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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往事:背后的艰辛超乎你想象

时间:2020-09-29 00:05:49   来源:智先生   作者:智sir    点击:

(1964年10月16日,周总理宣布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很认真地聊一下“两弹一星”(核弹、导弹、人造卫星),文章很长,约2.6万字,建议抽整段的时间阅读。

文 | 智sir

本文系作者授权转载

01

「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

这是法国科学院院长、诺贝尔奖获得者 约里奥·居里的原话。 

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中国并不友好。

1950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记者会上曾公开表示:「 如果中国志愿军越过三八线,美国可能考虑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联合国军司令 麦克阿瑟提交了一个方案,即用15-30颗原子弹在中朝边境炸出一个原子辐射区域。 

到了1952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 艾森豪威尔去南朝鲜访问,许多军官向他建议:「应考虑使用小型原子弹和核大炮,封锁中国大陆和中国东北基地。」 

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下令,秘密地将原子弹运到冲绳岛。

「 如果朝鲜不能实现停战,美国不对使用核武器的后果负责。」 

核讹诈下的新中国,是在破烂摊子上建立起来,别说核武器,连制造常规武器的国防工业水平都很落后。

聂荣臻元帅说,建国以后,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的时候,世界上一些大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进入了所谓「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

1954年,他去了有「中国军工基地」之称的昆明和重庆,只看到重庆有一些破窑洞,谈不上什么军工厂,昆明有光学仪器工厂,也只能做低倍望远镜,连瞄准镜都生产不了。

就是在如此严峻情形下,钱三强夫妇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儿女,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

钱三强夫妇

他后来解释了回国动因:

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

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

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现今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

约里奥·居里理解他的选择:「如果我是你的话,也会这样做的。」

1949年3月中旬,钱三强和中国代表团参加一场国际大会。

他想借这次去巴黎的机会,托 约里奥·居里订购一批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用来做原子科学研究,好打破封锁。运送回国,总估算在20万美元。 

钱三强和约里奥·居里夫妇

但仅仅是一台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售价就不菲。

李维汉找到了钱三强,说:「今天约你来,是商量一下你提的那个建议,中央研究过了,周恩来副主席认为很好。清查了一下现库,还有这个力量,决定支持你的建议。估计20万美元不是一次使用,因此在代表团款项中,先拨出5万美元供你使用。」

周恩来在电报里特意批复:钱三强购买实验设备事,请先调查外汇如何汇去,实验设备如何运回。到之,具体情况待面谈。

这番经历,让钱三强特别感慨,事后用文字记录下来: 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不晓得战乱之中它曾有过多少血与火的经历!

在秘密访苏期间,刘少奇等人想参观核设施,被斯大林拒绝了,只给他们观看了有关核试验的纪录片。

毛泽东回忆起当时的感受,对身边警卫员说:「 这次到苏联,开眼界!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但斯大林并不想中国搞核武器,他给出的理由是,社会主义阵营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足够,无须大家都去搞核武器。

所以,一切只能自己从头干起。

1950年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原子科学正式起步。

名字听上去很拉风,但在建所初期,国家经济困难,根本拿不出什么经费,而且西方国家实行禁运,也买不到仪器设备。

多重压力下,钱三强悟出一条生存和发展之道——「吃面包从种麦子开始」。

于是,研究所一众人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到北京的旧货市场找零件,好自己制造仪器。

有一次,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到天桥的垃圾箱里翻找零件,被警察误以为是小偷;

王淦昌赶制一台便携式γ探测仪,需要一个10兆欧姆的淬灭电阻,他跑遍北京旧货市场找不到,只好自己动手绕制;

杨承宗冒着大剂量危险,到协和医院旧镭氡装置上提取氡气,用来制成氡铍中子源;

为了制作一套计数管的真空系统,李德平从北京灯泡厂弄来装了钨丝没有抽气的灯泡,接到真空系统上代用;

为了制造剂量笔,赵忠尧想办法弄来材料,自己动手拉石英丝;

邓稼先用一把糖果,从路边小孩手里换得一截铜丝……

就这样,短短几年时间,近代物理所许多领域的研究工作,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就这样一点点搞了起来。

总归有了希望。

02

想要发展原子能事业,就一定需要铀资源。

李四光根据地质力学理论,对找铀前景持乐观态度,他指出:「 一是要找富集带,二是要便于开采,在我国主要是在几个东西带上。」 

但寻找铀矿的过程并不轻松。

西北的铀矿地质队伍,可以说过着牧民生活,每天一人一匹马,手持着探测仪,按照一定比例尺进行普查找矿,沿途有蒙古包就借宿,没有就住睡袋,睡袋还经常有虱子光顾。

白天的塔里木盆地,温度可达50摄氏度,进入天山后,又会迎来冰雹,口渴就喝天山上流下来的雪水。

在西部的独龙山区,解放军第4521程团,甚至牺牲了十几名官兵,就为了找铀矿。

1954年10月,队伍在广西钟山县发现了一条铀矿,尽管开采价值不大,仍然振奋人心。

他们采集出第一块铀矿石,被誉为「开业之石」,并迅速带回北京。

开业之石

毛泽东知道后,一定要看那块矿石,并三番叮嘱:「 这个事情要好好抓啊,这是决定命运的。」 

恰逢赫鲁晓夫访华,毛泽东提出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赫鲁晓夫并没有准备。

他稍做迟疑后,劝说毛泽东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要搞如此耗费巨资的东西,不然中国国力难以承受。

他还有一个不便明言的理由,那就是,自从苏联意识到核武器的威胁后,便向美国递交了备忘录,着手谈判防止核扩散的问题。

苏联这边刚做出承诺,中国这边就要造原子弹,还要向苏联伸手,赫鲁晓夫当然不会答应。

为了不给中国浇冷水, 赫鲁晓夫只能承诺,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以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

在毛泽东看来,核反应堆也算数,这也是中国走向核武器研制的第一步。

1955年1月14日 钱三强、李四光等人接到通知,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

周恩来深知国际形势严峻,前有杜鲁门,后有艾森豪威尔,动辄以原子弹做威胁,中国下一步该怎么做?这就是他召集钱三强等人的原因。

他把目光投向钱三强:

三强,你清楚约里奥·居里先生的话,要反对原子弹,自己就要有原子弹,这是朋友的忠告,毛主席、党中央很重视这个意见。

但前些年,对这件事一时还顾不上,有些条件也不具备。比如铀资源情况,总不能靠买外国的原料吧,再说,这样敏感的东西,谁会卖给我们呢。现在情况不同了,去年秋天,地质部在广西发现了铀矿。

现在到了考虑发展原子能的时候,这件事迟早要做。今天先小范围做点研究,听听有关情况,便于中央讨论决策。

西花厅长谈后,第二天,钱三强又来到另一处古色古香的庭院——丰泽园。

这天举行的是书记处扩大会议。

会议桌上,放了一块铀矿石料,钱三强用自制的盖革计数器,接通电源,慢慢靠近矿石,立刻发出「咯啦」「咯啦」的响声,当把计数器移开,响声便停止了。

几位领导人十分好奇,亲自上前做实验,同样现象再次发生,引得大家笑声不断,气氛活跃起来。

李四光对我国铀资源情况做了全面汇报:经过一年普查,在西北、中南、华东等地发现放射性异常点达200多处,确认有远景的矿点11处……

「我们的矿石还有很多没被发现嘛!我们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

最后,毛泽东做了总结性讲话:

今天听了好多情况。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

我们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该抓了,一定可以搞起来。

「你们看怎么样?」

钱三强等人也认为时机已到。

毛泽东看向在座的各位,接着说:

「 苏联政府已经来信,愿意给我们提供援助。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这天,会议一直开到晚上七点多,会后,毛泽东留大家吃晚餐。

餐厅里摆了三张四方桌,每桌有6个普通家常菜。平常不大喝酒的毛泽东,这时端起了一杯葡萄酒,站起来,大声说:

「 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干杯!」 

这一声「干杯」,拉开了中国制造原子弹的序幕。

03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1955年4月27日,钱三强与苏方谈判,签订了两国发展原子能的协定,协定包括:

由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功率为7000千瓦的重水实验反应堆,以及一台磁极直径为1.2米的回旋加速器,并接受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核物理研究人员赴苏培训和实习。

