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当前中东正变得越来越乱：过去60年主要是阿以问题(后缩小为巴以问题)，10年前增添了伊拉克问题和伊朗核问题，近两年又新添了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综合来看，中东之所以“问题”成堆，动荡不止，最大祸根是霸权主义扩张

埃及民众并不反感军人干政，只是反感“坏的军人干政”。尤其在经历了民主神话破灭的惨痛经历后，日渐成熟的埃及民众对徒有其名的民主转型越发失去兴趣，而更关注未来新政府“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因此，对埃及军方来说，要想巩固政权，不是匆忙审判穆尔西，刺激和加剧政治对抗;也不是修改宪法，让塞西将军可以合法参选总统;甚至不是设法与穆兄会和解，而是明确未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近百年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为实现民族复兴，差不多试遍了所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当前，中东政治潮流的钟摆式调整，再次将政治伊斯兰推到历史前台。但由于这些政治伊斯兰势力沿用旧思路治理新世界，鲜有令人眼前一亮的创新性成分，因而这次政治伊斯兰复兴同样难以承担起民族复兴重任。阿拉伯民众刚从威权政权窠臼中摆脱出来，又陷入复古主义误区，最终使政治伊斯兰本身变成一种不再有影响的力量。

10月18日，沙特突然宣布拒绝接受刚当选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此举却让整个世界大跌眼镜。一般来说，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通常都被理解为主权国家值得炫耀的好事。像沙特这种公开拒绝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情况，在联合国60多年发展史上还是头一遭。

阿拉伯世界的探索历程是很好例证。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历史上曾创造过辉煌业绩，但近代日渐衰落，被迫寻求新的解困之道。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要想实现文明的“创造性转换”，至少不能脱离两样东西：一是本土文化的特殊性，也就是“阿拉伯属性”和“伊斯兰属性”;二是汲取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阿拉伯世界由于没有经历过系统的工业化大潮洗礼，因而植根于传统社会生产方式的伊斯兰文明，难以为经济现代化提供足够的价值支撑，因而需要对外来文化采取“拿来主义”，从中汲取营养。

价值观问题事关国家长治久安。马克思曾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一个国家是否文明自信与国家兴衰直接相关：只有国力强大，经济繁荣，民众才会对本国发展道路和政治理念增强自信;反过来，只有当一个国家具有心态自信，才可能既不会固步自封，日趋封闭僵化，并在海纳百川吸收外来文化先进成果的同时，又不会在接受外来文化冲击时迷失自我，陷入民族虚无主义，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

当前，香港地区暗流涌动，境外势力暗中插手痕迹明显。其中，英国表现抢眼，很大程度扮演了“麻烦制造者”的角色。这一现象意外又不意外：意外的是，英国早已由昔日的大英帝国沦为二流国家，居然还有心思给中国制造麻烦;不意外的是，这种动作不断、唯恐天下不乱的做法，乃是英国一贯政策的典型体现。

西谚有云，“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美伊已有34年没有正式往来，尽管目前美伊都谋求缓和意愿，但尚不具备“化敌为友”、化解结构性矛盾的主客观条件。双方要想真正“冰释前嫌”，仍需拿出足够的耐心、诚意和政治勇气。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在军事高压下放弃化武这一捍卫政权生存的最后“撒手锏”，表面看有助罢兵息武，实则是在重蹈当年萨达姆和卡扎菲的覆辙，为美国等西方大国未来发动军事打击打开了方便之门。梳理美国以往在中东发动军事的轨迹，我们可以断言，叙利亚的让步只会使美国得寸进尺——要么加紧扶植反对派武装，要么直接发动军事打击，不管怎样，巴沙尔政权的前景都更加黯淡。

美国急吼吼地叫嚣对叙动武，看似大义凛然，实则暗藏私货。在美国的中东战略棋盘中，叙不肯臣服美国，并与美国在中东的宿敌伊朗结盟，因而成为美国的眼中钉。叙国内动荡刚露苗头，美国便向叙派出大使，与叙反对派频繁接触，为叙局势火上浇油。叙危机升级为内战后，美国又不断加大对叙反对派武装的资助和训练力度。而今，反对派内部四分五裂，难成气候，美国等西方国家迫不及待地改用军事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