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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阳:“谣言煽动暴乱”再现,是公知搞垮共产党的连环套

时间:2017-12-08 23:30:37   来源:察网   作者:    点击:

“谣言煽动暴乱”再现,是公知搞垮共产党的连环套

 

笔者看到一位自称当过保安的作者写了一篇文章,把许多问题的实质说得非常透彻:

——“一项政策的在推行时候,最容易在两个方面出现问题,一方面是因环境所限,底层大众的政策承受力容易被施政者高估另一方面,就是基层在执行高层决策的过程中,很难避免效果的扭曲

——“对于基层政府来说,他们在落实政策的时候,往往有两个难以回避的现实困境”、“一方面,它严重缺乏可用的人手”,“另一方面,相比于其他层级,基层政府的工作压力是相当大的”、“常常在一天之内,就收到来自县市委各直属上级如纪委、组织、安监、宣传、环保、教育、扶贫等不同部门的各种任务指示,数量达几十个(这些政策,基本都是为了惠民的)”、“这些任务如果必须切实履行,实际上需要相当多的经费、人员和时间投入,才能做到。然而,基层的资源是很贫瘠的,很多情况下,它无法提供各项工作所需的足够资源。为了向上级交差,它只能以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履行上级指示,其扭曲效应可想而知”、“只有那些重点、扎实推进的工作,如发展经济上,才会做得很好,在一些疲于应付、考核不严的工作上,则很难避免务虚或者粗暴”、“以基层为主的政策落实体系,有点像一台反馈较差、不甚灵活的汽车,油门踩小了,只见轰鸣不见动,油门踩大了,则容易冲击过猛——这实际上就是治国的巨大难处所在”

——“那些上级抓得不够紧的惠民政策,在基层往往变成了一张张表格,走形式的毛病由此滋生那些上级重视的惠民政策或者指标性极强的政策,则易诱发使得各级部门层层加码,落到基层之后,那些决策者的好意就很可能变成了民众眼前的负担及苛政,并对民众造成了二次伤害,激起民怨甚至民变

——“作为一个人赶两份工,一块钱恨不得两块花的群体,底层大众实际上很难承受得起正规租房的支出,他们不得不选取那些问题重生的群租屋。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环境糟糕的群租屋,固然给他们的安全和健康造成影响,但也是昂贵的都市中唯一能找到的的安身之地”、“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他们最敏感的并不是居住环境的好坏甚至安全,而是居住环境的价格。对政府官员来说很重要的‘安全’,对知识分子来说很重要的‘尊严’,对于缺钱的底层民众来说,都不重要,他们关心的是如何省钱和赚钱”、“对底层民众来说,每天两次的地铁来回就是巨大的经济负担,找工作时‘是否管饭’是一个关键性的考量,花钱等同于罪过,省钱代表着一切,为了攒钱,健康和安全甚至都是可以被忽视的,他们对政策负面后果的承受能力是极其脆弱的——对于他们中有些人,一个月三百的房租上涨,就足以将其逼向绝望——而返回家乡,也很难找到谋生的出路。单纯的人口数据和收入报表,并不会将这种‘无处谋生’的脆弱展现出来,更无法将随后的风险予以真正评估”

——“政府为了‘迅速清除安全隐患’的措施落实到了基层就变成了‘必须三日甚至24小时内搬离’,再到部分民众的眼里,就成了对‘低端人口’的驱逐,政府的政策及民众的反馈竟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扭曲这实际上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大难题,因为历史上的无数政治灾难,都源于良好的政策初衷在基层的巨大扭曲误解所致

——“一旦民众的稳定生活被破坏,变得惶惶不可终日,走投无路了,官民的基本信任就会被怀疑甚至仇恨所取代,那么良民就随时可能变成暴民。这个时候,即便是最拙劣的谎话、谣言和蛊惑之语,也可能激发出最可怕的灾难”

——“今天舆论场上‘北京清理低端人口’之荒谬论调,对它的深信要远比对它的传播,更加值得警醒。因为,这不仅仅表明良好的政策初衷可能已被民众误解,也预示着一种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

这位基层保安确实说出了一些问题,比那些整天只会引经据典忽悠人的“精英”、“专家”、“学者”们高明。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政府包庇红黄蓝勾结军队有组织地猥亵儿童”之类如此漏洞百出自相矛盾荒唐怪谬的谣言能被转播得如此疯狂,居然能压倒那么多摆事实、讲道理的澄清和分析——“政府包庇红黄蓝勾结军队有组织地猥亵儿童”之类谣言疯传并非因为谣言本身可信,而是因为大肆传播它的“公知”自身的仇恨。