钱三强和刘伟一起到北京郊区选址,为反应堆和加速器安家,最后,他们选定了西南郊房山县。

昔日的荒山野岭间,很快就出现了一座原子科学城。

这边正如火如荼,另一边也归心似箭。

1955年6月,一封来自海外的求救信,避开了美国特工的筛查,来到了陈叔通手里。

这封信的主人是钱学森,信中内容是:

叔通太老师先生:

自1947年9月拜别后未通信,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等待解决,学森等人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唯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

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从学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怀一家,其他尚不知道确实姓名。这些人不回来,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附上《纽约时报》旧闻一节,为学森五年来在美之处境。

在无限期望中祝您——康健

钱学森谨上

1955年6月15日

对于这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陈叔通深知它的分量,当天就送到周总理那里。

「 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 

周恩来立刻作出周密部署,让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会谈的王炳南,并对王炳南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钱学森要回国,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曾与钱学森共事的金贝尔,深知钱学森的价值。此前,他曾致电美国司法部,说出那句国人皆知的名言:「 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钱学森

因此,钱学森被非法拘留在特米那岛屿,受尽精神折磨,美国人想摧垮他的意志,好放弃回国的想法。

「 我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谈,夜里,守卫每15分钟就来亮一次灯,使我没法好好休息,这样的痛苦经历,使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瘦了30磅。」 

随着这件事的影响越来越大,美方不得不释放钱学森,并进行驱逐,但同时又仍不允许他离开美国,因为他的离去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举行。

会谈开始时,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他宣称,美国政府在1955年4月就取消了扣留中国学者的法令,允许他们来去自由。

当王炳南亮出了钱学森寄给陈叔通的信件,美国代表措手不及。

最终,美国政府只能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

毛泽东的评价是: 美国人把钱学森当成5个师,在我看来,钱学森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

钱学森是研究火箭和导弹的专家,为此,彭德怀约见苏联军事总顾问,希望苏联提供火箭武器方面的图纸、资料。

见苏联那边没什么指示,周恩来当机立断: 导弹研究可以先突破一点,不能等待一切条件具备。立即抽调力量,组织机构,培养人才。

10月8日,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成立,中国的导弹事业开始走上轨道。 

50年代中期,苏联对援助中国的态度,其实一直始终处于摇摆之间,既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保持着消极态度。

对于中国希望发展导弹事业的请求,苏联认为中国的基础不牢固,建议从培养干部开始,比如接受50名中国留学生前往苏联学习,等情况成熟后,再来谈其它。

也由于苏联的犹豫拖延,中方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只能紧缩投资,减少国防建设项目。

1957年1月14日 ,苏联又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一份禁止核试验的提案,认为拥有原子弹的国家数量增长,会使国际局势复杂化。

苏联的这番态度,让中苏谈判陷入了僵局。

04

破局很快开始。

1957年6月18日 ,苏联内部的斗争激化。

赫鲁晓夫采取手段制服政治对手后,急切需要得到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共的认可和支持。

中共中央连夜开会,讨论了苏联党内斗争问题,确定的基本方针是: 从承认事实,分清两派是非观点出发,支持新的苏共领导机构。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苏共中央全会的消息和决议。

赫鲁晓夫很高兴,立即同意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导弹事业。 

谈判从9月9日开始,分成军事、原子、导弹、飞机、无线电五组同时进行。

尽管在谈判中,苏联还有一些保留,但总体说来十分友好热情。

苏方代表团团长、经委会主席甚至友善提醒: 你们提出的这些产品型号,性能已经不ok了,还是换更新的型号吧。

9月14日,苏方提交了协定草案,这位经委会主席再次对聂荣臻说:「 这种协定,在苏联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中国是最可靠、最可信托的朋友!」 

聂荣臻被东斯拉夫人的热情所打动,开会时强调:苏联政府这次很热情,很诚恳,很慷慨!

1957年10月15日,中苏正式签署《国防新技术协定》:

根据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研究和生产原子弹、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向中国出售用于铀浓缩处理的工业设备;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继建成,还培养了一批中国科技人才。

当时,毛泽东充满信心:「 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有人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以。」 

然而,苏联援助是有条件的。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致函彭德怀: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希望在中国境内,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无线电中心,资金可主要由苏方承担。

这个要求,让中方很为难。

毛泽东说:

这封信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不同意,有伤和气,尤其是苏联帮助我们在前。

可是我们不可能拿原则、拿主权去讲这个和气。我们的原则是不和任何国家搞军事同盟。

现在困难不搞,将来强大了也不搞;主权问题更是不能半点含糊。

经过慎重研究,彭德怀于6月10日复函: 中国政府同意建设长波电台,欢迎苏联在技术方面给予帮助,但一切费用由中国承担,建成后,所有权归中国,使用权归两国共有。

长波电台的事还没谈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的新要求: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

「我们已经试制出很先进的新型潜艇,这种潜水艇是为了在太平洋对付美国第七舰队。但是苏联的自然条件,不能充分发挥新型潜艇的作用。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希望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

毛泽东有点生气。

中国的潜艇实力很弱,所谓的建立共同潜艇舰队,说白了,就是苏联独家的潜艇舰队。

彭德怀更是愤怒:「电台架在我们岸上,潜艇驻在我们港口,天天在我们的海底转悠,这叫什么事?」

周恩来也表态:「 一个联合电台,一个联合舰队,中国海防就不在自己手里了。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进来,再想让他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第二天,尤金大使继续表示:建立联合舰队是为了对付美国,建立长波电台是为了指挥潜艇,且必须在中国建。

毛泽东洞若观火,苏联真实目的,就是以对付美国为名,行控制中国为实。

他严厉地对尤金说:「 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 

后来,赫鲁晓夫亲自到北京做说服工作,毛泽东仍然没有答应。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苏联人民给了我们宝贵的援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毛泽东和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的。但友谊和主权不能混为一谈。其他问题都好说,主权不行。

「 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待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了。」 

没有满足苏联的要求,中苏两国的关系蒙上了重重阴影。

05

为了接受苏联的原子弹模型和图纸资料,国家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也称为九局。

九局局长李觉找到钱三强,说:「现在最需要一位能够担任理论部主任的科学家,这个主任业务要很强,一般强都不行。」

钱三强笑呵呵说:「 这个人,两年前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他叫邓稼先。」 

研究原子弹,本是一件很苦的事情,钱三强盘算着该怎么将这个利弊双关的消息告诉他。

1958年8月, 邓稼先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 

他想给邓稼先留下一段缓冲余地,装作漫不经心,说了一句含糊不清的话:「 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 

说完,他的目光很快掠过邓稼先的面颊。

「大炮仗?」

邓稼来不及细想,自言自语:「我能行吗?」

钱三强慢慢地把工作意义和任务告诉了他,邓稼先很快就懂了。

虽然不明白这份工作会给他的后半生带来怎样变化,他还是服从了组织调动。

这天,邓稼先回家比平时晚一些,而且整个人心不在焉,显得心事重重。

入夜,他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夫人 许鹿希试探性问:「稼先,是不是有些什么事儿?」 

邓稼先不知怎么回复,等许鹿希再问了一遍后,才缓慢开口:「我要调动工作了。」

「调到哪里呢?」

「这不知道。」

「干什么工作?」

「不知道,也不能说。」

「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信箱,行吧?」

「大概这些也都不行吧?」

「真奇怪。」

许鹿希挺茫然,她还猜测是不是调到敌人窝子里去了,不然怎么都不能说?

