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润董事长宋林终究没能躲过中纪委的调查。在此之前，这位在农村长大、行事谨慎低调的董事长并未引起外界太多注意，尽管他执掌的是一个有着75年历史、资产过万亿的红色央企。在今年年初，宋林还曾豪言“前途光明”，但数月之后，豪言渐成空。

　　这家总部设在香港湾仔港湾道26号的公司，背后闪耀着一连串耀眼的数字：2013年世界500强的第187位、总资产近万亿港元、香港拥有5家上市公司、内地直接控制6家A股企业。如今的华润系，从香港到内地直至海外，都已是如雷贯耳的资本大鳄。而更令这家企业充满一抹“高贵”气息的，则是它那曾经显赫的红色身份。正是在这层红色外衣之下，华润从当初的一个籍籍无名的香港小商号，最终成长为名震一时的央企巨头。

　　红色华润的前线记忆：联和行和一个叫“杨廉安”的秘密创始人

　　香港湾仔港湾道，行人如织。

　　维多利亚港渡轮的汽笛声时而游荡在鳞次栉比的大楼间，其中最为醒目的一幢便是华润大厦。而不多人知道，在这座资本主义世界的东方自由港，曾种下过奠基红色中华的种子。

　　72年前，一个化名为杨廉安的年轻地下党员，从延安来到香港，在这里挂牌成立“联和行”，在这片暂时消歇于战火之外的阵地上，募集起一批又一批军需物资，驰援前线奋战的八路军抗日将士，直到香港沦陷。

　　国内“大决战”时期，正是这家由中共高级领导人陈云一手策划成立的联和行，历经艰难险阻和重重封锁，将350多位著名民主人士和700多位文化名人、爱国华侨安全运抵解放区。

　　没有这番惊世抢渡，就没有后来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建国大业也就无从谈起。

　　彼时，与联和行一并在香港创建的“党产”，还有广大华行、五丰行等，它们均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后来，联和行吸收了所有其他在港的党办商号，改组为“华润公司”，正是今日央企华润集团之雏形。

　　华润集团一位高层认为，香港并非中国革命的“化外之地”。在各个历史断层上，这个地理及政治地位特殊的自由港都参与了中国革命及建设的实际进程。

　　这是一个特别的“老区”。

　　

　　华润创始人秦邦礼

　　两根金条起家

　　联和行的成立，是陈云一手策划的。1931年的一个夏日，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陈云，在上海交给一个叫秦邦礼的年轻人两根金条，指示他以此做资本，以开店为掩护，为党建立秘密交通站。

　　接到指示后，秦邦礼化名杨廉安，办起6家各式店铺，以此为掩护传递情报、接送苏区干部、为苏区购买药品和无线电器材等，为红色根据地的生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直到日军侵入上海，杨廉安才卖掉店铺转回延安。

　　抗日联合统一战线成立后，陈云再次指示杨廉安到香港开公司，协助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工作。1938年夏，杨廉安带着当初结业时留下的资金，出现在香港的街头，不久即开设了“联和行”。

　　抗战年代，联和行与廖承志、潘汉年领导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及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联手在香港和海外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募捐活动，联和行将募捐到的钱物，经秘密通道辗转运抵武汉、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再分批转运到抗日根据地，为前线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输送了大批西药、通讯器材和运输车辆。

　　抗战胜利后，受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联和行改组并更名为华润公司，公司名分别取自“中华”与“润之”(毛泽东字)。同时，中央决定将我党在香港的另一家重要贸易机构——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并在此后又陆续将党在香港的贸易机构统归华润旗下。

　　1948年9月至1949年春，华润分四批将350多位著名民主人士和700多位文化名人和爱国华侨安全送抵解放区，他们随后进入北平，参加首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

　　这些人士包括：郭沫若、翦伯赞、茅盾、黄炎培、马寅初、章伯钧、蔡廷锴、李济深、柳亚子、郑振铎……

　　“没有他们，就无法召开新政协会议，没有新政协，就无法制定出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就无法据此产生首届中央人民政府。”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说，华润在新中国的成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同时，华润还以贸易为掩护，打通香港与解放区的贸易通道，配合三大战役采购军需物资、为解放区输送经济干部、恢复解放城市的生产与平抑当地物价。

