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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断想:斯诺登、奥威尔和西班牙内战

作者:李零   来源:《读书》杂志2013-9  

  今年四月在美兆健康体检中心查体,突然发现,左眼视力骤降,才一年的工夫,就从1.0降到0.3。我知道,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生命体验,岁数大了,每年说不定都会有个把零件不好使,需要修理,直到有一天全部报废。

  黄斑病变是老毛病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查出,现在终于到了应该大修的时候。从北大校医院转到北医三院,说是青光眼。后来到人民医院,找到著名的黎晓新大夫,她说我是黄斑前膜增厚,应手术剥除,晶体老化,早晚得换,干脆也一块儿做了。

  有病不治等什么,我同意手术。问题是,五月十八日,我要到美国访问,事皆前定,二十三天,四个地点,每天干什么,人家全都安排好了,临时变卦,不好意思。手术被拖后。

  六月十日回北京,回到北京就十一日了。第二天是我生日,学生请饭。去年,我跟他们说,二零零零年我就活够本了,剩下的日子是个饶头。今年你多大?刚好十三岁,我自己给自己这么算。但小区居委会来电话,让我去拿老年证。六十五岁,凭这张卡,坐车不要钱,公园随便进。

  六月二十八日做手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直在家熬着。全部恢复要三个月。现在用右眼写字,一天写一点儿,和以前一样,讲点眼跟前儿的事。

  这本《鸟儿歌唱》是丁超和陈轩选编,两个年轻人,朝气蓬勃,一个来自北大,一个来自清华。

  我是宅男,喜欢闹中取静,有在电视机前写作的习惯。我不订报纸,也不太上网,每天打开电视,只是留心一下有目共睹谁都看得见的大事件。太多的消息懒得看。蛊惑人心的谣言,人云亦云的舆论,我一向持怀疑态度。

  我是身在二十一世纪,心在二十世纪,目睹世纪之变,做一点前后对比,讲一下我的文化立场。

  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几乎年年去美国。二十一世纪,我只去过三次美国,二零零一年一次,二零零七年一次,今年是第三次。十三年唰的一声就过去了,美国还跟从前一模一样,就像奥威尔从血腥的西班牙内战回到他的祖国时所说:

  英国——特别是英国南部,也许拥有世界上最和谐的风光。在经历了漫长旅程,特别是当你从晕船中逐渐缓过来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坐在列车专用丝绒坐垫上,你很难相信在哪里真的在发生什么事情。日本发生地震、中国发生饥荒、墨西哥发生革命?无须担心,明天早上牛奶还会放在门前的台阶上,《新政治家报》也会照常出版。工业都市离这儿非常遥远,烟雾和穷困被掩藏在地平线下面。这里依然是我童年就已熟悉的英国:被铁路分割的大地上满是鲜花,站在草地上的马静静地吃草,缓缓流淌的溪水,溪边的柳树,榆树上的榆钱,农舍旁的草丛,伦敦郊外寂静的原野,肮脏河面上漂浮的船只,熟识的街道,海报栏上板球赛和王室婚礼的公告,男式圆顶高礼帽,特拉法加广场的鸽子,红色的巴士,身着蓝制服的警察——所有这一切都睡着了。英国睡意蒙眬,我有时担心我们永远不会醒来,直到被炸弹的轰鸣惊醒。(《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的结尾)

  他说的“炸弹的轰鸣”是他的不祥预感。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后来的事情被他说着了。

  美国在地球那边做梦,也是让珍珠港事件炸醒。

  二十一世纪是由“九一一”的爆炸揭开帷幕。新世纪,革命虽已沉寂,战争并未消亡。“反恐”给小布什、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提供了最好的借口。他们穷兵黩武,把这个世界折腾惨了,也把美国折腾惨了。奥巴马继承了他们的烂摊子,也继承了他们的馊主意。在对外政策上,美国依然故我。难怪今年四月,美国在世的五个总统聚首达拉斯,共叙爱国情怀。奥巴马一席贴心话,让小布什热泪盈眶。

  上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易帜,美国和北约把欧洲搞定,世界三大块,只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其他两块都未搞定,没有搞定的地方都是潜在的战场。

