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革命主义外交
 
——理解第三世界政治的一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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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林 

缘起：伊朗从“地缘支轴国家”演变为“地缘战略棋手”

“9·11”事件后，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这两场战争的最终结果，是使伊朗摆脱了敌对的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的制衡。不仅如此，伊拉克什叶派的上台，还使中东隐然出现了一个“什叶派新月地带”，从而为伊朗提供了潜在盟友和广阔的缓冲地带。这种局面是当年霍梅尼“输出革命”想实现而没能实现的长久梦想。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整体相对下降。当前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对其他国家具有真正的影响力。[1]这样，中东力量构成的此消彼长，使伊朗在缺少力量制衡的条件下，自动成为影响中东格局的决定性力量之一。

而且，伊朗是唯一同时毗邻波斯湾和里海两大油气中心的国家，加之扼守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着世界石油输出的重要通道。从当代视角看，伊朗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还来自它丰富的油气资源。“一个全无威力的国家，因为拥有一种重要资产——石油，就突然成了世界政治中的强有力的因素。”[2]尤其在当前，国际油价飙升不仅使伊朗获得巨额收益，而且使其对国际能源格局乃至政治格局的影响力也不断上升。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中使用了“活跃的地缘战略棋手”一词，称其是“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以致影响美国的利益的国家。” [3]这种地缘战略棋手实际就是地区大国。布氏认为，伊朗目前更多的是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即所处地理位置敏感，其潜在的脆弱状态会对地缘战略棋手造成影响。[4]但目前，随着伊朗在维护地区稳定、中东和平进程、伊拉克局势、阿富汗局势、什叶派问题、黎巴嫩问题等方面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伊朗正从“地缘支轴国家”升格为一个新的“地缘战略棋手”。

在此背景下，伊朗选择怎样的外交战略，为何选择此种战略，这种政策未来命运如何，便成为一个极具探讨价值的学术和现实问题。

一、伊朗的革命主义外交：一种替代性范式

新兴大国采取何种道路崛起，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门话题。按照马丁·怀特的分类，国际政治思想主要可分为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三大传统[5]，由此使国家的外交政策（包括发展战略）也大体呈现出这三种范式。时殷弘教授在其《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一文中，曾通过验证莫德尔斯基的“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总结出三种可资利用的崛起战略：自助、不出头和搭车战略，并认为采取“挑战者”姿态的新兴国家最终往往都以失败告终，因此这种战略是不足取的。[6]而当前最有可能崛起的几个新兴大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金砖”国家），基本走的都是和平发展道路。然而，不同国家进行战略选择的空间和实施环境差异很大。在当前，矢志充当地区大国的伊朗日渐将自己定位为“革命者”角色，并试图通过革命主义道路实现自身发展。

从一般意义上说，革命必须建立在替代原有体制的新观念体系，也就是树立、普及革命意识形态。[7]更具体地说，这种革命主义表现特征为：1、要求改变大国支配的国际政治、大国控制和干涉效果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秩序；2、要求改变西方人欺凌和歧视世界有色人种的国际种族秩序；3、要求改变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控制和不公正地对待不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8]从理论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拉美依附论，以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均构成了这种革命主义的思想渊头。在实践中，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伊朗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均是这种革命主义的体现。

就伊朗而言，早在1979年推翻巴列维王朝后，伊朗就开始在境外“输出伊斯兰革命”。霍梅尼曾呼吁：“全世界的逆来顺受者啊，奋起吧，把你们自己从恶毒的压迫者的魔爪下拯救出来吧。全世界各国的穆斯林啊，从你们那无所顾忌的沉睡中苏醒吧，把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国家从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吧！”[9]1979年的人质危机、1983年美国驻贝鲁特兵营爆炸等事件，表明伊朗革命结合了什叶派认同与激进的反西方主义。[10]而伊朗当代的强硬派将自己视为霍梅尼最忠实的信徒，仍未放弃其基本政治理念。随着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威胁的解除，以及什叶派复兴大潮的来临，伊朗开始将自己视为地区大国和什叶派地带中心，[11]其外交政策也再次呈现出革命姿态。

