和管家气得发愣的情景,也忍不住哈哈大笑。

  经历了煮油事件的不愉快之后,管家无故针对我的劳叨与训斥少了些。如果是洗好的钮扣反白,管家才会训斥,这令我无话可说,自然在沉默中忍耐。我的那位亲戚见了想帮我也帮不了,只能暗暗给我壮胆叫我别怕管家。他说:“李海明每月一千二都不怕赶,你每月一千还怕找不到事做?我刚来时,管家婆婆妈妈要我抛一种扣子,我没抛,他竟然骂娘,我气得要打他的耳光。从此,他再也不敢对我那样了。管家就是那样的德性。”

  我明白:管家这样的人不需要人尊敬,要对付管家这样的无德之人,需要《水浒传》中鲁达那样的性格,但我做不到。一个人的性格除了自身的原因外,还与家庭教养、成长环境以及受教育的程度等诸多因素有关。要真的为了一点屈辱闹得出厂,除非忍无可忍。首先,我想到的是找事做的艰辛和八十多岁的老父那一双渴盼的眼睛。我不能让他跟着我一起在这小城里流浪奔波和担忧。尽管在桥头有姐姐的帮助,但我不能让自己本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全落在姐姐的肩头。况且这Q镇的私营企业,管理上几乎没有符合国家标准的厂,常言说:“走三家不如呆一家。”一旦出厂,长时间没找到合适的厂,损失的还是自己。

  我依然勤勤恳恳地做着事,筛扣,超声波洗磨砂,打油,洗订单,打蜡,一个人忙得团团转。有王师傅帮一下忙,五点多下班;没时间帮忙,下班晚一点,反正把活忙完。好在人类还有音乐与文学。遇上不愉快的事,便一边做事,一边放声歌唱,或者是思考着生活与文学,尽量让自己的内心世界构筑起一座宁静幸福的殿堂。

  年底结账,管家以故作亲切的微笑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最后两个月按每月1100元给你算!”并以试探的口吻问,“厂里的被子,你带出去了还没归还吧?”

  年底结账,管家主动加薪,用意不是问我要那两床破棉被,而是希望我明年还在Y钮扣厂做下去。

  “明年,我还在这里做。”

  2

  2007年,在Y钮扣厂干了七年的王师傅走了。

  在Y钮扣厂,王师傅抛过光,做过棒料、板料,打过包,当过电工,排过污。做这些事时,他不是单纯地做哪一件事,而是做好自己本职的工作后,还要干别的事。去年,他本来是做板料的,但做好板料后,他还要帮着打包,每月工资是1200元。这年初谈工资,管家只答应每月给他1400元。这里只看眼前利益,不提倡员工为厂里效劳的实干与苦干精神,越是埋头苦干的员工越被管家看作是软弱可欺的无能之辈。王师傅曾有过出了Y厂又进来的经历,管家自然以为他无法离开Y厂。低廉的工资,王师傅被迫出厂。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仟鸿钮扣厂的老板了解王师傅的情况后,以每月1700元的工资招了他。

  超声波的使用,钮扣数量的增加,王师傅的出厂,我的劳动量与劳动强度将比去年更大。然而年初谈工资时,管家压价给我上半年每月1100元,下半年每月1200元。

  “能否从开年给我每月1200元?”与李海明相比,我的这个工资要求不高。

  “下半年给你每月1200元,够可以了!”管家故作一本正经掩饰着内心的喜悦。

  我转身欲走时,管家急忙说道:“算了,开年就给你每月1200元。”说完,管家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

  上班十多天后,劳动量开始猛增,我几乎每天都要干到六点,甚至更晚。不停地忙碌,陀螺般旋转在不同的机器之间,为每月1200元的工资疲于奔命。每天下班洗完澡,回到租房吃了饭便想睡觉。劳动量、劳动强度比李海明那时都增加了,工资还是每月1200元,究竟为什么?这样想着,内心难免失去平衡。

  一天,我忙到五点半,留下一堆钮扣便下班了。

  当我提着水走进洗澡间,刚脱去衣服,管家便找来了。

  “怎么就下班了?还有袋钮扣要发货,你把它洗一下!”

  “那么累,我不想洗了!”我生气地说,“你要么给我加工资,要么给我招一个下手。”

  “我给你招!”管家扯动了一下嘴角得意地笑着,不仅不因我生气而发怒,口气还相当柔和,“今天要发货,你把它洗一下,好吧!”

  “只要你答应招人,洗了澡,我便去洗那袋扣子。”

  3月份,管家从三楼棒料车间调来了贵州的张文清。这同样是一位勤恳做事的老实员工。跟我洗了一段时间的油后,他对我说:“上面棒料车间每一道工序的活都是两个人做,比我们要轻松得多;他们不忙时,可以一个人歇着一个人干,我们可不行,必须得不停地干;我们名誉上是两人洗油,实际上没有两个人。”

  一席话不仅是他的心声,也说到了我的心坎上。忙起来了,他帮我洗油;不忙时,管家便将他抽去打包或者做别的事,他形同一个杂工。这样,不管忙与不忙,我们的劳动时间都被管家按排得满满的。

  我们商量决定上午与三楼一样十点下班提前吃饭,下午与抛光的时间一样延至一点上班。

  管家像守着我俩似的,第二天便质问我俩:“这几天,你们上午怎么下班那么早?下午上班怎么那样迟?”

  “除了包装房和自动机车间,谁不是做好自己的事便可下班?抛光、染色,谁不比我们下班早?”

  “你不要老跟别人比!”管家生气地说。

  “都不是做好自己的事吗?我们做的时间比他们长,厂里的制度难道只针对我们俩?”

  “人家的技术含量高。”

  “你相应给了技术含量的高工资!你给我们的是多少?”

  “你看哪个厂有这么自由的?”