　　辽沈战役后，东北局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收购的当地物资通过华润控制的货轮运抵香港、转销海外，换取的外汇则用于购买军用物资、支援解放战争。这种战时经济模式，解放后推广到全国，成为计划经济时代内地与香港贸易往来中的重要形式。

　　作为新中国对外贸易规则的创始者，当时，华润的货轮将这些购回的货物一批批运抵大连、天津、青岛，再装上小车，由百万支前民工运到前线。

　　“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百万支前民工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小车里装的许多军需物资则是华润提供的。”宋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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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赴解放区的部分民主人士在华中轮上合影

　　从党产到国产：新中国的窗口

　　1952年以前，华润公司归属中共中央办公厅管理，是党企;1952年，中共中央决定将所有党企移交国家，同年10月，华润归属国务院外贸部管理，成为国企。

　　10月24日，经资产评估，中央贸易部向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支付了收购华润公司的资金。至此，华润14年的“党产”生涯结束，依靠两根金条起家、历经战争洗礼的华润，此时已成为一家拥有2000万美元资产的外贸重要企业。

　　作为内地在海外最大的现汇来源窗口，华润不遗余力地扩大国内出口。其进出口贸易额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一度占30%的份额，有效建立起西方商界与新中国的业务往来渠道。

　　上世纪50年代，在香港，华润公司的写字楼成了一个热闹的地方，港澳商人、西方商人络绎不绝。

　　此时，华润公司已经代理了150类、上千种出口物资，许多商人前来洽谈时需要“看货”，但华润公司当时非常为难，因为，公司基本上没有样品。

　　华润出口部时任经理吕虞堂回忆：“我们在办公楼里做了七个陈列柜，将国内七个出口总公司的展品放在这里，买家来了先看货、后签合同。”

　　七个展柜大大提高了出口工作的效率。受此启发，华润公司时任总经理张平同意出口部开辟一个展室并试办一次大型展览。在国家外贸部出口局的支持下，华润公司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于1956年元旦开幕了，不仅吸引了商人，也吸引了香港市民和海外游客。

　　随着展览的举办，购买合同递增，一些商品的订单甚至超出了当时国内的生产供应能力。

　　记者获得的当时华润寄给外贸部出口局的一封《关于陈列样品各事项》的信函上，里面包含数百种商品样品清单，供货单位几乎涵盖当时所有国内省市区。

　　香港展销会的成功，引起了外贸部的极大关注。1956年春季，外贸部出口局、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办事处官员来到广州，商议筹办规模更大的出口商品展会。

　　不久，一份由时任外贸部部长起草的建议报告，交到时任副总理李先念的手上：由外贸部统筹全国外贸系统提供参展商品，广州承办，华润公司则负责邀请港澳和海外商人。

　　但在华润准备发邀请函的时候，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出现了：当时正值中国进行轰轰烈烈的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许多侨商和华商看到内地的亲属都在改造之列，家产被没收，因而担心：如果回国参加展览会，会不会被扣留?

　　当年参会的一位马先生说：“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是大浪潮，自己是小石子，如果处在浪潮中一下便给冲走。”与此担忧类似，香港各行业普遍存在顾虑，很多公司不敢将原料寄国内加工，怕被“充公”。

　　不过，在华润的努力下，在国务院的统一协调下，各部门答复：保证侨商和华商的合法权益，来去自由。出于对华润商誉的信任，香港工商界人士和海外商界人士纷纷自港北上。

　　1956年11月10日，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召开，开幕当天，9200平方米的展览大厅水泄不通，参观人数超过1万人次。为了保证商贸谈判的顺利进行，大会不得不做出调整，将每天参观人数限定4000人。

　　通过“练兵”，中央和外贸部决定，自1957年起，每年举办两次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这一次举办的展览会，成为了广交会的序曲。随着周恩来总理的视察，广交会奠定了“国家级”的地位。

　　“在国际社会持续封锁、国内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之时，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开放窗口。”中外领导人往往在广交会上进行非正式会晤，进而促进国家间外交。从1957年到1965年的短短九年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从25个增加到49个。

