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佶：以民主的权威保证主权壮大国威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的这句词，从《义勇军进行曲》开始，已经唱了半个多世纪，这是跨世纪的最强音，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心声。它的深刻，不仅在于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还在于概括了当今世界的矛盾，明确了中国在这世界矛盾中的地位。或许，今天某些中国人不再承认民族的危难，不是么，国家已经独立，并成为联合国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标每年都有百分之八九的增长，城市中的高楼每天都在增加，街道上的汽车川流不息，商店里的货物充斥货架，有人算计出这样的前景：再过几十年，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了。何来危难？据此，国歌应当改换了——与时俱进嘛。

然而，我还是认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对中国境况最切实的写照。从外部看，既有《义勇军进行曲》所号召国人反抗的法西斯残余势力的威胁，更有外国垄断资本财团对中国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干涉与制约。这种威胁和制约，不仅体现于国际关系中，更体现于对中国国内官僚资本势力和台独势力的扶植，这两股势力严重干扰并阻碍着中国的进步与富强。

主权与国威，是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努力争取并保证的，但在资本全球化的进程中，按资本主义的逻辑，只有雄厚的资本，才有主权和国威，或者说，主权和国威不过是资本的国际表现。也是按这个逻辑，资本雄厚的大垄断财团所控制的国家，其主权就大，其国威就强，反之则小则弱。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国际关系上的集中表现，也是人性中动物一般性的野蛮成分的体现。

正是按这个逻辑，形成了现代的国际关系。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野蛮侵略与殖民统治，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暴行，仅杀害中国人就达三千余万！对这个罪恶，现在日本的法西斯余孽力图掩饰和美化，并定期到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朝拜，由其控制的政府则不仅支持法西斯分子的言行，还将中国和韩国的领土和领海划入本国版图，更有甚者，配合美国帝国主义政府干涉台湾问题，将本来是中国内政的问题说成是其势力范围，支持台独分子……如此行径，与“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前其前辈们的行为出于一辙。就是这样一个法西斯残余势力聚集的政府，竟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疯狂地展开银弹攻势，企图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这是对联合国的最大戏弄！联合国是由中、美、苏、英等国发起成立的，是以反法西斯为宗旨的国际组织，它于60年前完成了反法西斯的军事使命，但并没有彻底实现其宗旨，消除聚集在日本的这股法西斯残余势力，是联合国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作为现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居然公开支持日本政府成为常任理事国。

这是当前国际关系的一个环节。之所以会出现联合国宗旨所反对的法西斯残余势力主宰的日本政府要做常任理事国的怪事，就在于资本主义的逻辑。而美国大垄断资本财团所掌控的政府，俨然以世界领导者的身份操纵国际事务，并肆意对别国以武力相威胁，甚至出兵推翻别国政府。“弱国无外交”，这是当今国际关系之写照，它同时也表明“弱国无主权”。从国际关系的现状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民主”之实质。如何面对这一现状，如何对应日本及美国垄断资本财团所控制的政府从经济、政治、军事上对中国的威胁，是仍处于“最危险的时候”的中国人民及其政府所必须认真考虑的。

近几年在中国出现了一股所谓“对日新思维”，主张不要纠缠历史“旧账”，不要计较日本右翼的反华行为，不要为保护钓鱼岛伤了与日本人的和气。为了与日本搞好经济关系，宁失自尊，“不图虚名，只求实利”，如此等等。实际上就是放弃主权，不要人格国格，向日本人乞求经济帮助。这是资本主义逻辑的体现，其背后，可能还有不为人所知的日本资本财团的收买，发此议论，无非是为其代理，以软化中国人的意志，为官僚资本势力的卖国行径张目。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切实体会到19世纪末到1949年在中国掌控专制权威的官僚资本集团的对日言行。历史似乎正经历一个新轮回，重演着这半个多世纪的在与日本对抗中的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矛盾斗争的大剧。李鸿章、袁世凯及其北洋军阀、抗日战争前的蒋介石、汪精卫等为核心的统治集团，都是打着委曲求全、发展经济的旗号，对日屈膝退让，对国人的反日言行严厉压制，惟恐惹恼日寇。然而，日寇乃现代文明中之野兽，你越忍让，它越得势，步步紧逼，且擅于制造事端，以至发动突然袭击。其中，“九·一八”事变最能说明问题，不论从兵力还是从武器上讲，日本关东军区区19万人，绝对敌不过张学良的20余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军。但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不仅使本应可以消灭入侵之敌的东北军束手待毙，而且很快失去了东北大片领土。还是这个蒋介石，在使中国蒙受了战争史上如此奇耻大辱后，对于要求抗战的青年学生和广大民众，却毫不手软，坚决地镇压，而理由却是：国家大事自有政府处理，你们只应该读书、做工，保持社会稳定，稳定了就能发展经济，国家就可以富强。