  “你让厂里的员工都按时上下班,我们可以不要这个自由。李海明做时,你从来不敢说什么。”

  “你看我要不要他做?你们要提前上下班可以,上午十点半下班,下午至少十二点半要上班。”

  张文清刚来不久,整个激烈争吵的过程几乎就是我与管家的针锋相对。话争吵到这个份上,虽然没有获得其他员工同等的自由,但管家已做了让步,不容置疑的口气没有回旋的余地。既然想在这里做,就只能默默接受这个条件。

  生活在忙碌中将时间推进离年终大约只有三个多月了。在一次闲谈中,张文清深有感慨地说:“这个厂里就我俩最老实,干活最累,工资最低。三楼好几个员工都涨了工资。我舅子今年刚来每月涨到一千三了,做板料的下手比我舅子后来也涨到一千三了。我俩不说什么,工资还是那么一点,我每月一千一,你去年就来了还只一千二。”

  “虽是这样,开年已说好了工资;现在离放假只有三个多月了,要求涨工资恐怕不行。”

  “三楼的员工进厂时还不都说好了,要求涨都涨了;我们不要求,管家就当不知道。这个厂就是这样。”

  “他不涨,你们就不做了,‘痴人不说,乖人不知。’你们两个太老实了!”锅炉师傅鼓动说。

  “虽然快放假了,今年涨到一千三,明年在这里做的话,可涨到一千五;不然的话,明年上手只能涨到一千四,下手只能涨到一千三。管家不给你们涨,你们就拿出魄力不做了,一千一二,那么累,桥头哪里找不到?”我的那位亲戚也给我们打气。

  “你敢不敢与我一起去?”我对张文清说,“如果有胆量,我们明天就去找管家。”

  “只要你敢,我又怕啥?!”他比刚来时显得理直气壮。

  第二天下午下班后,本来说好一同找管家的。当我走进包装房时,不知是否因为胆怯,张文清借故有事走开了。

  我想:既然来了,我就应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于是,我直截了当地对管家说明了自己的意图,并从劳动量、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陈述我要求涨工资的理由。

  “年初不是说好了吗?怎么现在又要求涨工资?!”管家厌烦生硬的表情表明他对我的要求大为恼火。

  “年初三楼的员工不是说好了吗?你能给他们涨,为什么不能给我们涨?”

  “你要涨工资你自己和老板谈去!”

  “在这个厂里那么久了,谁不知道哪个人加不加工资你说了算?你不加也可以,那么累,你干脆给我结账,我不想做了。”

  “你想不做就不做了?!”管家一拍桌子吼道。

  “有理不在声高。哪个员工不想做了,《劳动法》没有规定应该强迫他做吧?”

  “你说《劳动法》?你跟老板说去!”管家继续拍着桌子吼道。

  一种在怒视下升腾起来的屈辱在内心翻江倒海,搅得我不安起来。我无法像管家那样发怒,但似乎为了挽回一点人格的尊严,也硬着头皮故做气愤地说:“不做了就不做了,我明天就来结账!”尽管气愤,我感到自己说话的语气是那么软弱无力。我不敢再看管家那张凶神恶煞的脸,离开包装房来到停放自行车的房间。

  我掏出钥匙打开车锁,张文清走过来问我“谈判”的结果,我摇着头算是回答。

  管家从包装房撵出来对我继续大发雷霆:“你想不做就不做,嗯?!你想不做就不做,嗯?!……”我明白:我搬出《劳动法》深深地刺激了管家,他在用怒吼来掩饰内心的某种恐惧与不安。

  我不再说话,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低着头不敢看管家那张因发怒而扭曲的脸,尽管我知道我没有错。

  张文清本来欲向管家说什么,一见这阵势,吓得一拍大腿把双手一摊,慌忙说道:“我也说不出什么……你们‘说’去吧!……”说完,他撇下我匆匆地走出了机房。他信誓旦旦说好与我一起找管家的,似乎已被吓得忘了记忆。

  我打开车锁推着自行车出了机房。我的大脑似乎一片空白;后来,管家的发怒说了什么,我似乎一句也没有听见。

  第二天中午,锅炉师傅问我“谈判”的结果,我只是摇头。

  锅炉师傅说:“你太老实了!张文清后来又找了管家,管家给他加了。”

  “给他加了?今天一个上午,他也没给我透露什么。”

  下午上班,管家来到了洗油车间。

  “管家,你给张文清加了,为什么不给我加呢?”我问。

  加,还是不加,管家一句话,我将决定自己的去留。

  “我给你加!……”管家拍了一下我的脑袋,扯动着嘴角狡黠地笑着。

  3

  2008年正月,因年前的一场大雪封冻了交通,南来北往的务工人员无法及时赶到厂里上班。桥头镇的许多厂家为了能及时开工,招工工资上涨的幅度比去年有所增加。

  我与Y钮扣厂的管家谈工资时,想一个人以每月1800元来承包,管家认为1800元太高,只答应以每月1700元的工资让我承包,我自然没有答应。最后,我干脆不要他的“高工资”,让他像其它厂一样安排两个人洗油,下手不再像去年那样做别的事,每月工资以1500元谈妥。

  虽然定下两个人做,从2月12日至张文清来这段时间还是一个人做,货不是太多,我也没有去斤斤计较这点得失。

  张文清来后,洗油开始忙起来,繁忙是去年无法比的。我庆幸管家没有答应以每月1800元让我承包。

  然而,抛光师傅的工资要求无法与管家的开价达成一致,人员发生了变动。一时招不到抛光员工,管家欲将张文清调去抛光,便想让我一个人以每月1800承包洗油。劳动量猛增,两个人干的活一个人干,抽一个人去抛光,一箭双雕的大实惠,管家安排得轻车熟路。这样调整的时候,带笑的脸扯动着嘴角隐藏不住内心的喜悦,并美其名曰:“给你把工资加起来。”

  “年初,我说过以每月1800元承包,你并没有答应;现在那么忙了,你要我一个人承包,我做不了,你以为我要钱不要命了。”

  “你先试一个月!”