  中近东,教俗之争是大问题。美国推行世俗化和民主化,往往事与愿违。世俗化程度较高的政权往往亲美,但不是君主制就是军主制(军人专政),非常独裁,非常专制,非常腐败,利益高度分化。真正的民主选举,又往往选出的是带有草根色彩的传统宗教势力,让美国不待见。各派势力斗法,一次次重新洗牌,按下葫芦浮起瓢,每次都是翻烙饼。如今叙利亚深陷内战,埃及局势大乱,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每天爆炸不断。这两天的消息是“基地”分子劫狱,二十五家美国使馆关门。这一地区,本来是英法两国的老地盘,美国希望它们赶紧搭把手,让它重返亚太。

  亚太是美国大兵死伤最多的地方。二次大战,美国打败日本在这儿。冷战时期,美国一挫于朝鲜,二挫于越南,两次同中国交手,也在这儿。现在,美国战略东移,当年的柏林墙对峙被搬到“三八线”,当年围堵苏联的飞机战舰被部署在第一岛链。人家兴师动众干什么?当然是围堵中国。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见《一九八四》)奥威尔的三句名言,至今没有错。

  苏联退出冷战,中国告别冷战,但美国从未放弃冷战,后冷战仍是冷战的继续。

  有一天,大概六月六七日吧,我在费城一家旅馆,睡前借电视催眠,迷迷糊糊,眼前蹦出一个年轻人,口中念念有词,下面有字,一会儿“棱镜”,一会儿“泄密”,一会儿“老大哥在盯着你”。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今年的头号新闻人物——斯诺登。他从夏威夷到香港到莫斯科,每天都有报道,一举一动,揪着全世界的心。眼瞅一个月了,故事没完没了,直到八月一日,他才有了临时避难的证件。

  “新世纪的福音”怎样变成噩梦?

  二零零一年的阿富汗战争和二零零三年的伊拉克战争,让我们想起了越南战争。那次战争,全球上下,包括美国,不分左右,一片喊打。

  二零零八年的金融风暴,让我们想起了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大萧条。那次危机,全球上下,谁都叫苦不迭,最后逼出个法西斯主义。

  二零一三年的斯诺登事件让我们想起了奥威尔。他让我们重新思考:谁是这个世界的“老大哥”?“电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这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事实比宣传更能教育人。

  说人洗脑者,正是洗脑人。

  这本书的头一篇是《读〈动物农场〉》,对我最重要。奥威尔的书,过去读过,不全面也不深入。二零零七年,我把我能找到的书全都找来,搁在一块儿读,感觉大不一样。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我发现,他的故事,经西方意识形态导读,人云亦云,几乎跟指鹿为马一样。

  《动物农场》是写苏联。这段历史有点像咱们的《水浒传》:造反——围剿——招安,也是三部曲,结局是“人猪和解”。他骂猪。猪背叛动物,像人一样站起来,重归主流,在他眼里,不是喜剧,而是悲剧。动物农场,什么动物都有,既有传播社会主义革命的鸽子,也有传播资本主义福音的乌鸦,既有吃苦耐劳能战斗的老马,也有好吃懒做、偷奸耍滑、爱占便宜的老猫。他的立场,其实很清楚。他说,他既不站在“人”(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边,也不站在“猪”(伪社会主义)一边,而是站在“当牛作马”的“动物”一边。

  《一九八四》是讲冷战,从一九四八年预言一九八四年。西方围剿苏联,长达七十三年,头三十年写进前书,后四十三年属于冷战。二次大战,英法纵容德国从西边包抄苏联,美国纵容日本从东边包抄苏联,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反而与苏联结盟。战后,共同的敌人没了,双方对峙,又回到这两个包抄点。冷战,实质还是“围剿——反围剿”,苏联是被围者。围者把被围者堵在家门口(封锁是因,封闭是果),说大白天的,你关什么门儿,自个儿拿“铁幕”罩着自个儿,“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妈妈回来了,妈妈来喂奶”。冷战时期,苏联就像“麻胡子”(参看鲁迅的《二十四孝图》),是专门吓唬欧洲人的。奥威尔跟后来的许多西方左派一样,患有恐苏症,唯恐苏联吞并欧洲,使“极权主义”传染全世界。当时,共产主义和左翼运动如日中天,让整个西方世界浑身发抖,他这么想,不无道理。更何况对抗本身也是传染:你有弹,我有弹;你抢地盘,我也抢地盘;你抓特务,我也抓特务。彼此彼此,互相都受对方的情绪感染,剑拔弩张。奥威尔预言的“三国演义”:英美是大洋国(包括英联邦和拉丁美洲),苏联是欧亚国(包括欧洲大陆),中日朝韩是东亚国。西亚、北非和南亚、东南亚是三国争夺的中间地带,细节跟后来的发展有出入(主要是欧洲被苏联吞并),但大格局没有错。有趣的是,它的故事场景不是选在欧亚国,而是选在大洋国,他害怕的是祸起萧墙。

  老大不是“老大哥”,谁是“老大哥”?

