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解放军报报社的南门对面，就是一座叫作红塔礼堂的建筑，这座礼堂按理说规模不大，按照部队规矩，也就相当于今天一个师级单位的军人礼堂。但是你可别以为它小，当初它可排在北京四大礼堂之首，所谓四大礼堂，其他几个便是地质礼堂、物资礼堂、政协礼堂。

这些礼堂中，为何红塔礼堂的名气最大？因为这座礼堂的附近，是国务院下辖的多数部委，诸如国家计委、财政部等等，全部都集中在这里办公，所以又号称“小国务院”。靠近西南角的那几座大屋顶的老式古典建筑，是建筑学家梁思成一代人设计艺术的杰作。

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说，我们是人民政权，要为人民服务，国家机关如果都住在中南海，住在高墙大院里边，群众还怎么找你办事？所以，从党中央到国务院几乎所有部委机关，都一律在三里河地区建院办公。如今你在三里河这里转转，就会发现，这里都是国家部委所在地。红塔礼堂是当时国家计委机关建设使用的礼堂。

这个礼堂本属于内部礼堂，一般不对外的，多数人开始并不太知道，它后来名气那么大，还是源于改开初期，那时候一部分西方引进的内部电影在北京几个地方可以观看，红塔礼堂就是其中一个。当时谁如果能够弄到一张红塔礼堂的电影票，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因此，我们这些红塔礼堂的邻居们，自然都成了一种当时的“香饽饽”。受人所托为朋友弄张电影票，几乎成为一种常态。这样，红塔礼堂的名气也就越来越大。如今，我们平时打车问路，司机问去哪里？习惯说去红塔礼堂，在北京它无人不知，可谓大名鼎鼎。

但是，红塔礼堂原来并不叫红塔礼堂，在1980年前，那叫国家计委礼堂，以至到后来很多很多年，我们在红塔礼堂搞活动，那座位票号上依然写得分明，叫“国家计委礼堂”。那时，国家的许多重大会议都在此举行。很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都曾与这座礼堂有过密切交集。在这儿或做过报告，或开过大会，或看过演出。之所以改叫“红塔礼堂”，那还是源于一次外事演出。

那是1980年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来华演出引起的。

也许有人会问，一次美国佬来华演出，怎么连礼堂名字都改了？其实这里边还包含更多的故事。

时间倒回1979年，邓小平去美国访问时，当面邀请波士顿交响乐团来华访问演出，那时候中美建交，演出及文化活动作为重要外交活动，直接牵连中美关系。不久，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便来华踩点考察。美国有很多名气很大的交响乐团，为什么要单独邀请波士顿交响乐团？因为波士顿以演出欧洲古典音乐著称，在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中名气较大。更主要的是，演奏欧洲古典音乐，东西方都能接受。所以，我们便特邀波士顿交响乐团来华演出。

必须说明的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古典交响乐在美欧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新的音乐品类开始追求时尚新潮，连对古典音乐的赞助者都很少，这样的重大外事演出，让波士顿交响乐团来华，自然是该乐团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波士顿的考察组来到北京后，先是选地点，考察在哪儿演出效果好。因为波士顿交响乐团是不要现代音响设备的，完全凭借乐器的无限魅力，所以对剧场要有特别要求，他们详细考察了社会上可以公开搞重大演出的一些剧场。遗憾的是，这些场所美方都不太满意，都不太符合他们没有音响设备的演出要求，而新式礼堂对音响要求又是突出考虑的选项，要求特别高，一般从建筑结构适应不带音响的演出考虑很少。

这件事情难住了我方接待人员。怎么办？眼看演出日期将要临近，我在外事方面想到一个新思路，那就是将一些不向社会公开的内部礼堂也列入考察名单，于是国家计委的“计委礼堂”便被列入考察名单中。这一考察不要紧，美方专家大喜，说这几乎完全符合他们的要求，与波士顿的剧场可以一比，效果很不错。于是，便确定在计委礼堂接待演出。