  “如果做不了,一个月之后,你要给我招人。”

  一个月苦撑下来,累得让人无法承受。每天下午干到六点多,订单都无法洗出来,还有磨砂扣一天天在积压。洗着订单时,有的磨砂扣要发货;忙着磨砂扣时,订单的客户又在催促。一个人忙得团团转,带给身体的劳顿不说,不断积压的钮扣还在心灵上产生着压力。一天忙下来,虽然没有耽搁发货,但全身的骨头像是散了架。这种勉强支撑的超负荷劳动,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做的事。

  我要求管家找一个帮手,并询问能否不降工资。因为这时,抛光又换了人,张文清被调去排污了。排污的时间比较短,可以抽出一定的时间帮帮我。实际上我的劳动时间、劳动强度与劳动量并没有多少改变。经过一番争论,找了帮手,不降工资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每月降100元,管家要降200元,只同意给我每月1600元的工资。

  经过一番思考后,我对管家说:“你干脆不用给我每月1600元的工资,我们依然两个人做,工资就按开年说好的1500元算,行吗?”

  “哼!——”管家打着鼻腔,轻篾地笑着说,“每月1600元你不做的话,随你。”

  回到租房,我对老父亲说:“十天后,我准备结账。”

  他一听便愁眉苦脸地数落开了:“你结账!你结账!……去哪里不是一样呢?几天没找到事,时间一花就过去了;我老了,你真的就不想挣点钱成个家吗?我老了……不在这里,就随你怎么做,你再苦再累,你就做到十月,现在离回家就那么几个月了……”

  十天后,代表着管家意愿的一位益阳老板问:“你还做不做?”

  我无奈地应承道:“我做!……”

  老板付给你报酬时,你应该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劳动与汗水。这便是马克思早已论述过的存在于工人与老板之间的价值规律。在一个管理混乱的厂里,这一点显得更加特别。这里没有道理可言,要么出厂在流浪中开始新的奔波,要么留下来继续牛马般的劳动。我只能选择后一种方式。

  四

  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顾城

  诗人顾城已经走了,一位熟悉他的朋友曾撰文说:如果他不是因为穷,决不会杀人,而且是他相濡以沫的妻子。不管怎么说,贫穷不能成为杀人的理由。诗人走了,他走时的形象给活着的人们留下了人生的缺陷和遗憾。

  诗人留下的遗憾,并不影响我在Y钮扣厂用一双黑色的眼睛寻找着光明。

  我与管家在包装房争论工资降多少的具体情况,一位我不认识的客户便询问缘由。

  管家给那位客户解释道:“这位员工做事可以,能吃苦,也很负责;开年时,他说每个月1800元把洗油承包了,我们同意他包;现在他一个人做不了,不想包了;我们要降他的工资,他不同意,给他每月1600元,他嫌低了。”管家说得很快,没有我说话的份。

  如果按照管家的说话,我成了蛮不讲理,一味只想着高工资的员工。

  要想工资高,你必须在一个厂里做得久。那位客户不知道管家的话掩盖了事实的真相,也不知Y钮扣厂的现实。

  “工资只要差不多就行了!”管家把话锋一转,“打了一个比方,这就像讨老婆,不要看她漂亮!”他做了一个搂抱女人的下流姿势,“就搂着她,那搞不到一起去的,只要合得来就行。”

  这时候,管家打这个比喻,不是信口开河,他在旁敲侧击提醒我:那位在他身边跟单的张丽妍,我想追,他是不允许的。

  在管家的内心里,我作为桑植人会因为他的阻扰喊人来打他。所以,他首先给我打打“预防针”,继续说道:“那个曾照明,我不要他做了,他太不行了!那次,他在二楼自动机车间摸姑娘,我说了他,他要打我,他打得过我?有次,街上的两个流仔来打我,我稍微扒几下,他们就滚了;曾照明说他要喊人,我弟兄几个,怕他喊人?!”

  管家一席夸着海口的话给我敲警钟,派头还装得道貌岸然。流氓成性的他不知道我在Y钮扣厂两年多时间,已听说过他怎样糟践着妇女。

  管家不以有道者自居也就罢了,无能为力的我和其他员工一样佯装不知,可他偏偏要我拿一面道德的镜子帮他照一照。一照,他在我的眼前只不过是衣冠禽兽的畜生一个。

  如果曾照明真的像管家所说的那样摸姑娘,他的被赶是咎由自取。但一位自动机车间的女工说:“那天他喝了酒,只不过问四川的一名女孩‘妹妹,你是哪里的?多大了?’结果被管家发现。”他所以被赶,这只能说是一份原因。主要的原因是:他在机房里抽烟,被三老板抓获,要罚他100元的罚款,他一气之下要求辞工。从表面上看,员工辞工挽回了自己的尊严,其实,这正中了老板的下怀。说明白点,这只是老板赶人的一种方式。如果真是他一人违反了这一厂规,那也让人无话可说。只要是熟悉Y钮扣厂的员工,哪个不知道爱抽烟的人都在机房里抽烟呢?如果管家要你在厂里做,看见你抽烟,就当没看见;不想要你在厂里做,这将上升为厂规成为赶人的理由。这种找一个理由在生产不忙时赶人的现象,在Y钮扣厂可谓司空见惯。所以,Y钮扣厂一年四季经常在赶人,也经常在招工。

  就算曾照明摸了女孩应受到谴责和被赶,管家自己的流氓成性和胡作非为又该如何处置呢?管家拿曾照明关于女人问题给我敲警钟,我有必要渗透到人的灵魂来写写我的感受和体验。因为“我的确时时在解剖别人,也时时解剖自己。”(鲁讯语)

  1

  管家以有道者自居,却从来不会想到自己在员工心目中的形象。

  2008年Y钮扣厂开工之初,我走进包装房,惊奇地发现去年在包装房做事的几名四川籍女工只剩下尹芝美(化名)一人了。

  “怎么只剩下你一人了?你的那几位老乡都不来了?”我问。

  “难道你不知道?去年管家老婆和管家打了一架,你没看见?”

