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心论的核心阐述之一是：因为西方有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民主，因而决定了西方能够领先于世界，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成为人类文明的标杆。在这样一种阐述中，西方的民主精神与东方专制主义形成对比，意思是说，民主是西方特有的，除此之外的“东方”都是专制主义，民主因此也成为西方占领道德制高点的核心价值观，成为西方的特征。落实到具体的历史中，西方文明的民主起源就是被西方历史大书特书的古希腊民主，尤其是古希腊城邦中的雅典，梭伦、伯利克里等，成为营造“民主西方起源论、特有论”的重要依据。

　　我认为“民主是西方特有的”这一结论并不正确。民主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制度下，民主呈现出不同的制度方式。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母系社会比父系社会更民主，多神崇拜比一神崇拜更民主。独裁专制倒是较晚出现的权力形态。因此，民主的起源很早，也绝不是西方特有的。本文不对此问题展开全面讨论。即便站在西方的立场，把古希腊当成民主的摇篮，我们也可能讨论一个问题：为何被学者描述得那么美好、先进的雅典民主，没能拯救雅典?

　　雅典民主未能拯救雅典，大致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古希腊另一个城邦斯巴达算不算民主?虽然斯巴达也有类似投票的方式，例如欢呼，好比现在的鼓掌，但一般认为，雅典是民主，斯巴达是专制。欧洲启蒙运动时很多人对斯巴达的赞美也没有影响这个结论。古希腊历史的核心之一便是雅典与斯巴达的争霸。希波战争时，雅典与斯巴达是同盟，战争取得胜利后，雅典一时间成为古希腊的霸主。但是，民主的雅典维持其霸主地位的时间并不长，很快，专制的斯巴达打败民主的雅典，成为古希腊新的霸主。换句话说，在争夺古希腊霸权的角逐中，民主的雅典并没有多少优势。斯巴达后来的衰落也不是因为雅典发挥了民主的作用，而是因为出现了更为专制的马其顿。

　　第二，古希腊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独立的各个城邦，彼此间互相征战或结盟而形成不同的势力帮派。古罗马最初也是一个城邦，性质上与雅典没什么区别。古罗马也有民主的美誉，但这并不影响古罗马一个个征服古希腊城邦，包括同样民主的雅典。雅典随同古希腊城邦被罗马征服，一方面说明某些人声称的“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纯属梦呓，另一方面也说明民主未能拯救雅典。别说是因为雅典太小，古罗马原来也不大，它怎么就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成为罗马帝国?当然，到那时，罗马也抛弃了早期曾经实施的民主，变成专制了。早知道这样，雅典早点变成专制，能拯救自己吗?

　　第三，说起雅典的民主，任何历史书都不会忘记赞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有意思的是，古希腊各种学者、智者，集中在雅典的确实不少。然而，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古希腊的大多数哲学家、学者都反对雅典民主。有的虽身为雅典公民，也生活在雅典，却拒绝参加雅典的民主政治。更为严重的是，雅典的民主制度处死了苏格拉底。那么，雅典民主为何与知识、智慧不合?如果雅典民主制度能够获得哲学家、学者、智者们的支持，它能拯救自己吗?不知道，但有件事值得一说。苏格拉底一个挺出名的学生是雅典的僭主，也就是连上台程序都不合法的独裁者。苏格拉底被处死与此也有关，因为雅典民主认为，苏格拉底把年轻人教坏了。所以，假设雅典民主与一流大脑的学者、智者搞好关系而能使雅典民主长久，是一件不现实的事，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上述三点说明，雅典民主注定拯救不了自己，注定要灭亡。历史没有假设，再怎么假设也没用。那么，今天人们讴歌雅典民主还有意义吗?在我看来，空洞地讴歌雅典民主，不如分析一下雅典民主的毛病出在哪里。雅典民主掌权后经常干一件事：通过投票将某些人处死或流放。这一现象表面上看是不给不同意见者说话的机会，所谓“反对你的观点，但维护你说话的权力”的说法基本不存在。这种现象今天又怎样?把不同意见者统统赶走或除掉，剩下的要么是观点一致的人，要么是不敢再发表不同意见的人，这是雅典民主的弊病之一。但在这弊病之后有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雅典民主制度在用投票处死或流放某人的同时，常常还伴随没收此人的财产。因此，雅典民主制度的实质是，占大多数的穷人投票反对富人，从而得以没收富人的财产。当然，这里的穷人是指贫穷的公民，而非数量更多的奴隶，因为奴隶没有投票权。事实上，今天人们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是“选举人制”，而非民众直接投票的直接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避免这种现象。由此也可以看出，被描绘得神乎其神的雅典民主其实有比较严重的问题。但这个结论依然不是雅典民主弊端的根本。我们不得不问：雅典民主为何会出现这种弊端?