  福柯说,驯化和监视是现代社会的两大法宝。这两样,《一九八四》都有描述。

  驯化是洗脑,从报纸到电视,从官方宣传到大众娱乐,从监狱、军队到教堂、学校,什么都可以是驯化。别以为光社会主义国家有洗脑,资本主义国家的洗脑,历史更悠久,功能更强大。比如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本来是美国发明,但现在很多人都以为,这是苏联的发明。

  监视,手段也很多。《一九八四》讲监视,给人印象最深,莫过“电屏”。“电屏”就是用来监视。这玩意儿对警察破案特好使。现在,除了厕所,哪儿哪儿都时兴安摄像头,越是阔人住的地方才越需要,银行更是不可或缺。过去,大家都以为,苏联是警察国家,此书肯定是讲苏联。但直到今天,摄像头最多,还得属英国。

  当然,英国当老大哥,这已经是过去时。二次大战后,李代桃僵,美国才是现在的老大哥。美国是世界警察,它要监控全世界,摄像头已经远远不够,真正的监控手段是计算机网络。

  古人云,人唯求旧,器唯求新。

  互联网像一张大网,把天下古今一网打尽。大家都说,世界已无秘密可言,这玩意儿最公开,最透明,最容易保障言论自由,最容易行使监督职能,人民一旦上网,就会爆发“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但他们忘了,监视者背后还有监视者,这个网络的中心坐着个黑蜘蛛,它才是君临一切的上帝,盯着你们每一个人。

  兵法,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彼离不开间谍,知己也离不开间谍。

  美国反恐,有两大法宝:

  第一,我看得见你,你看不见我,靠的是网络监控;

  第二,我打得着你,你打不着我,最好的例子是无人机。

  器虽然是新的,但人对付人的道理,其实还是老的。

  美国的监控是全覆盖,什么都拿“反恐”说事:

  (1)国家监控国家。美国认为,“自由国家”监视“不自由国家”,这是天经地义。“自由国家”也分亲疏远近,英国和英联邦国家是一等“自己人”,欧洲大陆和日本是“二等自己人”。即使“自己人”,照样受监视。中国的身份是什么?苏联解体后,中国是美国围堵的头号对象(人家明媒正娶,有大老婆、二老婆、三老婆,中国连丫鬟都不是,别自作多情)。

  (2)执政党监控反对党。这事在美国是大忌。我们都还记得,前不久,共和党闹“监控门”,比如“水门事件”。奥巴马赶紧解释,不对不对,我这一切,还不都是为了反恐?监控的主意本来出自小布什。奥巴马搞监控,比小布什更来劲儿。共和党攻他,那只是说你监控谁也不能监控我。这回倒好,斯诺登事件一出,两党高度一致。

  (3)政府监控人民。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麦卡锡时代,美国就搞窃听和告密,理由是“非常时期”。“九一一”之后,“反恐”成了“麻胡子”。你说怪不怪?美国比谁都强大,但它比谁都缺乏安全感。它说,亲爱的美国人民呀,你们若不让我监控,“九一一”可就来了。为了国家,你们该委屈就委屈点吧。这对缺乏安全感的美国人最管用。

  斯诺登事件出来,世界各国,反应不一,好像行为艺术。什么国说什么话,真是一点儿不假。美国嘴硬,一点不认错,说咱干的这点事,谁不干呀(大家都干坏事情,大家都是好东西),网络安全,它是受害者,中国尽偷它的东西。它的盟友,吃亏受害,不敢言语,顶多哼哼唧唧,表示一下不满,那都是做给民众看,绝不敢跟美国撕破脸。老大老大,还是有人怕。斯诺登被美国吊销护照,全球通缉,除俄罗斯和几个拉美国家,谁都不敢收留他。难怪电视评论说,这正应了一句老话,“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谁都把这句庸言挂在嘴边,以为大有深意存焉,好像自个儿就是政客外交家似的)。没有义,只有利。没有主义,只有生意。这是很多人的逻辑。