从实践看，内贾德自上台不久便在外交领域掀起了充满颠覆色彩的“内贾德革命”。首先，伊朗试图从法理上冲破核不扩散机制。伊朗最高领导人将核计划视为“国家的未来”，称伊朗虽然是最大储油国之一，但如不发展核能，未来在能源上将不得不依靠西方。为重辟核研发前进之路，摆脱欧美和国际社会的质疑和围堵，伊朗试图从法理上寻求突破。2005年9月17日，内贾德在联大主张伊斯兰世界分享核技术，借此拉拢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让众多没有核武器的第三世界国家认识到《核不扩散条约》的不合理，以此突破发展核计划的法理束缚。在实践中，伊朗利用当前西方石油消费国求稳怕乱和美国陷入伊拉克泥潭之际，采取“生米煮成熟饭”的办法，屡屡突破国际社会设定的底线。

其次，否认以色列存在合法性，要求建立没有以色列的中东。内贾德上台后，接连发表激烈言论，否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如宣称“以色列应该从地图上抹掉”，以色列像“一棵干枯、腐烂的大树”，认为犹太人大屠杀历史是“神话”，建议将以色列迁往欧洲或阿拉斯加等等。这种政策实际是当年纳赛尔、萨达姆和霍梅尼激进反以言论的延续。伊朗通过如此极端方式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实际是试图借此树立中东地区秩序革命者形象，充当地区事务领头人。

第三，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体系。内贾德对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明显感到不满。他屡屡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恃强凌弱”，在核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特别是严厉抨击美国霸权，甚至称美国总统布什是“当今世界的暴君”。伊朗不仅在言词上日益激烈，而且为打击美国霸权，伊朗宣布在3月20日成立以欧元作为石油定价和交易货币单位的伊朗石油交易所。分析人士认为，这种举动是对美元的霸权地位，乃至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严峻挑战。此外，伊朗还主动联络委内瑞拉、朝鲜、古巴、叙利亚等国，试图“联合反抗帝国主义”。　　　　　　　　　　　　　　　　　　　　　　　　　　　　　　　　　

总的来说，伊朗革命性外交含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伊朗外交含有明显的国际主义成分，其奋斗目标涉及整个地区秩序，乃至国际秩序本身。但另一方面，伊朗当前外交又含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就中东范围看，伊朗弘扬伊斯兰主义，实际是借伊斯兰旗帜扩大伊朗的地区影响，进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成分。中东社会存在两层矛盾：一层是穆斯林世界与以色列的宿怨；另一层是阿拉伯民族与非阿拉伯民族的矛盾。前者强调宗教因素，后者强调民族因素，而以波斯民族为主体的伊朗是中东民族中的少数派，因此为扩充地区影响，伊朗自然不遗余力地强调自己的伊斯兰身份。因此，尽管伊朗出发点是在国际舞台上的全方位斗争，但最终落脚点却是伊朗自身的利益考虑。“全球性思考，地方性行动” [12]这一第三世界革命国家的外交原则，也适用于伊朗。

二、压迫与造反：伊朗选择革命性道路的必然性

从历史角度看，国家间力量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国际政治的永恒规律。在权力对比发生急剧变化的国际政治转型期，争取更多权益的新兴国家不可避免地会与维护既定秩序的原有大国发生矛盾乃至冲突。而伊朗兴起就选择了一条挑战意味明显的革命主义道路。就本文而言，探讨伊朗革命性崛起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它应验了一条多么古老的规律，而是由此折射出的当前第三世界特定的国际处境，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为何会做出激烈反应。

1、国家安全的不确定性和强烈的自助意识。

对任何具有全球抱负的大国和战略家来说，第三世界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汇集了世界最多的人口和领土面积，以及最主要的海洋通道和战略资源，因此它一直是世界政治的关键地带。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中，首次将第三世界定位为“中间地带”。毛泽东强调：在美苏之间隔着一个由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构成的辽阔的中间地带；战后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是美国力图控制和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13]。换言之，控制中间地带（也就是斯曼克曼所称的“边缘地带”）已成为大国争霸的必由之路。

在冷战时期，由于美苏相互制衡，因此第三世界拥有相对宽泛的外交空间（“不结盟运动”就是这种中间政策的体现）。但苏联解体使第三世界失去了左右逢源的回旋空间。美国作为当今唯一超级大国，其全球谋霸野心日益膨胀，并明显将矛头指向第三世界。在美国学界，出现了将第三世界视为主要威胁源的“失败国家论”和“文明冲突论”，克林顿政府也开始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频频使用“无赖”和“贱货”等字眼，并明确勾画出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叙利亚、苏丹、朝鲜、古巴等7个“无赖国家”，对其孤立、遏制和全面制裁。小布什当政后，尤其是9·11事件后，美国先后抛出“邪恶轴心”和“暴政前哨”说法，并推出以“先发制人”为理念的反恐战略，其第三世界（特别是中东和中亚）政策更加咄咄逼人。值得注意的是，布什决心“到敌人那里去打仗，打乱敌人的计划，在最严重的威胁出现之前就勇敢地去面对它。”但他没有明确说明“敌人”是谁，这样就留下了大得不能再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任意选择目标了。[14]美国这种凭借超强实力自行决定惩罚方式，由此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无政府状态和那些反美国家的不安全感和自助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朝鲜核试爆就是对这种环境的反应）。