接着是一阵死寂的沉默。

他终究还是一个普通人,既有家国情怀,也有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

邓稼先克制住自己的伤感情绪后,开了口:「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这些全靠你了。」

搞原子弹,意味着从此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报告,不能出国,不能和朋友随便交往,这些他很清楚。

仅隔了一会儿,他的语气又变得坚定:「 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这句话,让许鹿希很难过。

当时家里有两个小孩,而且爷爷奶奶都得了肺病,自己还要兼顾事业,身上压着许多重担。只是她选择自己默默承担一切,对他说:「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这个决定,确实让邓稼先一家牺牲了许多。

邓稼先一家人

之后,他正式进入九局,担任理论部主任,选定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

那时九局还没有房子,只能将北京城外的一大块地方划出来作为院址,庭院里还有一大片高粱地。

邓稼先和一群副研究员,全部投入到施工行列,砍高粱、挑土、平地、修路、抹灰、砌墙,做着建筑工地的各种杂活。

他满身泥巴,没有什么怨气,反而从心里溢出一股豪情:「这是白手起家。」

同样白手起家的,还有先后进来的上百名大学生。

这些大学生的专业,既有物理、数学、冶金、建筑,也有外文,却唯独没有一个是核物理的,大家对这方面都是一片空白。

相比较下,美国的曼哈顿计划,汇聚了全球精英,仅科技人员就有15万人。

人才储备方面,中国真的是从零开始。

起初,邓稼先亲自给他们讲课,讲得既通俗又透彻。

但当时条件极差,许多理论书籍做不到人手一本,比如柯朗的《超音速流和冲击波》,整个北京图书馆没有第二本,而且还是俄文版,他们只能手刻蜡版,自己油印。

晚上加班是家常便饭,邓稼先甚至可以站在黑板前直接睡着,在打了个盹后,又继续投入到工作中。

有一天深夜回家,他看见自己5岁女儿和3岁儿子互相搂着,坐在房门外的楼梯上睡着了。妻子不在家,他把晚饭时给孩子开门的事给忘记了。

这一次,让邓稼先产生沉重的自责心情。

第二次,是关于他的年迈母亲,备受哮喘病折磨,在体弱多病、最需要他照顾的时候,自己却不能在她身边,以至于拖到病情加重。

母亲的离去,也让邓稼先深受打击。

实际上,到九院工作后,邓稼先回到家里说话就明显减少,和朋友亲戚们的见面机会就更少了,整个人沉默寡言。

因为原子弹研制的保密范围太大,做什么不能说,在哪里不能说,和谁在一起工作不能说,甚至许多不相干的事,也被圈起来禁止讨论,总有间谍善于分析,能从毫不介意的细节中测推出许多重要情况。

所以邓稼先与朋友交往时的话题,被划到了最小限度。

他确实付出了太多。

06

苏联的援助,从一开始就是有限度的。

苏联专家在讲授内容时,有严格规定,不能显露自己关于其他方面的知识,而且因为中苏关系恶化,更不敢放开手脚帮助中国同行。

但在中国核工业系统的两百多名苏联专家,态度不同于苏联政府,他们不是铁板一块。

有的专家对中国很友好,态度和蔼,尽管不敢突破政府的限制,但只要不涉及原子弹的内容,他们会和中国专家们谈笑风生,天南地北什么都聊;

也有的专家,在国内学生反映对讲课内容记录不完全时,甚至会将许多讲课内容抄写给他们,十分友善;

苏联专家

有的专家则态度恶劣,在讲课时,会强调「不允许做记录,你们大致有个概念就行」,并且在黑板上每画一点图,就会擦掉,甚至要求做了笔记的同志,会后一定要收回来。

当时听讲的宋任穷部长有些不高兴:我是二机部的部长,这些由我负责。

一位名叫 列捷涅夫的专家,此人到九局后就沉默寡言,十分消极。 

他要求大家先学习俄语,理由是掌握了俄语才能进行工作交流,其他问题则一概不谈,被大家称为「哑巴和尚」。

副所长朱光亚想了一招,就是逼「哑巴和尚」开口。

他一个个找技术骨干谈话,分别根据他们研究和承担的任务,要他们找几个问题,从浅到深,从小到大,主动找苏联专家询问,逼着哑巴开口,不断挤牙膏。

但列捷涅夫是油盐不进,只要被问到核心问题,一律是万金油回复:「你现在先把俄语学好就行了。」

刘长禄曾带一本《火工品》去向他请教,当问及同步装置是否用一种电子元件时,他直接扔掉《火工品》,生气道:「现在提这个问题不是时候!」

「哑巴和尚」还列出上百个专业的书籍,其中甚至有关于养花的书。

邓稼先客气地请教:「 花匠与原子核物理有什么关系?」 

哑巴和尚回复:「 你为什么不问原子核物理学家要不要在开满鲜花的环境里工作呢?」 

残忍的现实是,向苏联学本事的路,已经走不通了。

所以,这一段工作基本停滞。

在当初的援助协议中,苏联要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相关资料,但苏联三番五次推脱,迟迟没有兑现。

原来,在当时已经有一枚原子弹样品被组装起来,一直放在车站,随时准备送往中国。

苏联高层明白,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却又不想撕毁合约,只能推迟送样品的时间。

苏联不肯提供资料,中方这边只能自己想办法。

朱光亚试着将苏联专家讲的东西汇总起来,重新整理,但这些材料,只起到了入门作用,对具体如何研制原子弹,基本没有涉及。

为了拖延时间,苏联一些保密专家甚至挑剔起来,先是说模型厅的地面不够平,于是邓稼先和一群人立即平整地面,使它平滑得用水平仪也测不出偏差。

专家又说,窗户上没有加铁栏杆,然后铁栏杆也用最快的速度加上。专家还说保密条件不够,于是邓稼先又加设了「足迹地带」,并按他们的要求一项一项补建。

直到保密专家再也挑不出任何毛病时,就开始保持沉默,反正中苏关系也到了恶化边缘。

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来到中国。

他再次谈起「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事情,算是给中方下了最后通牒。

没有任何意外,被中国严正拒绝。

也因此,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双方的政策分歧日益扩大。 

另一个重大变化是:苏联向中国要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过去,苏方索要的是中医、中药、种籽及农业、手工业等传统技术和资料。从1959年开始,苏联大量索要工业新技术、尖端技术和中国重要资源、重大工程项目的资料。

1959年6月20日,这是一个需要划重点的日子。

苏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大致意思是:

我们和西方国家达成协议,都想禁止核试验,并且快成功了,如果这时候被他们知道,这些核武器样品和资料交给中国,那会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环境,让国际局势紧张。

所以……你懂的。

信的最后,苏联强调:「放心,一旦发生战争,苏联拥有的核武器将用来回击任何侵略者的侵犯,保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

也就是说,苏联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也有能力……提供核打击,如果中国不听话。

一切都白费了,回到1954年的起点。

赫鲁晓夫违反协定的做法,让中方领导人很愤怒,知耻后勇下,将首枚原子弹研制工作,定为「596」工程,也就是1959年6月,时刻铭记在心。

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向宋任穷、刘杰传达了中央决策:「 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07

1959年9月初,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进行了3天会谈。

有记者问他和美国人谈了些什么,赫鲁晓夫回答:「和平、友谊!」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9月30日,赫鲁晓夫再一次来到北京,当晚进行了中苏两党会谈。

这次会谈充满了火药味。

赫鲁晓夫谈到了中印边界争端问题,指责中国「是一个好斗的公鸡」,让苏联很难办。

陈毅立即拍桌子,愤怒站了起来:「不让我们说,不让我们争,你是什么意思?12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你让我们屁都不放一个,拱手相让吗?不是我们让你们难办,是你们太霸道,欺人太甚了!」

会谈不欢而散。

第二天,赫鲁晓夫见到毛泽东时,语气冰冷:「 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要把专家撤回去?」 

毛泽东不卑不亢:「 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 

赫鲁晓夫离开中国后,大家已经不对苏联的援助抱有任何希望了。

毛泽东指示:要做好两手准备。

宋任穷召开了党组会议:「毛主席让我们做好两手准备,那只手我们管不着,我们自己这一只手得干了,干起来再说!」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要求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专家和顾问,理由是:中国不肯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粗暴对待,我们无法再忍耐下去了!