但是地点确定了，新的问题又来了，美国人觉得“国家计委礼堂”这个名字不大好，完全是国家机关内部性质，到时候世界各国媒体报道出来，会觉得不太恰当，说你美国乐团怎么跑到中国核心机关演出了？要求改个名字。

改个什么名字呢？外事方面可费了不少脑筋。这本来就是国家机关用了很多年的名字，人们都习惯了，现在要改，说实话，一部分机关干部心里是不同意的，怎么能听美国人的？但是国家外交需要是大事，中美当时外交刚开始接触，这事觉得很重要，至于一个礼堂叫什么并不是主要的。于是，相关人员看了周边环境，忽然发现当时国家在附近的月坛公园内建造了一座电视、电台信号发射塔，塔显得非常高，在这一带鹤立鸡群，非常著名。老百姓都习惯叫它红塔，倒不是与颜色有什么关系，红色不正代表传达的党中央声音，政治意义更突出吗！加上当时一些附近的建筑和单位，有的已经开始用红塔命名，诸如友谊医院门诊原来就叫红塔商场，还有一些店铺也叫红塔，于是有关部门领导当即拍板，国家计委礼堂就叫红塔礼堂了。

据说此前也曾有人建议改计委礼堂为红塔礼堂，但是真正从地理标志正式更名的，还是这次接待演出之后。

万事俱备，眼看演出进入倒计时了，美国人忽然又提出一个新的要求，他们使用的一面产自中国的铜锣有问题，需要更换一面。直径大概有五十公分。中国接待方开始感到奇怪，铜锣是中国乐器，一个美国交响乐团，为什么非要一面中国铜锣，会不会是美方故意刁难我们？向美方乐团一了解，原来多虑了，还真的不是。于是，接待方拿来多面铜锣供选用，但是都不合适。美方专家挑来挑去，没有合适的，怎么办？美方提出，要到他们当年买锣的地方去买。这面锣，是1946年在山东青岛买的。

原来这另有故事，在二战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奉命到中国青岛慰问驻扎青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人当时也是出于好奇，乐器专家在街边店铺买了一面中国铜锣，没有想到，这无意买回的铜锣，对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出后来起了极大的增色作用，为演出大大增加了效果，成为他们演出离不开的配器，这是西方的交响乐器怎么也达不到的效果。除此之外，每次演出之前，他们就用这面铜锣，在演出场地的四面不同角度试音，以满足观众不同角度的演出视听效果。于是这面铜锣，居然在数十年间，成了波士顿乐团的看家武器，一直陪伴乐团数十年。而今，这面锣只因为一个看不见的小小裂缝，音质欠准了，美方正好想利用这次出访中国间隙，再买一面同样的锣。

于是在最后几天，接待方陪同他们又跑到青岛，去寻找那个开铜锣的小店，那不过是一家手工作坊。遗憾的是，那个开铜锣的兄弟小店，因为其兄弟年龄原因，已经关店歇业。美国人很执着，说一定要到他们家里继续咨询。

一问才知道，那对开店兄弟是武汉人，已经早早回到武汉了。美国人不罢休，接着又跑到了武汉，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最后总算找到了那对兄弟的家。兄弟俩虽然都还在世，但是都已经年迈。过去管经营买卖的是弟弟，只管买卖，哥哥是管技术。美国人拿出当年买的那面旧锣，说是要买这样规格的新锣。那兄弟看看说，有的有的，有这样的，就找到了跟那面锣一样大小和规格的铜锣。波士顿的音乐家们一试，说是不行，达不到1946年买的那面锣的效果。问能不能把旧锣修修，那兄弟说他不行，哥哥才是真正的专家，美国问哥哥呢？他指指里间房子说，现在已经瘫痪在床。