伊朗尤其如此。这些年来，美国对伊朗恫吓力度不断升级，帽子一个比一个大，从“流氓国家”到“邪恶轴心”，再到“暴政前哨”。美国智囊和决策层早就开始酝酿“下一个是伊朗”的作战议程。所有这些，使伊朗生存危机感不断加深，并深刻体会到“落后就会挨打”的丛林法则。在伊朗看来，历史已经表明，国家虚弱必然导致国家崩溃。[15]萨达姆恰恰是因为“自废武功”，销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才使美国打击起来无所顾忌。而发展核计划就是一种有效的威慑手段。“核武器为国家提供了一种对其独立和主权不可侵犯的保证。”[16]因此，争当核大国，不仅可满足伊朗能源安全需要，更是实现伊斯兰世界大国梦想，摆脱美国长期武力威胁阴霾笼罩的现实选择和唯一选择。“伊朗进攻性的追求核权力加强了伊朗在地区中的地位，同时也使美国插手伊朗事务的能力降到最小程度。”[17]因此，伊朗不惜牺牲地发展核计划是在情理之中的。

2、国家发展的边缘化趋势与极端化反击

　 第三世界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弱势群体。他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是不对称和不平等的。[18]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它们一直遭受西方列强政治欺凌、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由此使第三世界国家存在诸如失业、贫困、政治犯、集中营、经济内部殖民、文化帝国主义等许多痼疾。[19]这在中东体现得尤为明显。

中东从18世纪拿破仑进攻埃及时起,就开始日渐沦为西方殖民者的板上鱼肉。二战结束后，尽管该地区国家取得政治独立，但以色列的建国和美苏中东争霸，使该地区始终未能真正摆脱外力控制。而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包括中东在内的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日益被边缘化，其与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根据2002年7月出版的《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所有阿拉伯国家的GDP总值，比在欧洲属中等水平的西班牙还低，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非石油商品出口额仅相当于芬兰一年的出口总额。与此同时，该地区的人口数量却呈现出迅速增加趋势。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2020年该地区人口总数将达到4.1-4.59亿。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010年，失业率将达到25%。该地区实现陷入了一种“准停滞”（quasi-stagnation）状态。在找不到出路的绝望情绪支配下，不少民众将自身面临的困境归咎于西方殖民统治和霸权主义，从而采取激进的反西方态度。

伊朗的历史遭遇实际是中东国家受压迫命运的缩影。两个多世纪以来，从过去的俄罗斯和英国，到后来的苏联和美国，伊朗一直是大国争夺的前线地带。从19世纪英俄反对在伊朗修建铁路，到二战期间强迫礼萨·汗国王退位（原因是亲德），再到1953年美国策动政变推翻摩萨台民族主义政权，伊朗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实际一直是大国博弈的大赛场。“伊朗人强烈的独立意识来自漫长的历史记忆，一方面是波斯帝国时发挥霸权的记忆，另一方面是伊朗沦为一系列对手筹码的漫长历史，即19世纪俄国与英国、20世纪的冷战，以及21世纪重新强化的石油政治。”[20]伊朗遭受西方欺压的屈辱历史，尤其是西方对伊朗修建铁路和石油国有化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使伊朗在对外部世界，尤其是面对其核计划的压力时，充满了反抗、敌意和蔑视心理。他们认为，西方就是要阻挠伊朗获得先进技术。此外，伊朗国内也面临与阿拉伯国家类似的难题：生产效率低下、腐败盛行，人口剧增，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等。有分析认为，20年后伊朗的石油出口危机与人口危机将一同爆发，届时赡养老年人口将为该国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在这些问题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政府很容易将问题归咎于外部，通过强化外部威胁转移视线，并试图重新分配外部权力和财富，寻求脱困办法。因此，民族主义和平民意识浓重的内贾德对西方所采取的强硬态度，使其在伊朗以及中东地区引起极大共鸣。