同时,苏联还单方面撕毁12个协定,终止了343项专项合同和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并要中国归还在朝鲜战争期间,购买苏联武器装备欠下的350亿元债务。

苏联专家撤离中国时,带走了所有重要的图纸资料,还撂下一句话:「 离开我们,估计你们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尽管专家临走时,因为匆忙而掉下了一点碎纸片,上面有像眉毛形状的弧线和数字,领导要邓稼先整理,经过拼凑和分析,合成了一些以为可能有用的材料。后来才发现,这些内容完全没用。

奇迹是不会发生的,仅此而已。

此外,苏联援建的9个项目被迫停工,成了烂尾工程;有些即将建成的项目,也因为缺少配套的图纸资料,推迟了建成时间。

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道:

「 苏联人民过去十年中在建设上曾经给了我们援助,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刘杰找到了邓稼先,沉声说:「今后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干了。」

但其实,理论部的同志已经是靠自己干了,邓稼先早就对苏联援助不抱有什么幻想。

屋漏偏逢连夜雨,苏联全面撕毁合约的时间,正迎上了 三年困难时期 ,赤地千里,颗粒无收。 

尽管那个年代,人们热情高涨,干劲十足,但许多参加昼夜攻关的科技人员,都患上了浮肿病,腿上一摁一个坑。

仅核武器研究所,就有差不多一半人得了浮肿病,还有不少人肝功能指标不正常。

副所长彭桓武也患了浮肿病,他双脚肿得老粗,连布鞋都穿不进去,只好把鞋子提在手里光着脚走路,钱三强见了心里很难过。

是没有一个人喊苦,但情况真的非常严峻。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决心不吃肉了,中央领导人全部戒荤。

周恩来心里压着一块石头,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他再三叮嘱主管的负责同志,有再大困难,也要想方设法让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吃饱,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搞原子弹,并且特别叮嘱二机部的领导:要各单位注意劳逸结合,不能靠突击。

住在医院治病的聂荣臻,想出一个临时应急主意,以元帅身份向军队求援募捐。

「 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品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辛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他请求海军调些鱼和海带,各军区则调些猪、羊、牛肉,沈阳军区支援些黄豆、食油、水果来支援科学家,再三表示:要照顾好科学家,不能让他们的身体垮了。

陈毅也发起号召:「 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贝,要爱护。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子硬,也要靠他们。我们不吃,也要保障他们的起码生活。」 

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四面八方支援科学技术人才。

各路支援物资运到后,聂荣臻发出指示:「募捐来的东西,要以党中央的名义,分配给每个专家和技术人员,行政人员一律不分。」

有时候开完会,周恩来特意留下科学家们一起吃饭,并吩咐做了一大盆肉丸子炖白菜豆腐,外加几碟咸菜和烧饼、馒头,不停地动员大家吃:「这样的饭菜,又经济,有热量,营养又好,大家要多吃一点啊。」

或者干脆召集近一千名科研人员去宴会厅开会,而会议主题只有一个,吃肉!

三年灾荒中,周总理一方面忙于其他国务,一方面还要抓国防尖端科学技术。

有一次,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见总理又在饿饭,就用茶杯盛上玉米粥送到总理座前的茶几上。总理一边当茶喝,一边倾听大家发言,竟忘了喝。

会后,还剩小半杯玉米粥,他不让倒掉,带上车去,又赶往下一个工作地点。

每一个科研人员都充满热情干劲,没有多少灰心丧气,更没有消极沉闷,他们身形憔悴,眼里都仿佛透着光,仿佛有一种力量可以凝聚人心、顽强攻关。

就是在这么一个艰难形势下,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屡出奇迹。

08

从1960年开始,邓稼先领着年轻人分三个组突击,进行大量计算。

有时要精确计算某个数值,需要日夜三班倒不停地算,而算完的纸带子和计算机的穿孔带子,一捆捆地放入麻包中,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可以堆满一屋子。

为什么如此艰难,主要还是计算工具太过落后……

他们一般用的是手摇计算器,算乘法正着摇,算除法就倒着摇。

手摇计算器

当时我国最高级的计算机,是每秒1万次的104机,数量极少,各单位都要排队使用。

邓稼先只能在计算所去算最重要的部分,然后剩余的其它运算,都用简陋的机子来完成,甚至是动用算盘,忍受的反复失败和折磨。

有些公式大家白天推不出来,晚上邓稼先回家,第二天早晨就拿出了结果。

到1960年春天,邓稼先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他们需要获得一个制造原子弹中的关键参数,之前苏联专家随口告诉了一个数值,等他们自己验算时,才发现数值完全对不上。

重复验算,是一个极其费时费精力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依赖任何灵感迸发,纯粹是用人力来填,有的只是痛苦麻木。他们每算一遍都有几万个网点,每个网点要算7一8个参数,每个参数要解五六个方程式,有时还需要进行替代。

宋任穷部长看着都有点担心,只能鼓励他们:「你们……干得不错,没有被困难吓倒。」

整整一年时间,邓稼先领着一批人,从头到尾先后经过了9遍计算,最后才得出了正确数据。

华罗庚把他们所计算的问题称为:「 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 

最终,邓稼先成功勾出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轮廓。

最特别的地方是使用铀235做核材料,同时采用内爆方式,与其他四个核大国走上完全不同的路径。

到了1960年底,原子弹研制已经进入决战阶段,需要有更多专家参与进来。

有从苏联归来的王淦昌,他曾作为中国代表,在苏联原子核研究所当副所长,从事基本粒子研究。他知道国家在还苏联的债,于是在回国前一天,将节省下来的5万卢布(价值15万美元)交给驻苏大使,说:「 我愿为祖国还债。」 

有赴英留学,并且师从 马克思·玻恩(量子力学奠基人)的彭桓武,曾受命参与建设中国原子能反应堆工程,在得知钱三强的征询意见时,语气很坚定:「三强,这件事总要有人来做,国家需要我,我去。」也曾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他的回答是:「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当教授的郭永怀,在接触机密资料,被问询「如果发生战争,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时,他的回复是一个「不」字。到1956年,他和夫人冲破阻挠回国,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和钱学森并肩作战。

有在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就职的程开甲,同样师从著名科学家马克斯·波恩,在回国的行囊中,除了给爱人买的一件皮大衣外,全是宝贵的物理学书籍和资料,他心里认定:这些,都是祖国最需要的。

王淦昌主管核武器爆轰物理研究;

彭桓武主管核武器的理论研究;

郭永怀主管核武器研制的实验和武器化工作;

程开甲主管状态方程及爆轰物理的理论研究。

这四个人,就如邓稼先一般,从此走进了一个陌生领域,名字成为绝密,消失在大众眼里。

陈能宽,金属物理学家,1947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物理冶金系留学,获得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陈能宽的夫人回忆道:

那是1960年的夏季,有一天能宽从单位回来,吞吞吐吐地对我说:「我要走了,要走很长时间。」

我感到很奇怪,平时他说话不这样躲躲闪闪的。他沉吟片刻后,又字斟句酌地说:「如果组织上让我去一个你找不到,我也不能跟你联系的地方工作,你会理解吗?」

那时候,我们的组织纪律观念都很强,他不说,我也不再深问,只是说:「如果是组织需要,我没有意见。」

话是这样说,但泪水还是忍不住流了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去搞原子弹了。

那里条件十分简陋,荒滩上只有几幢干打垒平房。

来自全国调集的200多名高、中级科学技术人员到核武器研究所工作,他们在这片土地紧张地开挖地沟,埋电缆,架设电线,一刻都不能停留。

他们要赶在冬季到来之前做好新一轮爆轰物理实验准备。

当时生活极为艰苦,大家饿得狠,也没野菜来煮汤充饥,组里不少人饿坏了胃,往往在做关键性实验时胃痛发作。

王淦昌只能这样勉励组员:「 饥荒岁月,都饿呵,只要饿不倒就要坚持干,不干就没出路。」 

09

1961年1月,肯尼迪上台。

也从这年开始,美国密切关注中国的原子弹研制进度。

美国情报部门还发射了许多间谍卫星,并且携带改进的高分辨率照相机,带有充足胶片,得到了国内的许多清晰照片。

当时中央获悉,美国会采用手段破坏兰州的核燃料工厂,便准备了两个对策,一个是从兰州拆迁到西南山岳地带;另一个是加速兰州厂建设,争取尽快生产铀燃料,即使被炸毁,也得到足够的核燃料。

中央采取了后一对策。

当时大家都很谨慎,那年,有一种外号叫「黑寡妇」的美制高空侦察机,飞行高度2.2万米,可以无所顾忌、长驱直入中国腹地罗布泊,具有打击核基地的能力。

当时只有苏联产的「萨姆2」导弹,才能打中黑寡妇,但中苏已经交恶,所以中国只能加快自制导弹的工作进程。

这个重任,便交给了钱学森。

1963年初,位于青海金银滩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基本建成。

二机部党组决定,从3月起,核武器研究所科研人员,从北京陆续迁往位于青海的核武器研制基地,为了适应大规模的试验要求。

金银滩海拔3200余米,属于高寒缺氧地区,平均气温在零下4度,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0度。

由于当时的基地建设,是抢建科研设施和生产线,最后才是宿舍等生活设施,不少科研人员去后,还得住在简易的坯房和军用大帐篷里,条件十分艰苦。

张爱萍知道那里环境艰苦,便作了10分钟的动员报告,激情澎湃,充满了感染力:

大西北,我去过。那里一片茫茫,人迹罕至。这个地方苦不苦?当然苦!因此,有些同志怕去了不适应,影响研制原子弹,这也是很自然的,可以理解。不过,也绝对不是像王维所说的「西出阳关无故人」,连一个人也见不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1958年,解放军工程兵部队就已经进驻那里,建设核试验基地了!他们正等着你们,准备欢迎你们呢!他们已经为你们建了宿舍和实验室,你们现在去的生活条件,要比他们去的时候好多了!