  “管家爱人和管家打架,我看见了,他爱人撕扯着他,然后一推,管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我佯装不知缘由说,“但我不知道她与管家打架是什么原因。”

  “今年,田叶菊(化名)本要来的,管家老婆不让她来。叶菊没来,另几位和叶菊是亲戚,自然也就不来了。”

  “那个女孩子太不行了!”关于道德议论的评判,我习惯性的思维首先将不好的评判扣在一个弱女子的头上。

  田叶菊是一位皮肤白净,身材苗条的女孩子,因为苗条,甚至显得肌瘦与娇弱。

  不知是出于对老乡名誉的保护,还是担心对管家私生活的议论说出去不好,尹芝美赶忙补充道:“其实,那是没有的事,是管家的老婆小气!”

  其实,从包装房到抛光与洗油车间,只要是熟悉管家道德品质的人,看到管家爱人和他打架的情景,谁不猜到是和田叶菊有关呢?我们无需讨论管家与那位女孩有无不正当关系。管家口口声声说曾照明在二楼自动机车间摸姑娘,当他亲热地将手搭在田叶菊的肩头走路时,是不是也在摸姑娘?当然,他是这里的“皇帝”,员工们无权干涉他。但有的员工背后会指着他的脊梁骨骂道:“管家那个牲畜太好色了,他看上了哪个女的,想办法要搞,有的给她安排一个好事,有的,他就那么强行的;简直跟脚猪(专门为母猪性交配种的公猪称脚猪)一样。”

  2

  管家爱人赶走了弱女子田叶菊,似乎解决了心头之患,从此便可高枕无忧,不会担心再有女孩“勾引”(加上引号并不是管家值得女孩子勾引,大多数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屈从他的淫威)管家。孰不知,她和田叶菊同为妇女都没有逃脱生活的悲哀:一个含辛茹苦抚育着儿女,还要苦苦守望着负心的郎;一个千里迢迢远离家乡用打工写满漂泊,还要为生活所迫写满说不出的忧伤。

  赶了一个女孩,管家又可以再招。

  继田叶菊后跟单的是一位叫小杏(化名)的女孩,张丽妍来后,特别的气质自然成了管家“提拔”的对象,管家安排她与小杏一起进行跟单。小杏明白管家意用张丽妍代替她跟单却不好意思说出口,便知趣地主动让贤。

  张丽妍导游学校毕业,身材苗条而不失匀称,说话轻言细语透着女孩的温柔与善良;清秀的脸,稍陷的眼窝藏不住少女的几份娇人与可爱。这是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我情不自禁地猜测:别看她像个女孩子,很可能早已结婚——现在的女孩大多早婚。

  与田叶菊相比,张丽妍不以管家安排她做了那份轻松的工作瞧不来我这个洗油工,也不像田叶菊那样有时对我颐指气使,从而令抛光师傅为我感到不平:“她喜欢吼你,你给我狠狠骂她一顿!看她下次还敢不敢?”

  在Y钮扣厂的日子里,遇上不顺心的事,我便一边干活一边歌唱,尽量不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每天清晨总要提前进厂忙里偷闲锻炼十几分钟,以磨练自己的毅力和耐心。或许,有的员工会嗤之以鼻。丽妍来后,或许以她天生一双慧眼,或许因较高的文化素养对人的品评有着不同的看法,从我的“张牙舞爪”里,她看出了一个干粗苦活的洗油工有着其他员工不同或者是特别的地方。她开着玩笑戏称我“李小龙”,并要我给她教几招。我明白自己不是李小龙,自然当仁不让指着她稍微烫染过已失去中国本色的黄卷发笑称她“来自美国的外国女孩”,也乐意在她面前翻几个筋斗,或是踢上几腿。

  一个大龄男青年,如果此时没有考虑过男女之间的儿女情长,等于不承认内心深处有美好的感情,这无疑等同于说谎。

  我开着玩笑试探丽妍:“厂里很多女的打工都带着老公,你怎么不把老公带上?”虽然是玩笑,说出口后又觉得自己的唐突,如果人家是女孩子呢?

  丽妍并不在意我玩笑的唐突,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我的老公要在家里种地,照顾孩子呀!”

  丽妍的回答证实了我的猜测。同时,我感到内心的一种失落。

  从内心里说,我喜欢丽妍。在我的面前,丽妍不像其他女孩那样娇饰,故意摆出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傲恣态对人爱理不理,实际上又希望男人的死缠乱打;等到男人追得久了,因为受了感动,不管男的道德品质如何,便嫁给了他,婚后面对男方的虐待,才发现自己的错误,哀叹命运的不济。生活中不缺乏这方面的许多悲剧。我们提倡男女平等,首先应该是观念上的平等,女性为什么不能主动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呢?我不是一个很会言辞的人,有时,丽妍主动一句李小龙的戏称,让我感到在他面前说话可以无拘无束。爱美之心人皆有,我喜欢丽妍,她有着姣好的容貌,这只是一份原因;更主要的是她的性格,体现了一位女性观念上不贱看自己。我崇尚马克思与燕妮对幸福与自由追求的科学人生观,渴望著名诗人刘不朽与武金兰女士那种在互爱中建立家庭的美满与和谐。我们提倡婚姻自由平等,不是把乱伦说成自由发泄兽欲,像Y钮扣厂的管家那样去耍流氓,背着自己的妻子去强奸,去欺男霸女;我们提倡自由平等是反对强权的欺压;反对父母对婚姻的包办,自己的婚姻自己做主;反对封建礼教以及男权主义者对妇女的摧残;男女双方享有爱的平等、自由的同时,还应该在互敬互爱中有良知地担负起敬老扶幼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丽妍是因为丈夫不懂得珍惜已经离了婚,我能够去追求,去爱。可现在她是已有家室的人,我再要去追求的话,意味着我要拆散一个家庭。这违背自己心灵的一份良知和对幸福自由的追求和向往。我内心渴望着爱的自由幸福,又不得不思考自己与丽妍如果发展下去会不会有那种幸福。我甚至想:丽妍会不会有那种心思,就是有,她作为有家室的人,是抱有什么目的,钱?我不是金钱的富翁,可以排除;要么是他的婚姻不如意?男的在家辛辛苦苦种地带着孩子,她能够忍心抛弃,生活对于我有不有幸福可言?或许她也只是游戏人生?如果是那样,不是我所追求的生活;或许人家根本就没有那样的想法!……这样想着,觉得自己应该冷静而理智。