这些执着的美国佬要进入里间见了哥哥。哥哥都已经八十多岁了。老先生听明来意，问了情况，说是再造新锣已经无能为力，身不由己啊。拿来旧锣看看吧，打开一看，正是自己当年在青岛打造的铜锣。老先生虽然瘫痪在床，但只是半边瘫痪，另一边的手和脚还勉强能动。老人家便一边扶住床，用一只脚的脚趾头夹住那面锣，再用那只能动的手拿起敲锣的锤子，就那么几下敲起来，而后再怎么鼓捣鼓捣，不知用的什么魔法，老先生说，好了，赶紧拿回去用吧。就这样没加任何材料，没有换锣，凭借他手工就那么鼓捣几下，神奇般地将铜锣恢复到了原状，修好了。美国人拿起铜锣试敲了几下，高兴坏了，几乎和当初的锣一模一样，他们完全像是在看一场魔术表演。于是，又是点头又是哈腰地对铜锣师傅表示感谢。

就这样，在北京正式演出之前，一切都按照美国人的要求准备妥当。

1979年3月17日，在红塔礼堂，一场盛况空前的演出开始了。这天晚上，邓小平、宋庆龄也前来观看，一个国务院副总理，一个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的确是一次高规格的演出。还有，乐团演出的指挥是日本人小泽征尔。

或许有人会纳闷，波士顿的交响乐团，为什么要一个日本人来指挥呢？知道内情的人这样告诉我，小泽征尔当时并不是什么国际一流指挥。但是，当时日本政要有个崇尚西方文化的癖好，其实日本人并不是真懂西方音乐，不过为了附庸风雅，表明自己向往西方文化而已。于是，就在波士顿交响乐团在美国不受待见、经济状况很不好的时候，日本人出手了，每年由索尼公司赞助波士顿交响乐团100万元美金，此后年年如此。但这个赞助有个附加条件，此后乐团指挥必须由日本人小泽征尔担任，美国人想一下子弄这么多钱，谁当指挥无所谓，于是小泽征尔就这么担任了指挥。在中国，一提小泽征尔就好像不得了似的，似乎是什么国际知名大家，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不过就是对日本赞助的回报而已。

非常幸运的是，这次红塔礼堂演出，让小泽征尔出尽了风头。演出结束后，邓小平和宋庆龄副委员长走上舞台，和小泽征尔及其演奏家们亲切握手合影。在舞台上，邓小平还和小泽征尔谈了一些今后中国对外开放的话题。这便有了很强的政治色彩。所以，第二天世界各国大报在报道这次演出时，还把小泽征尔当成了一个话题。这家伙几乎成了这次演出的风云人物。曾在计委工作的老朋友江榕告诉我，其实中国人那时还不知道，这个小泽征尔在指挥界根本是一个数不着的人，是个徒有其名的指挥，是因为日本人崇拜他，不过是日本表明自己脱离亚洲文化努力膜拜欧美文化的一个象征物。他那个指挥艺术，连波士顿乐团的团员都经常抱怨他水平太牵强。

但是不管怎么说，红塔礼堂从此迎来一个更高的名声，此后一些国际院团的重要演出，重要音乐大师们的专场，都点名选择来到这里进行。

早在此前，京剧大师梅兰芳等许多名家都曾在这演出。俄籍美国小提琴大师斯特恩，还曾在红塔礼堂举办过专场音乐会。自从美国波士顿乐团演出后，来这儿演出的就更多了，各国演出团纷至沓来，人们把在红塔礼堂演出看作是一种身份和政治荣耀。比如，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在红塔礼堂举办了自己的专题音乐会，享誉世界的乐坛指挥大师卡拉扬率领柏林乐团曾在这里举行专场音乐会。平均每年要接待多个国外顶尖的交响乐团。那时候，红塔礼堂被称为中国音乐家和音乐爱好者的圣地。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改革了，开放了，北京各种大型豪华的音乐设施比比皆是。于是，红塔礼堂这座只能满足两千人的礼堂，有人认为过时了，不赶趟了，建议把它拆了吧。可有关部门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作为一座具有北京地标意义的重要文化建筑物完整且永久保留下来。尽管现在用的时候不多，但是，每每想到这座建筑极具象征意义的历史，想到那个红红火火的年代。因为它连接了新中国的很多大事，便让人觉得有几分亲切和历史的厚重感。如今，经过有关部门对外立面整理粉刷，这座建筑整修如新，依然以特殊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它就像一个年迈的学者，不断在向人们叙说昨日故事。

看见它，如同在读一部厚重的历史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