我会和你们一起去西北,我打前站。我向你们表示:我愿当你们的服务员,做好你们的后勤保障工作。

确实,解放军工程兵初到戈壁滩时,条件更为艰苦,就连李觉将军也只能住地窝棚,用黑毛毡盖顶,用土木围墙,没有暖气。

甚至很多士兵只能喝「蚊子水」,因为时间长了,就会堆积很多蚊子,在杯里有厚厚的一层,但如果把蚊子都捞出来,水也就所剩无几了。

经过了三四年建设,工程兵部队大大改善了高原的居住环境,终于在荒凉地带建起了一座新城。

由于人多,楼房不够分配,李觉带领机关行政干部住进了地窝棚,让科技人员住进暖楼,让人敬佩。

此时,国际上又发生了一场大变故。

1963年7月25日,美苏英三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全面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

同年10月,联合国通过该条约。

这个条约的真实意图显而易见。

条约公布后,周恩来对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公开讲,必须对富有野心的中国施加压力,让中国遵守条约规定,并且采取措施,从各种渠道阻止中国得到一切有关核武器的技术。」

周恩来又说:「 主席,这个条约不包括禁止地下核试验。也就是说,美、苏、英三国,可以继续通过地下核试验发展核武器,而中国要进行一般性核试验的权利被剥夺了。」 

毛泽东问:「我们搞原子弹,能搞地下核试验吗?」

周恩来摇头:「目前条件下,中国还不能进行地下核试验,我们第一次核试验只能在大气层进行。」

毛泽东有点生气:「 欺人太甚!三家条约,想让我们停下来,没那么容易!我们要发表声明,揭露这个条约的歧视性。原子弹哪怕100年也要造出来,有什么办法?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说话不算数!」 

1963年11月,美国和苏联已经做出作战部署,一同对核试验基地罗布泊进行核打击,试图将实验设备和人员全部抹去。

美国甚至在冲绳部署了多枚战略导弹,作战半径覆盖中国大部分区域,包括北京,上海,西安,香港等大部分重点城市,而苏联对此保持默认。

局势十分紧张。

直到有一件事的突发,彻底打乱了美国的布局。

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德克萨斯州遇刺身亡。

10

1963年12月24日,聚合爆轰试验进入倒计时。

王淦昌、朱光亚、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周光召等人早早来到了实验场。

一切准备完毕,全体人员进入掩体,陈能宽下达了「起爆」命令。

顿时,火光冲天,巨大的火球翻滚着,示波器上闪出了蓝色光亮。

40分钟后,测试底片被冲洗出来:向心爆轰波理想,点火装置点火成功!

这标志着原子弹研制有了重大突破。

只要装上核部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能进行总装,距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仅一步之遥。

亲临试验场的张爱萍兴奋之余,直接赋诗一首:

祁连雪峰耸入云,草原儿女多奇能。

炼丹修道沥肝胆,应时而出惊世闻。

到1964年春天,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铁塔在罗布泊建成。

1964年8月初 ,青海金银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开始总装。

装配开始前,张爱萍看望了全体装配人员,语气感慨:「 你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第一颗原子弹!现在,你们要像父母爱护婴儿那样爱护它呀!」 

现场总指挥吴际霖一声令下:「总装,开始!」

装配人员走向各自岗位,紧张有序地开始对原子弹进行总装。

原子弹总装进行了3天时间,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总装完毕时,在场所有人都流下了热泪。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即将横空出世。

1964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经过分析,向白宫报告:根据新拍摄的太空照片,有充分理由认为,中国西部一个可疑的设施,是一个能在两个月内投入使用的核试验基地。

美国国防部设想了四种打击中国核设施的方式:

一、由美国进行空中打击;

二、由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政府派战机空袭;

三、在中国内部雇用特工进行破坏;

四、空投蒋介石政府的行动小组进行攻击。

他们认为:动用外科手术来摧毁中国的核工厂,并且使人看来像是发生了一次原子事故,在技术上是可能的。

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发表文章:「 总统和他的核心顾问们,原则上都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中国成为一个核国家,让中国共产党在核方面绝育。」 

总指挥张爱萍回忆道:

在1964年8、9月间,夜间常在空中看到卫星经过试验场区上空进行空间侦察。这些情况,总理是直接电话告我注意尽可能隐蔽,我也常接电话报总理,报告试验现场的一切情况。

他向中央专委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早试,定于10月至11月之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二是晚试,推迟到1965年开春以后进行核试验。

周恩来最后表态:

最近一段时间,对我国动手的迹象很多,他们对我们情况大体是掌握的,不论是真是假,我们都要做好充分准备。

我们如果现在进行核试验,美国可能来轰炸,但不管它怎样轰炸,我们都得试验。赫鲁晓夫说我们搞不出来,美国人也说我们不行,我们搞出来就是为了打破核垄断。

即使遭到帝国主义的破坏,也在所不惜。至于试验的具体时间,还要仔细研究。

会后,周恩来立即面见毛泽东,将早试和晚试两种方案作了汇报。

毛泽东思索良久,说道:

「 你们想得很细,有道理呀。帝国主义不希望我们搞成原子弹,修正主义也不希望我们搞响。他们怕嘛,以后中国就更不好欺负了……要我看,原子弹是吓唬人的,不一定用。但既然是吓唬人的,就早响嘛!」 

于是,中央最终决定早试,并按10月份早试的方案进行。

周恩来还下达指示:为了确保核试验场与北京之间的联络保密,应规定出一些暗语和密码来,今晚就制定出来。

在张爱萍的主持下,有关人员立即着手编制暗语:

首次核试验的原子弹是圆形,将原子弹取名为「邱小姐」;

装原子弹的平台叫「梳妆台」;

连接火工品的电缆像头发一样长,叫「梳辫子」;

原子弹装配为「穿衣」,原子弹装配车间,密码为「住下房」;

吊到塔架上的工作平台为「住上房」;

气象密码为「血压」;起爆时间为「零时」。

一切都在顺利进行。

1964年9月29日,原子弹从青海金银滩起运。

朱光亚通过专线向北京报告:「 邱小姐已上轿。」 

路程终点是新疆罗布泊,放在一个测试塔上引爆,塔楼高102米。

原子弹分两部分装运,大部分部件由专列火车运抵乌鲁木齐,享受国家最高元首的警卫规格。

最关键的两个部件——铀球和点火中子源,由另一专列运至西宁后,再由改装的伊尔14运输机,运往核试验基地。

10月4日,原子弹运抵核试验场。

10月8日,原子弹装配完毕,由装配间工房吊出,运往铁塔。

张爱萍向北京报告:「 邱小姐已经坐在梳妆台前。」 

10月16日15时,被定为核爆「零时」,得到了周总理批准。

16日凌晨6时30分, 开始给原子弹插接雷管,张爱萍再次向北京报告:「 邱小姐开始梳辫子。」 

16日10时30分,首次核试验进入清场程序。

张爱萍、李觉、王淦昌、邓稼先、彭桓武、郭永怀等人,都进入了距离铁塔60公里处的指挥所里。

大家的心情很紧张,当时有不少人问邓稼先有把握没有,邓稼先是笑着,不回答,只是一个劲地吸烟。

当被问得实在躲不过去了,他才挤出一句话:反正能想到的问题全想到了。

16日14时40分,张爱萍发射指令:「K1指令已经发出。」

当时大家的表情异常严肃。

11

主控站人员按下了电钮,10秒钟后,系统进入自动状态,倒计时从10到0顺序跳动。

远在数千里外,首都北京,周恩来和聂荣臻一起,手执电话认真听着。

他们只听罗布泊试验基地传来的报告,以及开始倒数的声音:

