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香港富家生活 一生俭朴家徒四壁 院士罹患癌症却做出惊人决定

卢永根是谁？

3月的一天，这位87岁的老人在夫人搀扶下来到银行，将十多个存折的存款转入华南农业大学的账户。因每笔转账都需输密码、签名，前后足足花了一个半小时。

他们夫妇一共捐出8809446元。学校用这笔款设立了教育基金，用于奖励贫困学生与优秀青年教师。

卢永根，中科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1983年至1995年曾任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因罹患癌症，他自觉时日无多，与夫人徐雪宾商量，决定捐出所有积蓄。

他说：“党培养了我，将个人财产还给国家，是作最后的贡献。”

卢永根祖籍广东花县，祖父辗转至香港谋生，勤劳致富。父亲卢国棉是一家英国律师行的高级职员，家境已颇为殷实。

童年目睹日军凶残和国民党军队的不堪，卢永根思想不断进步，从一位自小接受英式教育的“香港仔”成为了年轻的革命者，并回到了内地。

他的一生颇为波折，在学术上颇有成就，也多次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文革时期，他被下放到翁城干校，度过了十年的时光。

事实上，文革结束时，他已经快50岁了。经历了人生波折后，他初心不改，反而更加努力学习，特别是外派到国外培训进修时，不断吸收先进经验，为后来的成果奠定了基础。

卢永根出任华南农学院院长之初，曾接受《光明日报》专访。他谈到自己的党员、校长、教授这三个角色的关系，表示自己谨记“先党员，后校长；先校长，后教授”的原则。

上世纪80年代，学校经费紧缺，身为校长的卢永根坚持不坐进口小车，在住房、电话等待遇上不搞特殊。

他对身边人要求也很严。一位做工程的亲戚来“走后门”，被他骂了回去：只要我一天在，你一天不要进华农大门；即使身患重病住院，他仍要求秘书不搞特殊，办事尽可能乘坐公交、地铁。

1984年的一个夜晚，卢永根在华南农业大学红满堂草坪上给全校学生作了题为《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祖国》的报告。据亲历者回忆，当时听众席没有灯光，全场黑麻麻地坐满了学生。他们屏息凝神，侧耳倾听。卢永根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摘录了其中一二，文字间流露出的爱国情怀，感人至深。

我为什么要摈弃比较安逸的生活，放弃个人名利而回内地呢？主要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现实教育了我，使我觉醒到当亡国奴的悲惨。我是炎黄子孙，要为自己的祖国复兴效力。

我回内地三十多年来，经历过不平凡的和曲折的历程。有过一帆风顺的日子，也有过身处逆境的时刻。但我坚信，是中国共产党指给我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只有社会主义祖国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曾三次出国探亲和访问，但没有被异国的物质生活所引诱，也没有被亲人的热情挽留所动摇。我打心底里热爱自己的祖国。有位美国移民局官员曾问我，你具备移民条件，为什么还要留在中国？我说：“因为我是中国人，祖国需要我!”

青年学生当前爱国主义行动的具体体现在哪里？一、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学习和刻苦钻研；二、自觉地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和祖国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三、培养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四、清除利己主义思想。

20多年多去了，卢永根一直坚守着自己对党的忠诚和对事业的执着。

他是中科院院士，担任大学校长十几年，可去过他家的人，都会有一种“家徒四壁”的感觉：破旧的木沙发、老式电视；铁架子床锈迹斑斑，挂帐子用的竹竿，一头绑着绳子，一头用钉子固定在墙上；几张还在使用的椅子，用铁丝绑了又绑。

平日里，这位老校长常常拿着一个半旧饭盒，与学生们一起排队，一荤一素二两饭，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慢慢地将饭菜吃得干干净净。

“钱都是老两口一点一点省下来的。”卢永根的秘书赵杏娟说，对扶贫和教育，两位老人却格外慷慨，每年都要捐钱。2014年，卢永根和他哥哥还悄悄将老家两间商铺祖屋捐给了当地小学。

卢永根夫妇把880万捐给了国家，也没有将财产留给唯一的女儿。

他的办公桌上有一个笔记本，扉页上记录着他用来自勉的四个“一点”：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

躺在病床上，卢永根仍希望能过组织生活。经校党委批准，病房临时党支部成立了，一个月开一次会。

卢老的情怀，是上一代人特有的么？现在是不是已经消失了？

大家一定很熟悉海军首位女副舰长韦慧晓吧，她放弃百万年薪投身军旅，入伍当天，她在日记本上郑重地写道：“此生嫁给海军”。

卢老在演讲中曾引用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他说——

如果我用这首诗，可否稍为改动一下：“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祖国故，两者皆可抛。”

这，就是思想境界和人生追求!一代一代青年人当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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