　　“很重要的一点是，从此，新中国才真正懂得了和平时期的贸易应该怎样做。”一位退休的原外贸部官员说，广交会彻底改变了以往只能通过打电话、拍电报的封闭贸易模式。

　　

　　1956年第一届广交会盛况

　　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与香港的稳定剂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华润的桥梁作用进一步得到发挥：一方面，华润把内地的外贸机构带到香港，帮助各省市自治区、各部委在香港开办窗口公司，使“粤海”等一大批公司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华润通过咨询、介绍、引荐、参股等方式，把港澳和海外商人带回内地，进行实业投资。

　　1978年，华润总结1970年代中期以来在珠三角地区开展“三来一补”的经验，上报中央，促成国家有关部门形成了重要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香港商界，开启了香港制造业向内地转移的先河。

　　在改革开放初期，华润“陪同”港澳商人和外商回国投资，这种陪同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参股，一种是牵线搭桥，并成为名义上的合伙人。在华润的帮助下，外商逐步找到了进入内地的“门”。

　　“改革开放初期的内地投资项目，一大半是在华润的帮助下实现的。”一位华润的高管告诉记者，在帮助内地企业和港澳商人牵线搭桥的同时，华润还要帮助地方政府出谋划策选择补偿贸易的领域，同时又要维护国家利益和港澳投资者的利益。

　　这些投资带动了内地经济的发展，也使投资者获得了较高的利润。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大陆的竞争力得以提升，港澳商人的实业化水平和竞争力也得以大大提高。

　　“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是我国早期吸引投资的一种形式，这种投资的直接效益很明显，增加了外汇收入、带动了出口贸易，还在长期上帮助地方完成从封闭到开放、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

　　而在扮演开放的桥头堡的同时，这家红色港企也担负起一家中国企业对于港澳繁荣稳定的社会责任。

　　为了解决出口香港物资的运输问题，1962年春，经国务院批准，铁道部、交通部、外贸部共同协调，从武汉江岸站开出一列快车，经由沿线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至深圳，专门运送出口香港的商品。

　　1962年3月20日，751次快车从武汉江岸出发，行程1254公里历时53小时，满载着运往香港的出口商品，开进深圳。在751次快车开行100列时，国务院决定，在上海、郑州加开两列快车（753、755次）。

　　这“三趟快车”，由外贸部牵头、内地各粮油进出口公司组织货源、铁道部组织运输，由华润公司在香港组织销售。

　　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三趟快车也从未中断过。负责此项工作的华润旗下公司五丰行至今在香港还有着很高的威望，“五丰食品”也受到香港人的普遍信赖。

　　此外，在19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之时，华润将国产石油引入香港市场，解决了当地的油荒;同时，华润还通过运送国产大米而平抑了香港市场一度暴涨的米价。而每逢干旱缺水，华润公司就派出轮船，从珠江运水到香港。

　　而在帮助一批批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者成功“联姻”之后，华润自己也逐渐走上前台，开始以外商的身份投资国内。

　　1983年，华润迎来“三喜临门”：华润公司成立35周年，华润集团成立，华润大厦在香港落成。当时，5000宾客满盈道贺，多是历年来华润攒下的老朋友。

　　回望1938年夏秋之交，香港中环，一个年轻人和一个不起眼的小商号。一路走来，担负起党的重托和国家救亡、崛起的漫漫征程，如今不觉已七十二载。其每一步，深深地浸入了中共的国家使命，亦印证了中国从建国到强国的历史脉络。

　　“出口总代理”的艰难转型

　　早在建国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承认新政权，中国的贸易伙伴局限于苏联和几个新民主主义国家，正是通过香港这扇大门，中国才打开了通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通道。

　　1952年，华润公司被指定为中国各进出口公司在香港的总代理，划归中央贸易部管理。1954年德信行、五丰行和深圳南洋贸易公司并入华润，公司得到进一步改组和扩大。而当时陈云之所以能做出“政府统销”的决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基于他对华润的充分了解和信任。