需要指出的是，伊朗革命主义外交还与内贾德总统独特的行为风格和执政理念密切相关。内贾德出身平民，且一向重视中下层民众而对权贵和上层社会较为蔑视，因此一直被视为“穷人的代表”。在2005年大选时，内贾德曾将拉夫桑贾尼称作“当权者”，而自己以反叛者自居。这种叛逆人格体现到国际政治领域，就是强烈的悲情意识和受害求偿心态。内贾德认为现行国际秩序主要体现西方当权者既得利益。伊朗一直受到西方的不公平对待，尤其是在核问题上没有获得应有权利。换句话说，伊朗是国际社会的受害者和被压迫者。因此内贾德将自己自觉定位为国际规则的挑战者。“比起上一届注重树立改革形象的哈塔米政府，本届伊朗新政府更加注意树立在伊斯兰世界不怕打压的形象。”[21]

3、意识形态真空与伊斯兰主义的强烈反弹。

冷战时期，美苏在中东的反复争夺，使穆斯林民众日渐认清两大超级大国的霸权本质，并由此东西方意识形态在中东失去了吸引力。“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就是这种心态的集中反映。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的意识形态真空更加明显。在此背景下，伊斯兰教这一古老的信仰体系再度回归现实，并迅速成为凝聚人心的精神替代品。

伊斯兰世界过去的辉煌历史（如默罕默德创教和四大哈里发时期）是与穆斯林对伊斯兰信仰的执著是同步发展的，这一历史经验使相当部分穆斯林深信“宗教兴则民族兴”，因此每当伊斯兰世界面临重大挫折和衰落，总会出现弘扬宗教信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尤其在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日益加大在伊斯兰世界称霸力度：一方面，西方在伊斯兰世界频频发动战争（如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另一方面，美国刻意歪曲、贬低乃至敌视伊斯兰教，并试图通过输入民主对其“文明改造”，这一系列举动触发了伊斯兰世界最敏感的神经，并由此激起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极大反弹。目前，伊朗、伊拉克、巴勒斯坦、黎巴嫩、埃及等国均出现伊斯兰激进势力上台或得势的情况。而以“基地”为代表的极端伊斯兰势力也屡打不绝，频频针对西方目标发动袭击。继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引发的伊斯兰复兴之后，中东再度出现了伊斯兰复兴大潮。

伊朗作为中东唯一由教士掌权的国家，在2004年2月举行的伊朗议会选举中，还出现了一股引人注目的新保守派，并在议会292个席位中夺得至少80个席位。其主要成员基本上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时任德黑兰市长的内贾德。2005年6月，内贾德意外当选总统，进一步巩固了伊朗宗教保守势力的地位。

而伊斯兰教更多是一种第三世界宗教[22]，因此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伊斯兰主义，其国际政治观也充满了革命性成分。内贾德作为新保守主义代表，深受已故宗教领袖霍梅尼极端思想影响。作为伊斯兰革命体制的忠诚维护者，内贾德十分强调发展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希望向伊斯兰世界推广伊朗的“宗教民主制”，扩大伊朗的影响力。内贾德在赢得选举后发出“将伊朗建设成伊斯兰世界榜样”的誓言。同时，内贾德认为，压迫和暴政时代已走到末路，“很快伊斯兰革命的浪潮将席卷全世界”。[23]伊朗总统的一名助手表示，内贾德梦想建立一个波斯湾帝国，首都设在德黑兰。

简言之，伊朗的革命主义政策正是对当前世界存在的种种不合理的结构性矛盾一种总体性回答。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一直是损害第三世界的老问题。更主要的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展开，非但没有缓解这种不合理状况，反而使南北悬殊进一步拉大。而9·11后美国的单边黩武政策倾向使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沦为牺牲品。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极度轻视或忘记人民的需要将会犯下错误。他们需要梦想，需要相信，就他们作为个人或作为某种性别、某个阶级、民族或共同体的成员而生活与其间的那个世界来说，有多种替代性的选择。”[24] 弱者的权益一旦被极度忽视或剥夺，他们便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反弹。伊朗革命外交就是例证。

三、伊朗革命性道路能走多远？

对任何稍有常识的政治家和学者来说，中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与这种战略重要性不成比例的是，自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该地区一直缺乏占据主导优势，而且能被各方接受的核心国家。这样，他们既无法阻挡有效排解内部的重重矛盾，也无力阻挡外部大国的强行介入。换言之，在相当长时期内，中东更多是大国战略博弈的大棋局，而中东国家也仅仅是大国博弈的筹码和棋子而已。而在当前特定的新形势下，伊朗凭借伊拉克战争后在中东格局中的有利位置，跃跃欲试，试图改变任人宰割的被动命运，充当新时期的地缘政治棋手角色。伊朗最高宗教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已经提到，要建立“以伊朗为中心的新中东”。