  这一事件对所有人的良心也是考验。

  凤凰台的新闻评论真有意思。

  郑浩说,斯诺登走投无路,谁都不待见,他根本不是“英雄”,而是“麻烦制造者”。

  闾丘露薇说,这一事件被炒作放大,其实它“反而证明美国司法健全,言论自由”。斯诺登该去哪儿?她有她的分析。拉美人权差,不能去;欧洲比较理想,去不了。你不是要当英雄吗?最好的选择还是回美国。因为在美国,“他可以请律师,他作为一个受到如此关注的公众人物,在整个司法过程中应该会得到很多的关注,关注越多,公平性越高”。

  赶紧投案自首吧。

  话音未落,七月三十一日,曼宁(他把美军虐杀伊拉克平民的血腥画面放到了网上)被判间谍罪,面临十九项指控,刑期可能高达一百三十六年。

  美国司法可是凭判例讲话。

  真话有如利刃,触之者伤。奥威尔的风格,就是“剃刀般的锋利”。他甚至敢把自己的伤疤揭给世人看。他写“动物农场”,灵感从哪儿来?来自西班牙内战。他亲身体验过自己人杀自己人的内心伤痛。

  小时候,我看过一个电影,名字叫《魔椅》(匈牙利拍的,一九五四年出品)。“魔椅”很神奇,谁只要一屁股坐在这把椅子上,马上就口吐真言,让一切虚伪言辞无地自容,让一切道貌岸然陷于尴尬。当时的我只有八九岁,在电影院笑得前仰后合,回到家里仍兴奋不已,逢人就要拉着人家讲,重复片中的对话与情节。

  斯诺登是个敢于讲真话的人,真话让世界陷于尴尬。

  美国是个以人权立国的国家。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不是随便可以打听的东西。但个人有隐私,国家也有隐私呀。国家的隐私叫机密。这两个东西打架怎么办?小布什说,咱们可以立个《爱国者法案》,反恐是硬道理,人权事小,安全事大,小要服从大。斯诺登事件的意义就在于,他是循着美国的法理,揭穿了美国的谎言,让世界人民知道了真相。

  美国对他国的武装干涉,一向是以人权为理由,号称“人权至上,大于主权”。怎么轮到反恐,人权就不那么至上了呢?

  民主诚可贵,自由价更高。

  若为安全故,二者皆可抛。

  注意,这里的“安全”只是美国的安全。

  现在的世界有如太虚幻境。

  斯诺登事件好像科幻片,不堪忍受机器王国统治的人被机器杀手四处追杀。他以一己之力挑战强大的国家机器,挑战无情的世界体系,太难。

  斯诺登无家可归,有人给他发了本世界护照,还有人建议把诺贝尔和平奖发给他。他的命运如何?谁也不知道。

  这个世界会好起来吗?答案是总要有人挑战。

  鲁迅说: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忽然想到》之五)

  说起斯诺登,我会想起奥威尔。说起奥威尔,我会想起西班牙内战。

  我一向认为,不读《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还有《战时日记》和《战时通信》),就没法理解奥威尔,也读不懂《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

  最近有本好书,《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1939)》,倪慧如、邹宁远著,让我们回到了那个久已被人遗忘的年代。这是我所寓目,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非常非常难得的好书。

  作者说,这是一场“震撼世界良心的内战”。

  封面题辞写得真好:

  那是一场非比寻常的战争,

  它呼风唤雨,

  曾经让毕加索的画笔愤怒,

  让聂鲁达的诗篇流泪,

  让加缪的心口淌血,

  让全世界四万多个男女老少去西班牙……

  为了一句“No Pasaran”(“不许法西斯通过”),美国的海明威、加拿大的白求恩、英国的奥威尔,还有许许多多普通人(包括中国人),不远万里,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投入这场被人出卖注定失败的战争,很多人都长眠在了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他们是真正的国际战士,他们是真正的世界公民。

  二零一三年八月三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李零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

  (本文载于《读书》杂志201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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