　　首先我们应明白一个事实，无论雅典民主还是当今的其他民主，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例如，在雅典民主中，将军之类军事首领并非由民主投票决定。那么，民主能决定什么呢?我认为，多数人投票的民主，在很多问题上都难以达成共识，例如关于知识和智慧。所以当苏格拉底用他的“诘问法”、“反诘法”弄得那些民主政治的拥护者灰头土脸、狼狈不堪时，他们讨厌知识和智慧，从而讨厌苏格拉底这个令他们难堪的智者，也就在情理之中。但为此投票处死苏格拉底，实在也太过分了。那么，当多数人投票既不能决定军事也不能决定知识时，能够决定的只有财富。

　　当今民主国家的一大特征是高福利，面对不景气，很多国家已深深感到高福利难以为继。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就在于，多数人投票面对很多问题实际上都难以达成共识，唯独在大家发财、共同分得财富上比较容易达成共识。这也成为民主权力最重要的实施领域。雅典民主制度掌权时，一般都会出现一个声音，要求在公民之间重新分配土地，但几乎没有一次成功。这一现象说明，雅典的贫富分化已经很严重，贫穷的公民希望用重新分配土地资源的方式体现民主的本质。但是，雅典的民主制度并不能实现这一点。换句话说，民主的本质实际上在于经济民主，但雅典只给公民以政治民主。当政治民主不能带来经济民主时，大多数贫穷的公民便用其它理由，例如叛国等，流放富人，以便剥夺富人的财产。以至于被判流放的富人人数之多，最终可以在城邦外组成军队打回雅典、夺取权力，成为所谓僭主。

　　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借用法律词汇可以称之为“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任何民主的本质其实就是要求实现经济民主。但是，很多民主，包括当今西方国家所施行的民主更多只是政治民主。当然，二次大战后欧洲福利国家的出现，说明西方的经济民主有所体现。但由于实施方法有缺陷，使得高福利的经济民主形式难以长期维持。当今美国与欧洲在这个问题上不太一样，如果说欧洲福利已感到支撑乏力，不得不削减福利，那么美国民主则显得福利不足，2010年的美国基尼系数达到0.47。2011年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对这一贫富差距现象的抗议，同时也伴随如雅典民主一样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的声音，只不过这种声音如同当初在雅典一样，没有下文。如果经济民主这一民主本质得以充分实现，很多人并不在乎政治民主这一民主程序。反过来说，如果民主程序对于实现经济民主这一本质没有帮助，人们便不得不采取其他方式。在古希腊，由于雅典的经济民主难以实现，多数贫穷公民便不得不利用法律权力，变相地剥夺富人的财富，成为民主制度中所谓“多数人暴政”。美国从建国开始就时刻防范着这一局面，但如果贫富差距问题不解决，美国出现“多数人暴政”并非不可能。为了避免与反对这一局面，雅典与民主制度相对应的便是出现独裁的僭主专制。事实上，这种现象在当今美国也有迹象，例如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18年，某种程度上就与雅典长期掌权的僭主类似。格林斯潘的任命是民主选举的结果吗?如今人们评论格林斯潘的成果，不得不承认，正是在格林斯潘的任上，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日益加剧了。

　　我在新书《中国自信》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讨论经济民主问题。我认为，如果只强调政治民主，实际上是本末倒置。因此，当我们看到社会上的贫富差距加大，富人却在强调政治民主时，我们不得不怀疑这种政治民主只是空头支票，因为选票不能代替钞票。如果一个社会经济民主实现得相对比较充分、比较公平，那么，政治民主的作用及需求会下降。这就好比在西方国家，经济形势较好时，投票率就低，经济形势较差时，投票率就高。由此我们也能理解中国政府提出的“共同富裕”以及近年来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实际上就是直接抓住民主的本质——实现经济民主，而非政治民主花架子。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只能二选一。计划经济就是把经济民主放到了绝对重要的位置上，而过于忽视政治民主，实践表明并不很成功。今天我们需要理性地认识到，政治民主同样不能绝对，政治民主不可能自动地等同于经济民主。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或者说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需要调和与折中，走向任何一个极端都不妥。当我们说“大锅饭”有弊病，同时也应该认识到，选票也不是万能的。

　　当人们讴歌雅典民主时，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雅典民主的不足。简单地歌颂雅典民主，容易导致只强调政治民主而忽视经济民主。雅典的民主还比较幼稚，今天我们不该重犯这种民主幼稚病。与此同时，当我们开阔眼界地认识到，人类历史上，民主并非古希腊雅典的特例和专有，我们就可以从世界各地的历史文化中寻找各种民主理念和制度方式加以比较和鉴别，为今天提供更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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