  可是,只要回到租房,老父亲便催促我赶快成一个家,我去哪里找一个心心相印的女孩?物质生活水平相对提高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与道德文明却在倒退,现实生活中的卖淫、嫖娼、赌博、找情人、离婚、情杀、盗窃、贪污腐化似乎已见多不怪,但让我违背自己心灵的追求仅仅是为了婚姻,然后像别人一样不负责任地去堕落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当然,管家不会这么想,在他的内心世界里,良知与道德荡然无存,正如《白毛女》中穆仁智说的“能拐就拐,能诓就诓”,能强暴就强暴,人生一世除了为老板看好家获得较丰厚的报酬外,便是利用这一权力猎艳女色,以满足兽欲的发泄和享乐;眼前的这个洗油工除了牛马般傻傻地干活外,啥也不懂;从利益考虑,管家感到自己的绝顶聪明,一个洗油工的痴与傻很容易便能役使,他常常为此露出自鸣得意的微笑;但他听人议论过,这个洗油工也有不一般的地方便是会写文章,会写文章又怎样?那么多大学生都得找工作,会写文章还不是要在我手下老老实实地干活!张丽妍会不会这样想?她那么愿意找一个洗油工说话……

  所以,丽妍每次来找我询问关于钮扣的情况,只要管家在包装房,总会猫逮老鼠地跟在她身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受,很容易能揣摩到管家的心态;因为熟悉管家的为人,我明白自己的处境。当然,如果丽妍没有家室,我们都可以不在这个厂里做了。既然她有家室,就算管家没把我赶走,拆散一个家庭,我会面临新的困惑。

  父亲催我成家的唠叨依然没完没了,这令我苦恼、心烦。我明知父亲解决不了我心中的矛盾,却只能把他作为唯一可倾诉的人。父亲听儿子说出自己的处境和困惑后,被儿子的老实气得脸上青筋突跳,带着哭腔愤愤地说道:“现在的婚姻,你一抢,我一夺的;管家那个畜生有家了还要那么做,你没有成家,怎么不能追?你那么老实又那么不听话,我给你找的,你不同意……你这个不孝的子孙!你气死了你妈,现在又来气我啊!……”

  我理解父亲内心的苦愁,像他那么大年纪的人,早已是儿孙满堂,他唯一一个儿子,婚事却没有着落,这怎么不叫人揪心。两年前母亲去世,为了我的婚事,她没有瞑目。俗话说:“少是夫妻老是伴。”“家常饭,粗布衣,知冷知热是夫妻。”母亲的去世,从此意味着老父亲的孤苦伶仃。我们做儿女的只要看见母亲的遗物和种过庄稼的土地,很自然便想起母亲在世时的情景,思念带来的心痛便如刀剜。父亲与母亲一生相敬如傧,用勤劳的双手辛辛苦苦抚育着儿女支撑着一个家,虽不富有,但和睦幸福。老来失伴的思念之痛,又怎能是做儿女的所能体会的。怕老父亲看着家中熟悉的一切带给他思念母亲的悲痛,我才让他离开家乡,蹒跚在这打工的城市,想以此来冲淡他的记忆,可是,我却无法满足他心中的那份期盼。而我内心所希望的只不过是想像父亲与母亲那样和睦幸福地生活,父亲把儿子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老实等同起来,我只能在痛苦中理解和沉默。如果婚姻是让我在生活中制造更多的不幸,面对人性的一片沙漠,我愿站成一棵孤独常青的胡杨。这是活在这个世间仅存在心中唯一的幸福,因为这种幸福,我甘愿忍受着屈辱挥汗如雨地劳动在Y钮扣厂。我用劳动赡养着老父亲,也养育着我的理想。

  一天下午,包装房的员工在打水洗头,洗头还有班加。有一种煮油的钮扣,要不要发货,我得问清楚。走进包装房,管家正在和丽妍说话。其他员工都去打水了,包装房显得比平时空旷沉寂;因为空旷沉寂,我似乎感到自己来的不是时候。其实,管家只是留下丽妍说说话而已,并没有你想象的那种心思,是你自己内心喜欢丽妍敏感多疑了。尽管这样想,这种气氛还是令我尴尬。

  “‘李小龙’——!”丽妍打破尴尬笑着说,“这里有一份粉干,当时忘了给你拿,你别生气。”

  “我怎么会生气?”我没有拿那份粉干,将手中的钮扣问了管家便去洗油。

  我之所以没拿那份粉干,是因为管家买给包装房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份嗟来之食。

  丽妍大约以为我是生她的气没拿的,赶过来继续给我解释,希望我不要生气。

  管家拎着那份粉干,跟在丽妍身后赶过来,眼睛注视着我的脸,似乎要搜寻出什么来。我继续干着活,不敢再多看管家的脸,也没有再多看丽妍的表情。但不接那份粉干,似乎更不妥,于是只好说:“我手脏,你就放在铁架上吧!”

  以后的日子,我总担心遇上那种尴尬的场面。

  一天下午下班后,我走进包装房,管家在与丽妍说话。管家注视着丽妍,丽妍靠着办公桌微笑着。那是一种很迁就很勉强的微笑。

  我向管家询问了钮扣的有关情况,转身走出了包装房。

  “‘李小龙’——!”身后传来丽妍的喊声,“你等一下。”

  我转过身,见丽妍急急忙忙从包装房走出来,管家狼撵兔子一般紧跟在她身后。

  “我送你回家!”丽妍以探询的目光望着我,脸上露出的微笑很阳光。丽妍要送我是真诚的。

  这对于我似乎来得太突然,突然得令我在感激与感动中不知所措。丽妍不知我内心的困惑,我不想让自己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同时,我也害怕站在旁边一直盯着我的管家,因为租房里还住着八旬的老父亲。

  “我要你送?!”我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拒绝了丽妍。同时,我感到内心犹如芒刺扎痛了一般。