然而，没有主权的国家如何稳定？没有尊严如何发展？不能捍卫主权和维护尊严的政府又如何使国家富强？

国家主权实则民众权利的集合，剥夺了民众民主权的国家，只有对内专制权，没有对外的主权。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充分表现了这一点。

中国的主权是自1949年才确立的，它是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所拥有的尚不充分的民主及经济、政治权利的集合。也是从此，中国及中国人民，才有了尊严，有了国格和国威。国威是民主的权威的总体形式。以民主的权威为精神支柱，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带领下，勇敢地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封锁，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掀起经济建设的高潮。今天，之所以地球上还有中国，还有中国经济的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建国初所确立的民主权威和国威。

当然，国际地位不是靠喊口号就能确立的，国际关系和矛盾是实力的较量，主权也要以国力为根据，国威必须有经济基础。但一个在工业文明发展中落后了的国家，靠什么发展经济？靠什么增强国力？难道我们应按资本主义的逻辑，以李、袁、蒋、汪的路线，对外屈服退让，对内专制，剥夺民众政治权利，不许他们过问国事，就可以由弱变强？不仅中国的历史，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历史也充分证明此路不通，它所能达到的，只能是国更弱，民更贫，在丧失民族尊严和国格的同时，也丧失了经济发展的条件与机会。

这里，不妨问中国那些资本主义逻辑的信奉者：人的尊严、国家的尊严值多少钱？人民的民主权、国家的主权又值多少钱？资本主义经济学不是讲求量化的吗，但它却丝毫不涉及这个问题，因此，中国的按资本主义逻辑对待国际关系的专制者们，也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而资本主义逻辑产出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却将资本的统治视为尊严，将资主的权威作为国威。他们根本不考虑关系国公民的人身权和民主权，只相信实力的较量，弱肉强食，贫穷就该挨打、挨抢，就得受我控制。日本国法西斯一个多世纪以来，就是以这个逻辑对待中国的，它们现在对中国主权的侵害，对中国人格和国格的凌辱，是这个逻辑的又一次表现。只要不消除这股反人性的势力，它还会再而三地表现。觉悟了的中国人起而运用自己民主的言论权、集会权、游行示威权表达对日本法西斯势力的义愤，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这是国家强盛的体现，是国力的展示，也是抑制法西斯势力的必要行为。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正是慑于韩国、朝鲜、中国民众的反抗，日本首相才又一次公开向受其侵害的国家口头道歉，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与此同时，其领导的政府竟要求中国政府为中国民众的反法西斯游行向其道歉，甚至要求中国也修改教科书，停止反日教育。狼子野心依然如故。

日本法西斯分子一方面凶恶残暴，另一方面又小气得很，玩弄小把戏，阴损坏，毫无信义，更没有一个国家政府和政党应有的气度。此次他们所挑起的以反韩、反华为由头的争作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本是自相矛盾的，但它们竟然能联在一起的，而且把反韩、反华作为当常任理事国的条件——只有他们怪异的思维才会有这样的逻辑）事件，只是其垄断资本财团摆脱困境的选择。本来，日本垄断资本财团得以存在并扩展的基础，一是本国那些相当敬业的劳动者，二是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给它提供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保持与中国的关系，是其利益的关键。但当它扶植了一批为之代理的官僚资本和权势者之后，总觉得可以抖一抖威风，以此为其代理人壮壮胆，并检验一下他们的忠诚和能力，还要向全世界显示：我可以制服中、韩等国，是当然的亚洲领袖，理应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然而，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现代中国的民众觉悟，想不到会激起强烈的反对。于是，又耍弄小伎俩，收买中国的个别地痞混混，烧车砸店，以此反咬一口，逼迫中国政府压制民众运动。