10,9,8,7,6,5……

这10秒钟里,大家陷入很可怕的寂静,笔直坐在地上,一声不吭。

「零时」一过,强光闪亮,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蓝天。 

原子弹的冲击威力,扬起无数沙尘,直接点燃了汽车飞机,将房屋轻易摧垮。

一时间,所有在场的人都毫无反应,许多人张着嘴,先后从愣神中醒过来。

多数人一直到烟云形成蘑菇状火球时,才突然欢呼雀跃。

他们举起双手,斜着身子顺势倒在沙坡上,用两脚乱蹬沙石,仿佛任何鼓掌和雀跃都无法泄出胸中的亢奋。

他们跳跃着,眼泪全都流了出来,互相拥抱在一起,把帽子抛向天空。

邓稼先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想痛哭一场。

六年煎熬,都随着原子弹的烟云一块升上天空。

张爱萍拿起专线电话,连接着几千里之外,声音有些颤抖:「 报告总理,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 

周总理冷静问:「怎么证明是核爆炸?」

这时,防化兵已经测得了地面的放射性沾染数据,确认了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张爱萍再次向周恩来报告:「根据多方面证实,确实是原子弹爆炸,很理想,很成功!」

周总理在电话里也很激动:「 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我立刻到人民大会堂去!」 

当毛泽东听到这一报告后,更为严谨:「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继续查清楚,最好让外国人先报道,我们再发表。」

沉浸在喜悦中的工作人员问聂荣臻:「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为什么不早点公布消息呢?」

聂荣臻笑着说:「刚才与总理通了电话,总理说,毛主席指示,我们先不忙公布,要等外电报道证实以后再公布。」

这天晚上,核试验基地举行庆祝宴会,一群科学家开怀畅饮。

李旭阁回忆:

到晚上开庆祝酒会时,大家敬酒喝酒啊,兴奋得很。连平时不大喝酒的朱光亚也喝得步履蹒跚,走路都让人扶着。朱光亚看了后说,他那不是光喝酒喝的,他一天没吃饭,没睡好,累的,所以他让邓稼先扶着他走。

反正当时大家都很兴奋,在那儿玩啊闹啊,拿碗大口喝酒。大家都很高兴啊,久久郁积在心中的盼望、紧张、辛劳,随着596核爆炸成功,一下子释放出来了,都轻松了。

朱光亚后来说,那一天,他平生第一次喝醉了。

当天傍晚,周恩来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全体演职人员。

谁也没料到,周恩来满面笑容地向全体人员说:「 今天下午3时,我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这一消息太过震惊,以至于在场的三千多文艺工作者先惊愕,接着便是欢呼,使劲地跺地板。无论周恩来怎么示意大家安静,欢呼声都没有消停。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新闻公报》,《人民日报》也印发了号外,北京街头大家疯了一般地抢阅号外。

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声明中表示:「 中国原子弹只是一个粗糙拙劣的装置。」 

几天后,他们不得不改变这种说法。

因为根据云尘的分析检测,他们确认中国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使用的是铀235,表明中国有大工厂生产浓缩铀235,很快就能制成核武器,而且采用先进的內爆型,在设计上更加完善,威力也更大。

朱光亚在给上级部门的报告中写道:「 连美国原子能科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我国这次核试验已超过了美、英、法初期核试验的水平。」 

美国总统约翰逊询问,世界各地人们都说些什么?

美国情报局局长卡尔·罗温表示,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那些国家,表态说应该接受中国参加联合国。

10月18日晚,约翰逊在全国电视演讲中说:「 中国的原子弹并不使我们惊奇,从单次核试验,到有效的核武器系统,要经过一条漫长的道路。而我们美国的力量是压倒一切的,我们将保持这种优势。」 

香港《新晚报》,以《石破天惊是此声》为标题,说:「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值得自豪的一天,1964年10月16日这几个字应该用金字记载在中国的历史上!」

香港《晨报》则以《中国人的光荣》为题,说得更加干脆痛快:「中国之月亮原来也是圆的。」

法新社巴黎10月17日电,内容是:

中国在15日和16日扔出了两颗影响世界平衡的炸弹,一颗是15日让赫鲁晓夫下台,一颗是16日的原子弹爆炸。

这颗炸弹是心理武器,而不是军事武器,它使中国获得了一个核武器国家的形象,在亚洲增加了威信。亚洲那些依附它的人会更加依附它,那些害怕它的人,例如南越人、泰国人,将更加害怕它。

原子弹试爆成功后,中国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问题。

也从这一天开始,中国有了在桌子前谈判的资格。

12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102米高的铁塔顶部引爆的,也因此,外媒嘲笑中国的原子弹是「无枪的子弹」。

钱学森着力去解决「枪」的问题。

他用的「枪」是导弹,也就是原子弹+导弹=核导弹,射程远,命中率高,足以震慑敌人。

但是研发导弹的过程并不顺利。

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导弹在酒泉发射,随后失去了控制,坠落在六百米远的地方,发生剧烈爆炸。

现场所有人目瞪口呆,谁都没有经历过这样巨大的事故。这次导弹的失败,给中国年轻的导弹研制团队泼了一盆冷水。

钱学森急忙赶到酒泉基地,虽然承受了很大压力,但仍然镇定地给大家打气:「 同志们,不就是摔下来一个东风二号吗?」 

钱学森带领大家在基地附近收集「东风二号」导弹的残骸碎片,一脸严肃,仔细分析着「东风二号」失败的原因。

这次失败,也让他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 把一切事故消灭在地面上,导弹不能带着疑点上天!」 

这一原则,后来成了中国火箭、导弹研制不可动摇的原则,沿用至今。

改进后的「东方二号」导弹,再也没有出现事故,成功发射。

经过周密部署,经中央批准,中国首枚核导弹在1966年10月择机发射。

核导弹如果失误,后果会相当严重,周恩来主持会议,下达了命令:「 这次热试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要周到细致,做到万无一失!」 

10月27日9时,载有核弹的「东风二号」点火升空,到达了894公里外的靶心上空,成功爆炸。

从此,中国的核武器,不仅有弹,而且有了一支能够射向地球各个角落的「枪」。

翌日,钱学森的大名出现在美国《纽约时报》上,报道中这样写及他: 一位15年中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项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弄。

马不停蹄下,氢弹也提上日程。

实际上,早在1961年,钱三强就找到了于敏,将研制氢弹的重任交给他。

于敏后来回忆:「 钱三强先生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氢弹的威力比原子弹大得多,而且点燃氢弹,必须要用到原子弹。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先造出原子弹,才可能有氢弹的缘故。

周恩来在会议上说:「 当我们没有原子弹时,有人笑话我们20年也造不出来。现在,他们又说我们有了原子弹不算什么,离有氢弹、洲际导弹还很遥远。这话没错。但我们呢,就得要争这口气。」 

不久之后,毛泽东指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

于是,邓稼先领导理论部的科学家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摸索氢弹理论设计方案。

要研究热核燃烧现象和规律,电子计算机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

那时,我国只有一台104电子管电子计算机,就是靠着这个小机器,每周十几个小时,于敏和全组科研人员耗费四年时间,才将氢弹理论涉及趋于完善。

外国人称之为「邓一于理论方案」。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这个火球的威力,让400米处的钢板熔化,水泥构件的表面变为玻璃体,14公里外的砖房被吹散。

这次氢弹爆炸威力为300万吨TNT当量,聂荣臻得知后高兴地说:「够了,够了。」

人民拿着「号外」,在田野里大声朗读,满是喜悦和激动。

而这时,距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仅仅两年零八个月,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是五年零两个月。

法国戴高乐总统,直接把原子能总署的官员叫到办公室,质问法国的氢弹为什么迟迟搞不出来,让中国抢在前面了。

在场的人无言以对,因为谁也说不清楚中国这样超常的原因。

戴高乐当时很愤怒,直接拍桌子。

7月7日,毛主席在接见军训会议代表时说:「 两年零八个月搞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苏联和英国,现在居世界第四位。我们搞原子弹、氢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应发给他一个1吨重的勋章。」 

同年,钱学森研制的「红旗二号」地对空导弹成型,开始装备部队,生产了12000枚。

1967年9月8日上午,一架「黑寡妇」进入浙江嘉兴地区侦察,直接被「红旗二号」击落。

中国的领空终于安静。

13

氢弹试验成功后,地下核试验成为中国要攻克的下一个目标。

经过两年努力,也就是1969年9月15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工程兵开始进行回填、封堵坑道。