  蓦的,荡漾在丽妍脸上的笑容凝固了,阴郁羞涩的脸庞蒙上了无地自容的难堪和对我的失望,低垂着眼帘静静地站在那里。

  管家将直直的眼神盯向丽妍,扯动着嘴角的脸上露出了得意而阴鸷的微笑。

  我担心今天晚上,管家又要变成一个畜生,像对待贵州(重庆)那位妇女一样对待丽妍,我却没有理由和能力去保护她。

  晚上,管家究竟是不是又变成了一个畜生,那是一个疑问。

  第二天,丽妍没有上班,低着头从我身旁经过时,像一朵被寒霜打蔫的百合花,目光满含着幽怨与无奈。我的心隐隐地感到一阵绞痛。

  从此,丽妍每天早晨和中午上班迟到很久,不会受到管家的责备。这是包装房田叶菊曾经拥有的权力。

  这一切,管家看在眼里,也心知肚明自己的企图和所做的一切。管家拿曾照明给我敲警钟不是没有道理,他随时可以将我像搬动一块绊脚石一样赶出厂。他以为他衣冠禽兽,别人也会像他一样去糟践妇女,他更不会懂得一位爱好文学的青年用生命的体验直面生存的困惑,思考着这人世间的苦难、罪恶、权利、平等、幸福和自由,用劳动的双手在人性的荒漠里抗争,养活了扎根内心深处的一棵胡杨。

  3

  时间在流逝,生活在继续。

  2008年10月1日国庆节前后,举国欢腾,到处洋溢着一片欢乐喜悦的气氛。我在Y钮扣厂的打工生活却于预感中进入了“夜色正浓时”。

  丽妍因父亲病重请假回家了,管家挑三拣四不断找我的麻烦。为了一种钮扣,在管家的训斥声里,我不厌其烦地尝试着各种洗法:煮油洗、超声波洗,不行;汽油兑机油洗、柴油兑机油洗,各有优劣。用汽油兑机油洗色泽呈亮,价格昂贵;用柴油兑机油洗,价格便易,但光泽晦暗。管家总说有一种即经济实惠又有光泽的洗法,并三番五次地命令我去找仟鸿钮扣厂的王师傅。无事没登门,事急找师傅。我不想去。

  “你怎么那么笨?!”管家对我怒吼道,“我已经给王师傅打电话了,他叫你去。”

  当我骑车赶到王师傅那里,才知道管家要我去是想借王师傅之口说出要赶我的意图。

  “我没违反厂规,也没偷懒耍滑!”我向王师傅求证着我的推测,“有一次,一个女老乡当着管家的面说要送我,他肯定以为我在追她。说实在的,我内心里喜欢这个女的,但知道她有老公了,我没有追。”

  “管家会以为你在追;我在‘Y厂’干了六、七年,管家是那么个人,他看上了哪个女的,谁想谈的话,他就把人家给赶了;那个畜生不知糟蹋了多少妇女!有的妇女,他就那么强行的,知道他的人都喊他脚猪……。”这样的议论听得多了,已不觉得奇怪,但没想到管家赶我的意图是在这时候。

  回到厂里,我向包装房的几名女工透露将被管家赶出厂的消息,几名女工都大为惊讶,因为她们并不知道这其中的缘由。

  一天,我去洗衣,遇上了一名叫黄柏英的女工,她深有感触地对我说:“老乡,你要走了,我在这厂里也做不了多久,最多看能不能把今年做完。有些话,我只对你说,你不要说出去。这段时间,管家老是找我的麻烦,他想把我赶走!过几天,我的侄女丽妍就要来了,把我赶走了,他想把她怎样就怎样!他以为我不明白……在外打工,没有办法呀!”

  听了她的诉说,我也毫不隐瞒地道出了我的体验和被赶的原因。

  从丽妍姑姑的口中得知,丽妍还没有结婚,但有一位在张家界开车的男朋友。

  4

  当管家借工作之便再来找岔时,我很平静地说:“你就干脆给我结账吧!”

  “我还没招到工。”

  “那你招吧!哪天招到哪天给我结。”反正这里没有人格和尊严可言,也没有道理可讲。既然离回家还有一个多月,那就做几天算几天。

  我与张文清及新招来的一位工人忙完150万大订单加其它订单和磨砂扣,管家那不时扯动着嘴角的脸露出了得意的佞笑。

  10月12日下午,丽妍拿着胶桶去打水,经过我的身旁时,伸手去拿转桶下面的洗洁剂。畜生一样的管家以抢丽妍手中的桶为由,突然一把抓住了丽妍的双腕,蒙羞的丽妍柔弱的双手无力反抗,痛得“哎哟”一声松开了双手,空桶掉在了地上。管家并没有用丽妍的桶打水,他是在三位员工面前调戏丽妍。柔弱的丽妍一脸难堪,管家扯动着嘴角,冷酷、麻木的脸上竟没有一点羞耻之感。

  10月13日,我送回厂里的两床破棉被结账时,管家假惺惺地劝道:“回去那么早干嘛?还做一段时间吧!”

  保管洗衣粉的管理员也帮着竭力劝说,我以为又来了大批订单,管家让他帮着劝说的。如果是这样,想结账还难得与管家纠缠。于是,我答应还做一段时间。

  我来到一楼洗油车间后,又觉得不妥,自己昨天已说好今天结账的,再做那一段时间,不等于继续作践自己吗?我对张文清说了自己的感受后,决定还是辞工结账。转过身正好碰着从楼上下来的管理员,我便求他帮忙去说。他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摆着手连忙说:“我不说了,不说了;刚才帮着劝你反而挨骂,做好没好,我不说了!”

  我没有向他说明管家要赶我的原因,他怎能知道管家的一切罪恶和骂他的原因呢?