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定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使伊朗选择了一条不同于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的革命性崛起道路。但在现实政治而言，伊朗革命性道路虽然首先涉及到的是“该不该”的道义和法理问题，但最关键的还是“行不行”的现实选择问题。这涉及到诸多现实问题。

首先，伊朗革命性道路面临的国际阻力。新兴国家崛起涉及到对世界（或地区）权力格局的重新分配，“反霸国家的核心是加强国家权力的平均化趋势。因此，它一方面要削弱霸权国的权力，另一方面要增加自己的权力。”[25]由于这种崛起直接冲击原有霸权国的既得利益，因此，新型国家崛起本身就充满了风险。而中东是美国的战略攸关地区，防止敌对性地区霸权国崛起一直是美国的基本目标，而伊朗作为激进反美国家，偏偏选择了一条革命性崛起之路，因此，伊朗未来发展注定将充满凶险。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经从“挑战与应战”这一独特视角揭示了文明的起源、发展与衰落。他认为,产生文明的环境是各种各样的困难,为应付这种挑战,人类表现出空前的努力,于是一种文明就在这“挑战与应战”的过程中产生了。但激起成功应战的挑战必须“适度和中庸”,如果挑战过分严重,超出了人的应战能力,人就会被这种挑战压垮。[26]这一论述对我们分析、探讨当前伊朗未来兴衰同样有启发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伊朗的革命主义政策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悬崖边外交”。它一方面提升了伊朗相较于大多数阿拉伯专制政权的道德权威感。随着萨达姆被抓和本·拉登隐藏，阿拉伯世界正在寻找一位敢于反抗西方的新英雄。而内贾德乃至伊朗，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地赢得阿拉伯民众的喝彩。[27]　另一方面，它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和魄力，迫使作为强者的美国不断后退，从而赢得了通过外交谈判不可能得到的权益。伊朗核政策的屡屡得手已验证了这种政策的有效性。但是，革命主义外交的成果获得是以巨大的战争风险为代价的。国家崛起是个长期过程，所以它与外部世界（尤其是美国）也是个多次博弈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外交技巧不再重要，实力将起决定作用。而美伊力量是严重不对称的。美伊博弈就像鹿与狮子的赛跑，狮子的追赶只是为得到一顿美餐（霸权），而鹿的狂奔则是为保全性命（国家生存），因此鹿一旦被狮子赶上，毁掉的就是身家性命。明确地说，伊朗的挑战性政策始终面临着招致毁灭性报复的风险。尤其在中东这个关系到美国霸权成败的关键地带，伊朗随时可能成为美国的下一个打击对象。

其次，伊斯兰革命道路本身的可持续性问题。事实上，革命主义外交始终难以摆脱追求国际主义与本国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这一痼疾始终与革命国家伴随始终。而伊朗作为一个并不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地区大国，其崛起更需要获得地区盟友的支持。但伊朗奉行的强化伊斯兰（特别是什叶派）纽带的革命性外交，极可能引发强烈反弹：一方面，伊斯兰政治观与现行的主权国家体系反差太大，因此伊朗强化伊斯兰色彩，必然会冲击中东现行的主权国家安全。另一方面，由于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分属什叶派和逊尼派，而且伊朗在阿拉伯世界更多吸引的是普通民众，尤其在“什叶派新月地带”已隐约形成的背景下，逊尼派掌权的阿拉伯国家更加担心伊朗的“宗教动员令”威胁其统治基础，因而或明或暗地抵制伊朗的影响力。从更大范围看，伊朗“抹掉以色列”和“大屠杀神话”的说法，违反国际道德底线，无端损害了伊朗的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而抨击欧盟国家“一方面通过与伊朗贸易赚钱，同时还干涉伊朗内政”的言论，以及在核问题上对欧盟过于强硬的做法，使其很可能失掉欧盟的支持。这使伊朗随时可能重蹈当年霍梅尼“输出革命”覆辙，使自己在中东乃至世界上陷入全面孤立。

从历史来看，二战后中东地区曾屡屡出现过扛旗自强，试图整合中东秩序的权势中心，但最终都归于失败。20世纪50-60年代，纳赛尔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大旗呼风唤雨，但却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黯然失色；70年代末，萨达姆和霍梅尼两大政治强人相继登上中东舞台，并分别打着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大旗，进行了长达8年的地区战争，最终却两败俱伤；到90年代，伊拉克试图通过吞并科威特一举成为地区霸主，结果在美国强力打压下一蹶不振，乃至最后被推翻。可以说，中东国家至今没有成功维持地区大国地位的范例。