中国人天然晦气，摊上这么个邻居。当我们意识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之后，立即被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不仅霸占了琉球、朝鲜，还把台湾变成其殖民地，此外，索取了二万万五千万两白银的赔款（相当于日本十余年的财政收入），并以此款为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也就是说，将中国可用于工业化的起动资金，硬是抢到日本，待其以抢来的资金发展工业后，立即又以武力侵掠中国，变东北为其殖民地后，再侵占大片中国国土。抗日战争胜利，美国出于其封锁中国的目的，保留了日本皇制并保护了发动战争的日本皇与以大财阀为根基的法西斯余孽，此势力一直在日本滋生，企图向中、韩、朝等亚洲国家反攻倒算，演化至今，不仅严重破坏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而且孕育新一轮的侵略中国和亚洲的阴谋。这种情况说明，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主权势必会受到日本法西斯势力及其大财阀和美国垄断资本财团的威胁。

如何面对这种威胁，捍卫主权，强壮国威，是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项严重而长期的历史责任。当然，捍卫主权并不是空喊口号，也不是只有义愤就能解决问题的，这需要实力，必要时还会动用武力。但国家实力是什么？经济增长是其中一个内容，但经济增长和财富量并不是全部的国家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特别是发生冲突时，民心、军心和政府的策略、政策等，都是直接的实力。而不论经济增长和财富量，还是民心、军心和政府策略、政策，都是以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为基础，以社会制度为保证的。国际冲突是利益冲突，冲突的解决是通过国力的较量而达到某种妥协。但这只是现象形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增强国家实力。

国家的主权是国与国发生关系时，国内社会制度权利体系的集中体现。封建领主制的权利，集中于领主，因此其主权就是领主权利的体现；集权官僚制的权利，集中于以皇帝为代表的官僚地主阶级，主权即皇权，广而论之主要是官僚地主阶级权利的体现，但农民和手工业者也有一部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土地）占有权，它也会集中于主权；资本雇佣劳动制下的国家主权，主要是资本所有权及其在政治上的资主权，但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也会集合于主权。民主劳动制社会的国家主权，则是全体公民的人身权、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民主权等的集中体现。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社会制度的进步，国家主权的内涵在不断变化，所集合的权利，不论从权利主体，还是权利的内容，都在扩大和充实，其所代表的权利包含着相应的义务，即为了维护个人权利而捍卫国家主权，也只有这样，个人才能将其意志、能力、财产都投入捍卫国家主权的事业中。而聚合着全体公民个人权利的主权，才是最为强大的主权。更为重要的是，拥有人身权、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民主权的个人，在这些权利的保证下，能够自由、充分地提高并发挥素质技能，并在民主制的集合下，将素质技能所产生的能力，形成国家的实力，或曰综合国力。民主的权威在国际关系中，集中表现为国格和国威。国威是民主的权威所集合并保证的民主权主体力量的展现，现代社会只有以民主的权威才能保主权、壮国威。

一些人在论及国家主权时，往往将其与个人的权利分开，似乎国家主权是国家的专有权利，只属于政府，与公民无关。主权由政府行使和捍卫，公民个人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就可以增加国力，再由政府运用这个国力以捍卫主权。这是旧的集权官僚制时代皇权即主权观念的现代转型。没有公民个人主动积极参与的国际交往，特别是在与他国发生冲突时不以全体公民作为捍卫主权的主要力量，这样的国家，威力何在？而排斥公民个人的民主权利，不仅弱化了国家的主权，更影响着公民素质技能的提高，弱化了综合国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处理国际关系和冲突时，怎么能展示国威，又如何捍卫主权？清王朝末年向外国列强的卑躬屈膝，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丧权辱国，蒋介石对日寇的不抵抗政策，并不是这些主事者愿意那样做，而是其所依托的制度将广大民众排斥于政治之外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他们也要富国强兵，也要在国际上扬眉吐气，但制度却不能规定民众的权利，没有权利的民众，也就没有责任和义务，这又是统治者为了稳定而镇压民众爱国运动的理由。片面地要求民众在没有政治权利的情况下为国家创造财富，以为这样就可以增强国力，抵御外侮，无异缘木求鱼。

经受了一个多世纪外国列强凌辱的中国人民，迫切而深刻地知道强主权壮国威对于每个人的意义，也都殷切希望中华民族的兴盛发达。中国人民具备实现其理想的基本素质，只要能以民主的权威不断变革行政集权体制，明确并强化劳动者的民主权和人身权、所有权等权利，由此使国家主权的内涵不断充实，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国家的威望和威力不断扩大。不论日本、美国大财团及其政府对中国主权的侵害，都将在以民主权威为根据的主权和国威面前却步。

--摘自《民主的权威》2005年9月第1版，第454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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