  12月14日,我终于结账被迫离开了充满罪恶的Y钮扣厂。走时,我的心反而被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包裹着,满怀着感激与感动,我慢慢地来到丽妍的身旁,写下了她的联系电话。我想告诉她我内心的一切;同时,因为忿懑,遥远的天边由远渐近地滚过一声惊雷,蛰伏在冻土层的那粒麦子慢慢苏醒后冲破寒冷的严冬渴盼着春天;凛冽寒风中,傲雪寒梅朵朵花心晶莹的露珠滚动沿花瓣悄悄滴落大地的声音,像一声声带泪的哭泣与呼喊,那是渴望将内心无处诉说,也难以启齿的忧伤告诉给热爱祖国的春天与春天和谐之美的人们!这样想着,我的耳旁似乎又想起了干活时以苦为乐唱过的一首刘欢的歌:

  昨天所有的荣誉

  已变成遥远的回忆

  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

  今夜重又走进风雨

  我不能随波浮沉

  为了我挚爱的亲人

  再苦再难也要坚强

  只为那些期待人生

  心若在梦就在

  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看成败人生豪迈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尾声

  行文再继续下去,未免给人狗尾续貂之嫌;但文章中还未言尽的思考,迫使我不得不狗尾续貂。

  千千万万的打工者背井离乡,像一群群候鸟迁徙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并不是他们愿意在这些城市中辛苦和流浪。全球资本化的今天,工业品的倾销已经深深冲击着农业,以农业为生存的农民单位时间内所生产的粮食已远远无法等价于单位时间内所生产的工业品。用简单的数学公式表示出来:。这样,在相互交换中形成的货币差价显示是农产品远远低于工业品,从而在农民的生活中以低收入的现状表现出来。这迫使农民纷纷逃离土地在大大小小城市的工厂与工地间流浪。但生活以另一种呈现方式提出问题等待人们的回答。在劳动力输出很多的省份和贫困地区,田土开始荒芜;没有荒芜的,大多依靠六、七十多岁的老年人在耕种。

  以我的家乡为例,过去,全村每组的劳动力是九十到一百多个,现在下降为平均每个组约十多个劳动力,且多为老年人。正如一位年近九十多岁的老爷爷与他的老伴打趣时说:“能跑的都跑了,只有我和这个家伙(指他老伴)跑不动的没人要了。”当最小的儿子离开他们也走上打工之路时,他的老伴忍不住小孩似的躺在地上嚎啕大哭。儿孙都不在身旁,人老了,自然有糊涂的时候,前年不慎一把火将房子烧毁;住在三儿子的房间里,盼来的生活不是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而是孤寂与凄清。另有两户人家,老人病死后无人知晓,等乡邻发现,儿女问询赶回时,尸体已腐烂发臭,只能以塑料布裹后入殓安葬。这样的情况虽然不多,但体现了中国农村边远地区,用辛勤的双手劳动过的老一代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

  “鸦反哺,羊跪乳。”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几千年华夏文明,中国自古便有着孝敬老人的优良传统。但对于千千万万打工者来说,劳燕一般迁徙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明显表现出对继承这一传统美德的力不从心。

  千千万万的打工者走进城市,从事着各行各业的劳动,这等于搬走农业的许多好“石头”做了城市工业的垫基石,由此而形成的工业繁荣也等于建立在老年化劳动力的肩头。

  当最后一批在土地上耕种的劳动力去世之后,将由谁来接过锄头做他们的接班人?农村土地上所面临的问题,归根结底还得依靠农民回到土地上劳动才能解决。这需要平衡农、工、商三者之间的利益才能解决。

  人类的生活似乎给自身提供了三种方式:

  一、国家利用集体经济杠杆来调控私营企业,代之以有文化与技能的大学生来有计划地经营管理,这不仅解决了大学生的就业,让人们重视文化与思想品德,也能让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低的农民回到所承包的土地上去,尽管发展较慢,但人们合家团圆,安居乐业。这是已走过的路,它似乎成了中国人民或辛酸或美好的回忆。既便能让农民回到所承包的土地上去,在改革开放中获利的资本家们会愿意放弃已获得的利益么?

  二、这是解决田土开始荒芜目前最现实的基本方式:以工业化农场的形式承包给有钱人,让他们或退耕还林,或渔养畜牧以等同或超出工厂工资的形式来请人耕种;但土地的管理权属于国家,不能让私人占有;数年后,根据实情,国家有权进行调整,以防演变成第三种方式。

  三、这是一种最不好的方式:允许田土自由买卖。随着时间的推移,若干年后,许多人将会作为无产者失去家园和土地。中国共产党因此发动了一场伟大的土地革命战争,并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

  今天,我们纷纷逃离老一辈用鲜血浇染过的农村土地走进城市,我们真能够离开土地,让工业成为飘浮在空中的楼阁吗?我们现在漂泊在城市,之所以有一碗饭吃,袁隆平对种子的改良功不可没;另外,产粮区的粮食供应为我们提供了保障。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若干年后,仅仅依靠产粮区的粮食能够保障吗?边远地区的土地不需要人去耕种,去建设吗?五、六十年代的人热爱过劳动,七、八十年代的人听说过劳动,九十年代以后的人大约只知道从粮店买米了。当最后一批耕种的人离开土地,谁愿意再去耕种?何况谁也无法预知人类还存在着天灾人祸与战争,一旦粮食紧缺,那么多人拥挤在城市,不会隐含动荡不安的因素吗?

  我们提倡和谐社会,首先应该是每一个家庭的和谐,然后是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再到老板与工人之间的和谐及至政府与天下百姓的和谐,从而形成我们这个社会和谐的大家庭。

  建国之初,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能在一个月之内将以卖身为生的妓院取缔,并逐步将旧社会各种不良气息基本扫除干净;改革开放三十年,卖淫、嫖娼、抢劫、偷盗、赌博、强奸、欺男霸女等不良现象又开始漫涎滋生并遍布了整个城市和乡村。这能体现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与道德文明吗?

