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师生眼里的真实贺卫方

贺卫方一边骂高院一边参加高院活动；李承鹏一边骂拆迁一边给房产商代言。谜底被贺卫方说出来了：人不能和钱过不去。中国的文人是最不靠谱的。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为什么文人汉奸多？大家应该有答案了吧？

最近方舟子与贺卫方老师杠上了。贺老师一贯地做清高状，但再清高，也敌不住方舟子的穷追猛打。我知道这一天一定会到来，但又觉得这一天来得太晚了。我真心认为，贺老师在一个他本不该在的高台上呆太久了。

当我读大一、大二的时候，贺卫方是个非常神圣的名字，在他的边上，是一份当时在我看来非常神圣的报纸——《南方周末》。神圣不是因为了解，而是因为不了解，那时候我没有读过贺老师的书或者文章，没有上过他的课，也没有读过《南方周末》，那时的我，还在买《读者》和《疯狂英语》。

大三的时候，我得知贺老师开了一门《司法制度比较》的课程，于是赶紧选了。而且我把自己的胃口吊得很高，我想，由一个传说中很学术的老师来开一门比较司法制度的课程，一定非常值得期待。在我天真的想法里，第一节课，渊博的贺老师会给我们开一张关于中外司法制度的长长书单，整个学期里，他会讲中国制度、讲外国制度，然后进行若干专题的比较……当然，事后证明，这一切都是我的一厢情愿，统统都是不存在的。直到最后一节课结束，我都不曾知道任何与司法制度有关的书籍，更别说书单了。贺老师很能演讲，也很会表演，但他的内容很空洞，几乎没有东西。每节课都成了他的即兴聊天和一些莫名其妙的旁听生诉苦的大杂烩。

印象里，有次一个女生上台说了一圈，最后说，普及普通话让她这个蒙古族的人都不会说蒙语，不了解民族的文化。还有一次，一个男士神神叨叨地说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理念，但同时又抱怨国外文化入侵得太厉害，满大街都是麦当劳、肯德基，吃这些东西长大的人不会了解中国。——这实在让人忍无可忍，我说：“难不成喝牛奶就要变成奶牛？”记得当年法学院有人对四年课程进行总结，提到贺老师的这门课，那作者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意思：自由有余，思想不足。我认为是比较合适的。

因为在法学院呆了六年，除了这正面接触，多少还知道些侧面。

比如，A老师曾经匿名写博客，表达自己评职称时的郁闷心情，后来删文关博，但在此之前碰巧被我看到了。其中有一段谈到贺老师，他说：第二个成功的典型例子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在网上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段历史那件事件——法学院历史上头一回标志着法学院老师如何爱学生、学生如何爱老师的“学生联名挽留著名教授”事件。对于这个事件和事件中的那位仁兄，我在此不会做出任何评论，因为迄今为止，这位仁兄对我不亏欠啥子，也没做过让我恶心的事。即使是那年当他可以向我伸出兄弟般的手不违心地拉兄弟一把且能够改变乾坤的时候选择了临阵脱逃，我也深深地理解他是有苦衷的，因为我相信这位全国人民眼中正义和法治理想主义的化身，不会因为小小的阻碍而放弃他正义与法治的理想追求。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肯定有着不可小觑的难言之隐。

又比如，B老师说，有一年年底，他在最高院组织的新春团拜活动上遇见了贺老师。他远远的与贺老师打招呼：老贺啊，一年到头在学校里见不着你，在这里见着了。贺老师笑而不语。B老师爱开玩笑，直说道：老贺，这可是你成天批判的地方啊，你来这里，不是有损你的清誉嘛！贺老师怎么答的呢？他说：人不能和钱过不去嘛。在讲这故事的那堂课上，B老师后来表达了对我们的一个希望，他是这么说的：现在在中国，如果你想出名，很容易的，不管对不对，你就拼了命，像你们的贺老师一样，朝着一个方向搞，总能搞出点名堂。但是，你们都还年轻，一切都还没有开始，我希望你们不要这样。（B老师希望我们知道有些事情不可为。）

再比如，前几年，贺老师自己在媒体上鼓吹了好一阵，说“华北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要到浙大去。北大当年或许是因为他要离开，所以新招了一个教外法史的海归博士。后来浙大改了主意，不要他了，可是这边北大的手续已经办完，成了无业人士。据我所知，当时吴志攀校长、朱苏力院长以及其他人士都出了不少力，让他顺利地回到了北大。就我的想法，教课的位置已经由新人取代，那么，去石河子支教或许就成了选择，总不至于叫那新人去支教吧。

那段时间，媒体网络一片莫名其妙的声音，说北大让贺老师去新疆其实是迫害、是流放——难不成之前去石河子的孟二冬教授也是被流放？长期以来，因为支教政策而去石河子教书的教授们都是因为流放和迫害才去的？别的教授去得了，而贺老师就去不了么？在我的印象里，贺老师那段时间没有做任何澄清和解释，任凭北大在舆论中面临误解。直到当年年底，他放假回来参与院里的新年活动，才又是感谢学校又是感谢学院又是感谢领导又是感谢同事。当我读到院网上新闻稿中关于贺老师感谢的这段话时，心里真的非常不是滋味。