　　直到1980年代中期，华润一直是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在港澳及东南亚的总代理，保证香港市场供应，协助内地制订对港及海外出口计划、扩大出口，衔接货源并建立销售网络，与世界各国加强贸易联系，进口内地所需商品，赚取外汇，为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外贸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外贸领域进入新阶段。华润的变革时代也随之来临。

　　当时国家允许各省、市、自治区到香港开办窗口公司，于是华润通过成立“省市联络部”，把国内同行带进香港，又把自己代理多年的出口商品交还给各省市——这意味着华润要把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天下拱手让出。当“总代理”的地位不复存在时，华润也曾经痛苦、彷徨过。所幸，它并没有沉沦。

　　其实早在1977年下半年，华润就开始酝酿扩大实业投资。自1978年，四年中华润新办公司52个，其中独资29个，合资23个。自此，华润由代理贸易向自营贸易转型，努力发展中长线投资项目，重点投资了零售、房地产、电力、基础设施等领域，项目渐趋大型化和专业化，为今天成为香港和中国内地最具实力的多元化企业之一奠定了基础。

　　1983年，华润将所管理的下属机构经重组转为以股权为纽带的公司，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此后华润的业务由总代理贸易转向自营。

　　1986年华润开始接触资本市场，1992年，华润集团注资上市公司永达利，更名华润创业，成为华润系第一家上市公司，开创了中资企业进军资本市场的先河。1993年，华润创业收购励致国际30%股份，并于1994年顺利上市。1990年代中后期，华润旗下五丰行、北京华润置地、励致国际等企业先后成功上市，华润同时积极和国际资本接触，正式开始了借助资本市场壮大企业的发展阶段。2000年，华润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打响投资内地房地产的重要一炮。

　　从2000年起到现在，十余年间，华润围绕地产、超市、啤酒、纺织、电力、微电子、水泥、燃气、化工、医药、纯净水等领域，组织了一系列的并购重组，由此扩大了今日华润的产业基础。这一举措，被当时业界称为 “红筹摩根”、“资本大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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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林终因严重违纪落马，他曾再三向家人保证，违法的事情绝对不干。

　　宋林治下的华润

　　从企业管理来讲，宋林治理下的华润集团正日益强大。

　　截至2013年末，华润集团总资产11337亿港元，实现营业额5002亿港元。集团核心业务包括消费品、电力、地产、医药、水泥、燃气、金融等。

　　收购金业集团的同一年，2010年5月31日，宋林在华润集团官网“董事长专栏”中写道：集团已经将2010年定为华润的“战略年”。

　　今年两会后，宋林再次发文《改革再出发》，表示“作为央企，华润肩负着国企改革排头兵的历史重任和战略使命，我们如何看待和理解改革，关乎华润的百年基业”。

　　回顾宋林的职业生涯，与其前任宁高宁的“霸气”相比，宋林的名字对外界来说并不那么响亮。一位见过他的央企领导对他的评价也是比较低调务实，做事不温不火。

　　这样的性格，在宋林一步步从基层做起的履历中可见端倪：毕业于同济大学工程力学专业后就进入华润，从扛着测量仪测油库开始，历任香港华润石化经理、高级经理、助理总经理、副总经理;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企发部总经理及华润投资开发公司董事长。

　　此后，他在华润系香港6家上市公司中执掌过4家的帅印，2004年起接替宁高宁担任华润集团总经理。2008年5月起，担任华润集团董事长，兼任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主席等。

　　戴着眼镜、气质儒雅的宋林，也很受前任华润集团董事长、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陈新华的赏识。在集团内部，陈新华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他思考敏捷、工作勤奋、做事有激情，他的学习能力和专业知识水平都给我留下了好印象。”

　　不过，看起来性格温和的宋林，也有力挽狂澜的一面。比如在接替宁高宁担任华润集团总经理不久后，他就曾独自驾车从香港出发，沿西江向广西行驶，为的只是了解水泥生意的各个环节，为当时陷入困境的华润水泥寻找出路。

　　之后几年里，华润水泥的变化也让香港资本市场瞠目结舌，甚至入选哈佛商业案例：2006年，用4亿多港元私有化退市，经过3年改造，2009年重新上市融资60多亿港元。

　　目前在华润集团的业务组合中，既有电力、水泥、燃气等资源控制类产业，又有医药、金融、地产等终端消费驱动型产业，这样的产业组合，也可以用宋林提出的“微笑曲线”做注解。他认为，华润集团未来主要就要朝这两方面走，尽量减少中间类工业产品加工业务。