按理说，纳赛尔、萨达姆、霍梅尼等人当初国际生存环境远比现在的伊朗要好（在两极格局下，当年的苏联在一定程度承担了民族解放运动保护者的角色，而当前则不存在这种情势）。但纳赛尔等人为什么最终失败？总结这些国家的经验教训可以发现，这些国家最初的成功（如纳赛尔成功击退英法以联合入侵、霍梅尼推翻专制王权）主要得益于其事业的正义性和目标的有限性。正如J·林茨所言：“针对传统的权威主义及殖民体制而发生的大革命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既成权力机构的解体及其合法性的丧失。”[28]而其最终失败则往往是因为其行为的非正义性（如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和目标的无限性（纳赛尔试图实现阿拉伯联合）。简言之，就是这些国家外交政策颠覆秩序色彩过于浓重，过度扩张，以至于超出维护正常国家利益的范畴所致。

鉴往知今，伊朗未来能否最终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朗革命主义政策的限度和程度。如果伊朗仅仅是借革命姿态维护正当的国家权益，其权势持续性便相对较长。反之，如果伊朗欲借此在地区称霸，便可能因目标超过自身实力，或者因招致某些大国强力阻击而重归沉寂。一言以蔽之，战略选择决定战略成果，伊朗未来能否崛起不存在宿命论，一切都在自己手中。

[1] Barry Rubin, Iran: The Rise of a Regional Power，MERIA ，Sep 18, 2006, http://meria.idc.ac.il/journal/

2006/issue3/jv10no3a10.html

[2] （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卢明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页

[3]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4]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

[5]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New Yorks, 1992,转印自时殷弘、叶凤丽：《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载《欧洲》1995年第3期，第5页

[6] 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第3页

[7] （日）中野实：《革命》，于小薇译，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

[8] 时殷弘、叶凤丽：《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载《欧洲》1995年第3期，第14页

[9] （英）弗·哈利迪：《革命与世界政治》张帆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10] Kenneth M. Pollack, “Taking on Tehran”，Foreign Affairs, March 1, 2005, http://www.foreignaffairs.org/

20050301faessay84204/kenneth-pollack-ray-takeyh/taking-on-tehran.html

[11] Vali Nasr, When the Shiites Rise，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6, http://www.foreignaffairs.org/ 20060701faessay85405/vali-nasr/when-the-shiites-rise.html

[12] Tran Van Dinh, Independence, Liberation, Revolution: 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ird World,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New Jersey, 1987, p.206

[13]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60页

[14]（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王振西主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15] Barry Rubin, Iran: The Rise of a Regional Power，MERIA ，Sep 18, 2006, http://meria.idc.ac.il/journal/

2006/issue3/jv10no3a10.html

[16]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12页

[17] Vali Nasr，“When the Shiites Rise”，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6, http://www.foreignaffairs.org/ 20060701faessay85405/vali-nasr/when-the-shiites-rise.html

[18] Tran Van Dinh, Independence, Liberation, Revolution: 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ird World,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New Jersey, 1987, p.195

[19] Tran Van Dinh, Independence, Liberation, Revolution: 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ird World,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New Jersey, 1987, p.195

[20] Natylie Baldwin ,“Iran: Axis of Culture, History, and Geopolitics”, Newpotia Magazine, May 19, 2005, http://www.newtopiamagazine.net/articles/56?POSTNUKESID=03177a4c85a670e05aa4166920beb0cd

[21]冯亦斐：“伊朗经济外交下的能源牌”，〈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11月，http://www.china5e.com/ news/zonghe/200511/200511040057.html

[22] （英）G·H·詹森：《战斗的伊斯兰》，高晓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6页

[23] 金雁：“内贾德现象：“伊朗综合症”的又一次循环”，http://www.eobserver.com.cn/jjgcb/guanchajia/ 2006/ 1/04/56.html

[24] （英）弗·哈利迪：《革命与世界政治》张帆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页

[25] 吴稼祥：《果壳里的帝国》，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39页

[26]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73页

[27] Barry Rubin, Iran: The Rise of a Regional Power，MERIA ，Sep 18, 2006, http://meria.idc.ac.il/journal/

2006/issue3/jv10no3a10.html

[28] （日）中野实：《革命》，于小薇译，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