如果留意一下贺老师的博客，便不难发现，在新疆的时候，他也是非常不安分的，不仅常常在新疆各地采风，而且还常常回内地参与有关方面的各种活动。这里面自然有不少时候得到了各地政府的支持，用一个非常通俗的话说，贺老师在花纳税人的钱游山玩水呢！但如同批评高院却可以去参加高院的活动，拿高院的好处一样，贺老师是非常实际的，批评是一回事，做事是另一回事了。

而关于贺老师的和稀泥，我倒是亲眼见过一次，那是两年前，学院有几个老师上纲上线叫嚣计件工资不合理，在内部邮件里吵成一堆。贺老师的回复非常有意思——他表示，部分老师的意见他觉得很有些道理，然后又就发起人信中莫须有的事情表达了意见，希望领导能够多听取各方意思，拿出一个好方案来，最后不忘说自己对院内事务不太关心，与大家交往不多，希望原谅——游刃有余，各方都照顾到了，谁也不得罪。

关于贺老师到底为什么去浙大，C老师有回上课讲老师也是人，人才也是要往条件好的地方流的，举的就是贺老师。C老师说：比如贺老师去浙大，当时可是许诺要给他一栋海边别墅的。（C老师的本意自然是从人出发，条件好可不光是贺老师所说“累了，想图个清净，读读书”那么简单。）

前段时间和一些人聊二十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法大算是个主力了，也出了些领袖。我突然觉得非常好奇，问道：“不对啊，当时怎么没有贺老师呢？”D老师笑道：“那时还真没有他，他老婆逼他下海赚钱去了。”（D老师是在我的追问下说的这句话，他本人更主要的观点是，不管怎样，贺老师让社会关注北大法学院，让法学院走进了舆论里。当然，在我看来，贺老师走得太深了，而且不见得是好事。）

这让我想起当时看贺老师那个和稀泥的邮件时，E老师评价道：老贺这人，聪明着呢。

 

这篇的情感和立意似乎都很负面，但正如文中所写，一开始我真的是非常盲目地崇敬他，慢慢地才有兴趣了解他的情况，也才有了这些见闻。知识分子圈的事情，有时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姑妄听之，不把人当神，自己多读多想，才是正道。

补：题目改了一下，省得没完没了的鸡毛蒜皮。

好些人说我应该去讲贺老师的学术，而不要讲这些，我讲这些，自然是有原因的。因为不少人的确把贺老师当神供着，之前贺卫方小组里的吹捧，真挺多的。贺老师自己也加了那个小组，还很活跃，但对于天真的学生，我没有看到他做出任何有益的表示，恰恰相反，他似乎还很陶醉于这种被拥戴的感觉。所以，其实归根结底，我根本不是在写贺老师，我倒是想给那些莫名其妙就追随他的人说点不同的事情，希望能够停下来想一想。

而他的学术早就有人评过了，他自己曾经也在博客里转了，说要好好想想怎么回应，但是他至今没有回应过。当时张伟仁老师在西南政法大学的讲座里是这么说的——

我觉得国内法学很多地方，感觉有不寻常之处。我举个例子，大家都熟悉贺卫方教授，贺卫方教授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提到过：中国的传统司法像卡迪司法的活生生的例子，其过程不注重同样的事情同样对待，就事论事，完全不考虑规则及依据规则的判决的确定性。将天理人情置于国法之上，天理人情的高度不确定性导致了判决者可以翻云覆雨，人民就无法通过这种司法制度伸张正义。除了这段话，他还引了滋贺秀三的话，滋贺秀三谈到他研究中国法时，在中国几乎找不到与国家权力分离具有独立地位的的法界精英从事理性探索产生学说判例并创造其知识的法。所以滋贺秀三谈到西方罗马法和中世纪法律，长篇大论之后，谈到中国的法制几乎是无话可说．我看到这些说法，和接触很多人都有相类似这种看法．认为中国的司法有很多缺陷，认为无话可说。我听过之后感到非常的困惑和诧异。

我看了贺卫方的书，他所引用的西方的学说和理论，是很陈旧的。在西方这些东西已经被许多人批判过。在西方，美国，每出一本书，一两个星期之内就有继续不断的评论，现在网络发达，评论发表更快，所以一个人提出见解，一两个星期内就有反映，学术界就有人评论．两三个月或半年之内，这个学说假如是好的可以肯定，如果有问题就会批评得体无完肤。国内所引的资料最近的就是两三年以前的出版的资料，因为国内的书大多是翻译的，在这两三年之中，在原作者当地，在西方的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的反映，但是这些最新成果没有机会翻译成中文．国内学者还不知道。所以有些西方资料并不是很妥当。第二我困惑的是，这些学者引用西方资料讨论后，就检讨我们中国的司法和法学。但在他们的著作中我并没有看到对中国的传统司法和法学作过深入的研究。他们都是很泛泛的，很武断地加以批判。以上我谈的两点，一是引用西方资料不即时性，资料比较陈旧；第二在对我们的传统司法批判时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这两点在做学问上是个极大的忌讳，在方法论上极大的不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