　　宋林：从山东农村走出的董事长

　　外界传言宋林发迹源于有深厚的家庭背景。新京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宋林并非出身豪门，抚养他的亲人此刻正在老家山东乳山市曲水村与贫病做斗争。

　　4月18日，宋林被中纪委调查的消息传到曲水，宋吉彬坐在门槛上抽了一锅旱烟。80岁的宋吉彬，山东省乳山市曲水村农民，宋林的三叔。当天，这家人整理了一袋病历本，准备背到济南上访，“过去新农合报销一病一报，现在一年一报，我们家做透析的钱周转不过来了。”据介绍，宋林的三婶患有尿毒症。

　　说起宋林，宋吉彬长叹一口气，“他当时再三对我保证，违法的事情绝对不干。”

　　宋林许下“违法的事情绝对不干”的承诺是在宋父下葬那天，宋母让宋吉彬以长辈身份嘱咐一下宋林，宋吉彬给宋林定的要求是“不要逾规”。那是2002年，39岁的宋林在华润冉冉升起，即将担任华润集团总经理。当知道宋林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宋吉彬再次叹气，“年轻人，有什么道道。”

　　宋林最近一次回曲水村是2013年清明的前一天，宋林回去在村西头宋家的墓地上祭拜过世11年的父亲。三叔宋吉彬赶到墓地时，宋林刚完成祭拜。和往年一样，宋林跟着三叔回家“坐坐”。宋吉彬说，宋林每次回老家，都是被一群人簇拥着。宋林也会给众人介绍叔叔和婶婶，还指着墙上的照片说自己小时候在三叔家的故事，握住三叔和三婶的手说几句话。但说完就走，在家呆不过十五分钟。

　　1963年，宋林出生在山东济南，父母都在山东师范大学教书。宋吉彬介绍，1970年前后，7岁的宋林被送回曲水农村读书，由三叔宋吉彬照顾。

　　同班同学宋修森对新京报记者回忆称，那时候宋林瘦高个，是班里最高的，但很“怯”。村里的孩子怕被高个的他欺负，不敢靠近他。他也从不主动和其他同学亲近，放学回家他也会和大家保持着几十米的距离。

　　三叔的儿子宋述平比宋林年长几岁，时常让宋林拉着粪车到山上送肥。宋述平说，宋林不爱干农活，就在车前蹦跶着走，宋述平就大声呵斥宋林。“他也不做声，我哈虎(呵斥)大了，他就憋着脸哭。”宋述平说，“从小就是个公式人，老实”。

　　在老家过了三年后，父母要接宋林回济南，但宋林坚决不回。三叔宋吉彬说，怎么劝也没有用，就只好先把宋林骗到姥姥家，让姥姥陪着他去商店买东西，等宋林好不容易看上一样东西正高兴的时候，宋吉彬赶忙骑车走掉。“结果我在前面拼命骑，一个十岁的大小伙子就在后面撕心裂肺地哭喊，弄得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哭了一道回家。”

　　回到济南后，宋林经常在暑假回到老家“歇伏”，回来后就不愿意走，有一回父亲恼了，用脚踹宋林。结果又是宋林和三叔一边一个地掉眼泪。

　　

　　宋林三叔的家境清贫

　　父亲一直希望他当个大官

　　外界传闻宋林发迹源于有深厚的家庭背景，宋吉彬否认。曲水村多位村民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宋家祖上三代都是普通人，没有任何背景。

　　据宋家族亲和曲水村村史记录者宋点君介绍，宋林祖父解放前在地主家做长工，积极参与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后在村大队担任干部。祖父膝下四子，二子早年夭折，剩下长子宋吉清(宋林父亲)、三子宋吉彬、四子宋吉波。