这一天,周恩来三次打来电话,询问有关情况,并问道:「 一周时间的回填,能不能再提前一些?」 

当时,大家都以为总理在督促工作,但据后来史料披露:

1969年8月20日晚,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紧急约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告知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战略目标展开核打击,奉命征求美国的意见。

基辛格十分震惊:「不是开玩笑吧?这个计划太可怕了,大使阁下。」

多勃雷宁告诉基辛格,这是他刚接到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指示。

基辛格沉默了很久,说:「我本人现在对此无可奉告,但请大使相信,我会立即报告总统。」

美国总统尼克松得知后,立即召开会议,明确回绝了苏联,并且想办法告知中国。

因为在当时西方国家眼里,中国已经不是最大的威胁,甚至需要拉拢中国一起对抗苏联。

8月28日,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标题十分醒目: 苏联欲对红色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报道中说:「 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导弹,携带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酒泉导弹基地、罗布泊核基地,以及北京、长春等重要战略目标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袭击。」 

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判断,如果苏联动手,时间很可能在国庆节,为以防万一,应取消国庆节群众集会,国家领导人也不要在天安门城楼亮相。

毛泽东听后淡淡一笑:「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苏联要扔原子弹,那位尼克松总统很紧张呀,我可不紧张。国庆节不搞集会,就是让人家笑我们有点怕嘛。我还是要上天安门。」

毛泽东又说:「 他们让我们紧张,我们可不可以也放它两颗?吓唬一下他们嘛。」 

于是,在9月23日,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取得成功。

一周后,也就是9月29日,在罗布泊核试验场又成功进行了一次氢弹空爆试验。

两次核试验后,中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保持着沉默。

美联社为此发表评论说:

中共最近秘密进行两次核试验,其反常做法,都充分表明,他们在这一时刻进行核试验,并非为了得到某种成果,而很可能是临战前的一种演习和检测……

10月1日,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兴致勃勃地检阅了游行队伍。

一切都风平浪静。

最终,苏联没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一场核危机随之消散。

到了1970年4月,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专列,秘密抵达酒泉卫星发射场。

孙家栋担任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他对这颗「政治卫星」的设想是:「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

他回忆说:「 那个时候老百姓只有收音机,这个频率短波听不见。后来想了个办法,就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转播一下。但是听什么呢?光听嘀嘀嗒嗒的工程信号,老百姓听不懂。最终,我们决定了放《东方红》乐曲。」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高度2384公里,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毛泽东、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钱学森、任新民、孙家栋等第一颗卫星工程研制的代表。

毛泽东紧握着钱学森的手,表示祝贺。

这时,任新民「躲」在后边。

周恩来发现后,说:「任新民同志,请到前边来,不要老往后边躲,你的座位在我这边。」

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任新民:「 他就是我们放卫星的人。」 

毛泽东赞叹:「 了不起啊,了不起!」 

14

两弹一星元勋,在时代浪潮中绽放了无数光芒,也因为岁月流逝,最终落下了帷幕。

晚年,朱光亚的腿脚不方便,散步的时候经常需要人来搀扶。

但他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那就是每当站岗的战士向他敬礼时,他会立即站定,将右手的拐杖换到左手,然后正规地举起右手,给战士还了一个军礼。

而80岁高龄的钱学森,走路同样困难,甚至双腿疼痛,经检查,患了「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不得不坐上轮椅。

接着他又患上「腰椎楔形骨折」,难以久坐,只能卧床静养。

钱学森夫妇

由于久卧病榻,他的肌肉萎缩,甚至被怀疑得了「老年痴呆症」。

于是,趁着钱学森住院,大夫对他进行老年痴呆测试。

大夫按照测试流程,问钱学森:「100减7是多少?」

钱学森不假思索:「93。」

大夫继续问:「93减7是多少?」

钱学森迟疑了一下,答道:「86。」

大夫再问:「86再减7呢?」

这时,钱学森知道大夫在怀疑他的思维能力,竟拿测试小学生数学水平的题目,顿时脸露愠色,大声呵斥:「 你知道你问的是谁?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一生谦逊的钱学森,这一次是被激到了。

负责测试的大夫先是一怔,然后忍俊不禁。如此便能清楚表明,钱学森没有老年痴呆症。

同样,看不出是大科学家的还有钱三强。

「 他比普通人还要普通。」这是中国科学院机关许多老人回忆钱三强时的感慨。 

钱三强的住房,是50年代初建成的三层专家楼,由于年经月久,十分得破旧,而且屋内采光不好,暖气管也老化,冬天供热不足,多数情况下,钱三强都要穿着棉衣看书写东西。

1985年,在许多人劝说下,他才花钱在卧室装了一台窗式空调,但全年开不了几次。

他说:「 电力供应本来紧缺,开空调既浪费能源,还可能影响别人正常用电。」 

事实上,在80年代中期,科学院专门建了几栋新楼,供老科学家居住,只是钱三强夫妻执意不搬进新房,甚至想出了一个不成立的拒迁理由,说新楼离图书馆远,不方便。

在工作时,他每天乘公共汽车上下班,风雨无阻。冬天刮风下雪,就身穿长棉袄,腰间系条围巾,头上戴一顶遮耳朵的棉帽,每天往返于中关村和三里河。

在家里,钱三强和何泽慧过着普通人生活,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自己排队买菜;衣服破了自己补,补了再穿,舍不得扔掉,他们常说:「 笑破不笑补嘛,穿补丁衣服不丢人。」 

因为两人平时穿戴普通,说话又不摆谱,经常被世俗眼光误解。

钱三强夫妇

有一年冬天,他们一起到西单菜市场买菜,正选购冬笋时,被女售货员用不屑的口气指责:「老太太,这是冬笋,很贵的!你要看清楚价钱,不要看错了小数点啊。」

而让人扼腕痛惜的,是邓稼先。

1964年10月,原子弹爆炸后,邓稼先没有停下过步伐,组织了几十次核弹试验,仿佛永不疲劳。

他经常出入车间,在相当长时间里,几乎天天接触放射物质,受到辐射损伤,干这一行的人只把这种事叫作「吃剂量」。

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次核试验中,事故发生了。

当时飞机空投时,降落伞没有打开,导致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到地上,变成了哑弹。

指挥部立即派出一百多名防化兵到出事地点寻找,但始终没发现核弹痕迹。

邓稼先决定亲自去找,被陈彬将军阻挡:「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

但邓稼先只想的是:「这事我不去谁去?」

到了事故区边缘,他从汽车下来,并且大声阻拦一行人:「 你们站住!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 

如果把这句话完整说出来,应该是「没有必要去白白做出牺牲」,而邓稼先认为自己是有必要的。

这位五十多岁的核科学家,向着危险地区冲上去,决然不顾钚对人体的伤害。

他弯着腰一步步地走在戈壁滩上,四处扫视,边走边找。

终于,碎弹被他找到了。

那一刻,他竟用双手捧起了高辐射的碎弹片。

观察了一番,他便放心,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

随后,他拖着疲惫步伐,向吉普车走去,见到赵副部长的第一句话是「平安无事」。

邓稼先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主动邀请别人合影,但这一次,他邀请赵敬璞一同合影留念。

左邓稼先,右赵敬璞

他显然预感到了什么。

几天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住进医院做检查。

没有任何悬念,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里有很强的放射性,白血胞内染色体已经呈粉末状,白血胞功能不好,肝脏受损。

一位医生说了实话:他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是不正常的。

邓稼先没有听从妻子的劝说,去疗养院治疗,仍然醉心于新一代核武器的研究。

自从那次吃了特大剂量后,他的身体有了明显变化。

1980年以后,他衰老得更快,头直接发白,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行,思维变得迟钝,工作重担下,他越加疲惫。

有一次,他和许鹿希到颐和园,准备看菊花展览,但他们赶去时,展览已经关门了。

园内,此时的晚霞斜挂西山,他们一同漫步在后山小路上,步子逐渐慢了下来。

还没走到最高处,邓稼先觉得有些累了,选了一块比较干净的大石头坐下来。斜阳余晖下,万寿山此时格外安静。

邓稼先漫不经意地浏览着湖光山色。

忽然,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多恬淡、多悠闲,要能老是过这样的生活,该多好啊。」 