  学生时代,老师常教育我们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面向世界与未来,究竟应该以怎样的生活态度来做人?生活中,一个人的诚实、正直、善良、有爱心的人往往面临着生存的艰难;欺诈、强奸、偷盗、抢劫、欺男霸女等不良现象已不认为是丑事,只要能想办法有钱又能逃脱法律的严惩便算有本事。这无疑是思想教育的脱轨与错位。写至此,我不禁想起了2006年8月4日珠海斗门区法院审理宣判的王江江一案。罪犯王江江因入室抢劫杀人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一个品学兼优,孝敬长辈的孩子,从15岁到20岁的保贵青春,为寻找被拐入黑窑厂的父亲充满了艰辛,受尽了工头与老板的虐待和欺凌,最后因抢劫杀人而判死缓。法律的威严似乎得到了维护。可是包括受害人古老板、黑窑厂的老板与工头,他们对工人的虐待与毒打是不是也在犯罪?法律的威严为什么不能惩治他们的作恶多端呢?如能这样,王江江的犯罪本可避免。长期作恶者可以虐待、毒打工人有滋有味地生活;原本为善者,万里寻父历尽艰辛与磨难,最终成为死囚。这种鲜明的对比,难道不值得人们在沉痛中思索吗?佛山市律师协会蔺存宝律师的点评分析得很透彻,至少他没有人云亦云地说王江江的犯罪是因为不懂法律,在他对王江江的犯罪层层剖析之后,很有责任感地点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各种机构与组织所应担负的责任缺位或缺失,从而致使“一个又一个类似江江的故事发生了甚至正在发生着。”

  一个工人,在厂里违反了厂规,首先会受到厂规的约束;一旦违反了法律,同样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不可能借权力之便与金钱的威力而凌驾于法律之上。像Y钮扣厂的C管家那样借权力之便的胡作非为是不是违法?该不该进行社会主义劳动改造?这样的现象,只要女的不告上法庭,等于是没有证据的事,管家可以继续他的罪恶。先给女的一个“好事”,不反抗,可继续干下去,或许还可加薪;反抗了,将你赶出厂。借妇女生存的艰难趁火打劫逼其就范,这和强奸还有什么区别?管家施暴成功,女的为了名誉忍气吞声,我们会说那是妇女自愿;管家施暴未成,我们只能说管家强奸未遂定义为性骚扰,他依然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为了达到其目的,管家甚至可以欺男霸女。这等于说,他不露声色地做了违法之事,观念上仅仅认为那只是有悖社会公德;因为没有证据,依然可以凌驾于道德与法律之上。这又如何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008年正月,有一位没有署名被迫离开云斌钮扣厂的员工,因不满管家的所作所为,以打油诗的形式将Y钮扣厂的现实写成顺口溜张贴在一家饭店的门口,C老板看后,气愤地将它撕掉了。陈管家仍然可以继续他的罪恶。

  Y钮扣厂只是社会一个小小的窗口,像这种现象虽不能说是私营企业的普遍现象,但至少可以说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对于这样的现象,该属谁的监督与约束?由谁去管?对于国家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一旦违法乱纪,包二奶养情人,还轻微地受到《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约束。对于有钱人的包二奶、养情人就不应受到什么约束吗?对于C管家那样的胡作非为,不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吗?我们提倡尊重妇女,走进工厂,便意味着一部分妇女给有钱人劳动再加上性服务吗?如果我们承认这些不良现象的合理性,有钱有势者可以无所顾忌地不断找情人甚至欺男霸女从而破坏爱的“生态平衡”又如何能给社会带来长久的安宁与和谐?对于管家的无道,有大胆的桑植人说:“现在这样的事,哪里都一样,只要女的不告根本没人管;唯一的办法就是狠狠地揍他一顿!”

  所以,在Y钮扣厂C管家的印象里,桑植人野蛮、霸道,他在包装房常说:“他们的特产就是两把菜刀。”

  随便拿菜刀动不动就砍的桑植人是极少数。桑植人也讲道理,他们有血有肉,有感情,和天下所有人一样渴望家庭的和睦与幸福,国家的繁荣与昌盛;面对Y钮扣厂的邪恶,许许多善良的桑植人也感到无奈;只有当他们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有理无处讲,深深感到世间的不平时,才会舍生取义拿菜刀砍向邪恶。正是凭着这份天性的正义和勇气,才会在中国的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今天,桑植人和其它省份的民工一道为生活所迫走进工厂,依然保持着反抗强权欺压的传统美德。

  当我作为桑植民工中的一员走进城市的工厂,颠沛流离的生活,挥汗如雨浸透衣衫的劳动,才深深体验到作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付出与艰辛。人们热衷于把羡慕与赞美的目光投向那些拥有多少资产的企业家们,却往往忽视了工人的尊严与劳动。是谁创造了价值?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里,早已做过了科学而全面的论述。

  漂泊中,工人住着简陋低矮的租房;训斥声里,工人干着粗苦活受着老板与管家的歧视和白眼。道德与良知在某些老板的利益中已荡然无存,一个简单的借口可掩盖他们内心的一切罪恶,轻而易举便可将一个个勤劳善良的工人赶出厂外。

  “去哪里都一样,在外打工没办法呀!”一句话可浓缩天下所有私企工人的无奈和忧伤。我如一粒砂子夹在流砂般涌动的工人中间,生活的浪头将我推进Y钮扣厂,我和他们一样深深体验着这种无奈和忧伤。借助文字温暖心房,照亮我脚下的路,我没有桑植人那种手拿菜刀的武断与果敢,但并没有失去桑植人天性里的爱憎分明与做人的良知。我唯一能做的只有化文字为锋利的匕首掷向现实中的邪恶,呈献给热爱和平与幸福生活的人们。

  幸福在哪里?我不相信佛教中所说的“极乐世界”,也不相信基督的真主为拯救人类从天堂带来虚无缥缈的福音。马克思,这位伟大的巨人,他很清楚地阐述了人类中罪恶的根源和对幸福的追求与获得。全球资本化的时代,人类对于现实的茫然,哪怕心灵需要信仰和寄托,我愿信仰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与各种宗教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拯救人类自身的应该是人类自己,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与获得不在虚无缥缈的来世与天堂,而在人类自身能够感知并用双手共同缔造的真实人间。

  二00八年十二月一日完稿



https://www.hswh.org.cn/wzzx/djhk/jswx/2013-09-07/228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