　　宋吉清大学学历，宋吉波中学学历，宋吉彬不喜读书，喜欢务农，和父亲一起供养两兄弟读书。

　　宋父宋吉清1929年出生，14岁闹革命当了儿童团团长，17岁受父母之命，和年长4岁的同村姑娘结婚，18岁参军，参加解放战争，在莱阳解放中曾上前线作战。解放后，20岁的宋吉清回家念书，在烟台牟平念中学，受到新思想影响，与原配妻子离婚。

　　宋吉清后来考上山东文登师范，毕业后留校任教三年，与自己的学生林氏(宋母)结婚，后调任济南教书。

　　据多位宋家人描述，在“文化大革命”前，宋吉清一度成为学校重点培养对象，经常要去北京进修开会，但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他的仕途。平反后，宋父精神受到严重刺激，非常健忘。家里的事务均由宋母掌管。2002年，73岁的宋父因病在济南去世。宋家族人说，宋父一直希望宋林能进入仕途，当个大官。

　　2002年华润收购万佳百货(现并入华润万家)时，宋林同时被委任董事长一职。任命书下发之日，正是宋父下葬当天。宋吉彬说，大哥能安心走了。

　　宋母也是山东乳山人，庄稼人出身。在宋吉彬看来，宋林是靠勤奋读书当了官。宋吉彬介绍，宋林学习一直很好，后来考上上海同济大学工程力学专业。

　　资料显示，宋林1985年大学毕业后，加入华润集团。30年间，宋林从一个实习生一路升迁，从经理、副总经理、董事、到华润企发部总经理。先后掌管华润创业有限公司、华润微电子(已私有化)、华润石化(已结业后出售给中国石化)、华润励致(华润燃气前身)、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等旗下企业。

　　2004年，41岁的宋林升任华润集团公司总经理，2008年，担任华润集团董事长，成为华润集团的掌门人。在威海当地，宋林被称作“胶东宋氏骄子”。

　　每隔两年回家祭奠父亲

　　4月15日，《经济参考报》记者王文志向中纪委举报中，对宋林的举报包括“包养情妇”，“通过情妇洗钱，转移资产”。

　　在宋林的族亲看来，尽管当了“大官儿”，但宋林并没有一个称心的婚姻。宋林的妻子是其大学校友，两人在火车上相识，毕业前同时被华润选中，在香港确定恋爱关系。婚后育有一女。

　　新京报记者看到，在宋吉彬家墙上的旧相框里，宋林妻子早年的照片还保存着。照片上，宋妻穿着一件白色印花的短袖T袖衫，和宋述平的妻子一起依靠在山坡上，对着镜头笑意盈盈。这张照片是宋林头一回带妻子回老家时拍的。宋吉彬手指相框说，那是上世纪80年代他俩回来在山楂地里拍的，两人已经三十多年没有一起回过老家。

　　宋家人介绍，宋父还在世时，宋林妻子曾独自回来过两回，一回是说过来跟当地的锁厂谈合作，把两个锁厂的锁买下来，装满一个车皮，运往阿富汗。后一次回来是交易完成，回来收尾。再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宋吉彬后来曾问过大哥宋吉清侄媳妇的情况。早些时候说在炒股票，后来说带着闺女去美国了，后来就一点消息都没有了。宋父过世后，宋林每隔两年回家祭奠父亲，妻子也从不回来。

　　宋吉彬印象中的宋林媳妇非常质朴，不爱打扮，出差坐飞机的时候也穿着一双旧帆布鞋。

　　宋述平则对这位堂弟媳表示不满，认为她不够孝顺。“她跟我大爷、大妈关系都不好，他们老打仗。听说都掀桌子了。说是让她生儿子，她不生。她的专业是对外贸易，就带着孩子去美国了，后来的事情就不知道了。”

　　宋吉彬说，宋林结婚后，他去济南看大哥，每回去大嫂就跟他说儿媳妇的不是。“说她是资本家的女儿，办事不周正。”后来宋林父母也到香港和儿子一家一起居住，而儿媳妇则去了美国。“不知道是宋林让她去的，还是婆媳关系不好被迫去的”，宋吉彬说。

　　据财新网引述知情人士称，杨某是宋林早年的情妇，且与宋在一起多年。宋林妻子带着孩子远走美国，和宋一直处于分居状态。

　　(观察者网综合搜狐网、《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新京报》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