15

1985年7月31日,邓稼先回到北京,向张爱萍汇报工作。

张爱萍将军发现他气色不好,便问:「 你怎么瘦了?气色也不好,身上有哪里不舒服吗?」 

随后,他亲自给301医院的院长打电话,要求安排医生接诊,并派汽车送邓稼先去医院。

医生查完后,认为是恶性肿瘤,生气地问邓稼先:「你早干什么了?家属来了没有?」

「我请两个小时假来看病,只有警卫员来了。」

「你今天不能走了。」

邓稼先急忙告诉医生,他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不能住院。

医生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认真地对他说:「这里不是会议室,这是医院。」

他立即意识到疾病的严重性。

六天后,活体取材检查手术做完,张爱萍急忙问医生:「活体检查怎么样?癌是不是扩散了?」

「这个,按常规要在一周之后才能知道结果。」

张将军急了,他说我就坐在这里等着,你们尽快拿出化验结果。半小时后,冰冻切片的结果来了,确诊邓稼先患的是直肠癌。

四天后,即1985年8月10日,邓稼先做了大手术,清扫癌瘤所侵犯的地方。

5个小时,手术结束,病理诊断是:「 肿瘤的病理性质是恶性程度较大的低分化、浸润性腺癌,直肠旁林巴结个,全部有癌转移…癌症属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预后不良。」 

医生把从邓稼先身上切除的一段肠子端给他们,许鹿希用手按了按,淋巴变硬,已经到了晚期(许鹿希曾任北京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

手术结束,邓稼先只能在病床上静卧。

一段时间化疗后,因为白血胞数目太低,必须中断治疗,医生同意他回家休养两三个月。

邓稼先的生命,已走向了最后的期限。

这时,他反而更加清醒,自己必须抢时间,把几件重要的事情做完。

他最关心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

当时的国际环境是,欧美几个核大国已经接近理论极限,达到了实验室模拟地步,也就是无需再做核爆,并且他们想用核禁试来封住别国,保住自己的核强国地位。

邓稼先敏锐意识到,如果中国不能抢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既定发展目标,就会丧失在国际政治、外交中的主动权。

出院回家后,他集中全力来干这件事,找来大堆英文、俄文、法文、德文杂志、资料和剪报,请来于敏等人,一起研究起草向中央的建议书。

不久,他再度住院,开始做化疗,往血管内点滴药水,一次要好几个小时,他只能躺着或坐着,边治疗边看材料。

坐在身旁的许鹿希,不断给他擦着满头虚汗。

1986年3月14日,他在给同事的一张条子上写道:「 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人挺不舒服的。」 

3月29日,他又做了一次小手术取活体组织检查,癌细胞转移明显加快,身体越来越差,虚弱得几乎无法挪步。

他不止一次地对许鹿希说:「 我那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书和那一本书。」 

他不断地约同事们到医院讨论,病房变成了会议室,在两次治疗中的空隙,他常常坐在橡皮圈上伏案修改。

靠着毅力,他终于改完建议书的稿子。

1986年4月2日,由邓稼先和于敏联合署名,写了一份给中央的核武器发展建议书,这封建议书,被实践证明完全正确,为后十年的核武器试验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件大事了结,他开始干另一件事,那就是写那本预计80万字的大部头书,内容是关于原子核理论工具的群论。

他开了一个很长的书单,让李锦秀医生回基地时,一本本从他的书架上挑拣出来,带到病房里。

但医院有规定,桌上不准摆工作用书,放一本都不行。出于无奈,邓稼先只好把这些资料塞进壁橱和衣柜里,让悬挂着的衣服作为防护墙。

他很细心,知道晚上8点以后,护士不怎么进病房,这时就可以写书了。如此偷偷摸摸,有时回想起来,他自己也忍不住发笑。

5月16日,邓稼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清扫癌瘤侵犯的部位,但医生的手术刀已经达不到要害之处了,意味着,他的生命正快速走向倒计时。

第二次手术以后,他疼痛得越来越厉害,汗流不止,「 痛起来像用杀猪刀捅一样。」 

友人前来探望,他流着泪说:「老卢,我回不去了!」

「不会的,出了院咱们不干活了,好好玩!」

「你看,我打止疼针,都打成蜂窝了。」说完后,他努力翻身。

最后,他握着友人的手,放声哭着:「我死了以后,你要围着我转一圈。」

疼痛减轻的时候,他常常回忆起别人的长处和功劳,尤其怀念与之长期共事的牺牲者。

他对别人说:「郭永怀教授死得太早了!要是他在,我们的激光加速器一定会早几年搞出来!钱晋死得很惨,他贡献很大……」

他胸中还有许多抱负,一口气说了很多计划:「 我对规范场很感兴趣,想把场论的书写出来,我还想搞计算机,我还很喜欢自由电子激光,能搞成连续可调控的激光器,非常有意思……」 

但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虚弱得下床走几步就是一身大汗,日夜都要人陪护照顾。

一天晚上,李医生陪床,因为白天太累,所以晚间他睡得很死。

半夜过后,一个很重的声音把李医生惊醒。

他翻身爬起来,看见邓稼先摔倒在地上,李医生这时急得怒斥邓稼先:「你为什么不叫我,为什么啊?你知道我来这里是做什么的吗?」

老邓一声不吭,后来,用略带求情的口气说:「 我看你睡得太香了,我觉得……自己还可以做这点事。」 

1986年6月,杨振宁到医院看望邓稼先,在和杨振宁合影时,邓稼先嘴角还有一丝没有擦掉的血迹。

7月17日,李鹏副总理来到病房,授予他全国劳模奖章和证书。

邓稼先提前服了加倍的止痛药,吃力表达了他对党和国家的谢意,诚恳地说出他一贯的真实看法:

「 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做一个代表而已。」 

邓稼先念念不忘的,还有一本书,叫《基本粒子物理的规范理论》,但他的病已经很重,没精力去跑书店,便告诉侄子 葛孟曾:「 你无论如何要帮我把这本书买到。」 

葛孟曾知道表叔爱书急切,他一有空就到书店打听,但始终没有买到,每次他带着遗憾的心情到医院探望表叔时,心里就很忐忑不,怕看到表叔失望的表情。

每次他硬着头皮进到病房,表叔总是抱着希望急切地问:「那本书买到了吗?」

葛孟曾只好说:「书还没有来。」

邓稼先叹了口气。

终于有一天,葛孟曾在书店买到了这本书,欣喜若狂。

他已年届半百,却顾不得疲劳,拼命挤车,想尽快把这个喜悦带给表叔,想看一眼表叔拿到书那一瞬间的满意笑容。

他疾步赶到了病房外边,但病房门大开着,里面的人很多,没有说话声音。

他心里一沉,知道自己来晚了,晚了。

站在病房门口,他眼泪夺眶而出。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为全身大出血而与世长辞。

他的临终遗言是: 死而无憾。 

无憾,是因为他这辈子为我国一代代的核武器研制,鞠躬尽瘁奋斗了一生,哪怕生前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事迹,哪怕生前仍然承受了不少诋毁,这一刻,他可以安心闭眼了。

这群老人,在最艰难的岁月里,饿着肚子埋头苦干,用鲜血和长满茧子的手,筑起了一道能挡风遮雨的屋檐,让国家不再遭受核讹诈,导弹落不到大地,卫星能在宇宙翱翔,火箭可以腾云揽月,让防空洞成为一种摆设,让百姓出门无需提心吊胆。

他们就是为了如此。

为了将来有一天,每个孩子都能生活在和平年代里,不必再成为被敬仰的英雄伟人,可以只当一名普通人,健康平淡地过一辈子,可以从小接触诗歌美术音乐,可以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理想,可以成为一位正直有善心的人,可以有无数选择,可以有无数希望。

这就是老人们,对后辈的一种最高期望。

请永远记住,这群可爱的老人。

参考资料:

赵炜《西花厅岁月》;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纪录片《两弹元勋邓稼先》《东方巨响》;电影《横空出世》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许鹿希《邓稼先传》;叶永烈《钱学森传》

奚启新《朱光亚传》;郭兆甄《王淦昌传》;王霞《彭桓武传》

王建蒙《孙家栋传》;陈丹、葛能全《钱三强传》;梁东元《原子弹调查》

西德尼·德莱尔《中国制造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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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20-09-29 00:05:49 关键字:知识分子  时代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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