仇恨何来利益需要——“公知”不同于工农兵、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一切认同为国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自命“精英”又别无所长,只擅软权力,只知引经据典舞文弄墨搬嘴弄舌玩弄阴谋诡计忽悠人。这样的人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在任何经济体系里都没有确切的位置,没有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无法靠参与经济体系的运转本身而生存。这就决定“公知”只能靠超经济手段——权力生存:用软权力获得硬权力,用硬权力获得一切。“公知”在经济体系中能混到的任何地位身份归根结底都来自权力,都是权力的馈赠和副产物。没有权力的支持,这些地位身份可以转瞬即逝。既然“公知”的生存只靠权力而不靠其他,那么“公知”的根本利益自然在于确保“用软权力获得硬权力”——国家不重要,民族不重要,百姓不重要,确保“公知”得以用软权力获得硬权力才至关重要。至于“‘公知’应该当权”的各种冠冕堂皇统统不过是借口,跟电信诈骗犯行骗作案的各种花里胡哨没什么区别。

“公知”实现“用软权力获得硬权力”的途径有三:科举,选举,“颜色革命”——指望能从现政权获得硬权力的闹科举指望能从未来政权获得硬权力的闹选举既不能指望靠科举又不能指望靠选举、却又迫不及待获得硬权力的闹“颜色革命”。

“公知”与“公知”只有在“用软权力获得硬权力、用硬权力获得一切”这个大原则上有不变的共同利益。但作为个体,“公知”与任何个人,包括“公知”之间都无法有持久的共同利益——既然一切获得都靠权力而不是自己的创造,那谁捞到权力谁生存,谁傍不上权力谁淘汰,要么范进中举,要么当孔乙己。权力归了你,就妨碍了我的机会我要保住自己的权位,就必须把你踩到脚下彼此之间只有勾结,没有团结,只有内斗,没有凝聚文人相轻,官场倾轧为眼前的好处而勾结,为现实的利益而反目……这决定“公知”形不成一股独立的经济力量,构不成独立的阶级,只能作为一个附庸的阶层而存在,而且是一盘散沙的附庸阶层而存在。这样的一盘散沙的附庸阶层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即使获得了权力也只会用于做官,不会用于做事只会用于牟利,不会用于秉公只有瓦解,没有凝聚。而权力只要变成混饭吃捞好处的家伙事,就没法不腐败,没法不走向分崩离析。因此权力只要落入“公知”之手就不会有好事——赵括马谡统兵,军队覆灭依靠东林党人,崇祯上吊王明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当家,红军被迫长征戈尔巴乔夫之类“新思维”的“学者型官员”当权,苏联解体任凭“自由化”的“公知”闹“宪政民主”,南斯拉夫分崩离析放任“民主化”、“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中东血流成河……

只要有点常识就忘不了上述前车之鉴,只要不想国家毁灭就不会让“公知”为所欲为,只要中国共产党不想亡党亡国就不会任凭“公知”肆无忌惮通过科举、选举、“颜色革命”等途径用软权力篡夺硬权力。这就妨碍了“公知”的生存利益,就招致了“公知”的刻骨仇恨,就有了“公知”对毛泽东、共产党、新中国几十年如一日的妖魔化仇恨宣传教育。有了这种潜移默化的仇恨教育的底子,就有了“政府包庇红黄蓝勾结军队有组织地猥亵儿童”这类恶毒谣言的肆无忌惮。对这种仇恨驱动的谣言不管如何摆事实讲道理也是徒劳——利益使人乐意相信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仇恨使人拼命传播对敌人不利的东西。偏见比无知离真相更远,利益仇恨不可能靠言词消除。

明白“公知”对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仇恨,就不难明白所谓“驱逐低端人口”根本就是“公知”精心设计出来的搞垮共产党的连环套——通过“顶层设计”把“天下为公”变为“各人顾各人”、“节制资本”变为“依赖资本”、“全国一盘棋”变为市场利润随波逐流“一窝蜂”、有组织有计划变为自由化、“均衡发展”、“共同富裕”变为“拉开距离”“重点倾斜”、“依靠人民”变为“依靠‘精英’”……于是全国人口盲目地源源不断地无穷无尽地涌入大城市。

如果听之任之,则必然:

——任凭“有限空间如果涌入无限人口,天堂也会变成炼狱”的客观规律发挥作用,使北、上、广等大城市如同节假日长城、故宫、十三陵、颐和园等变成人肉堆、春运火车变成沙丁鱼罐头、高峰时期地铁车厢里人挤成照片、高速公路堵成超级停车场一样人满为患

——任凭住房市场供求关系彻底失衡,任凭“资本只认利润不认人命”的规律肆无忌惮——“房地产是支柱经济”、“高房价、高租金和高生活成本,是控制北京等特大城市人口无序膨胀的唯一生态门槛”、“北京想成为国际化水平的都市,必须要有生态门槛。还要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自然生态系统延续的唯一法则就是物种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看起来残酷,但是公平”任凭房价完全无视普通工薪阶级的承受能力,变成有钱人才有资格问津的牟利工具和奢侈品任凭被高房价排斥出局的普通工薪阶级牺牲安全和健康,在毫无保障、随时可能发生大兴1118那样火灾的贫民窟中蜗居,

——任凭大兴1118那样的火灾接二连三,任凭“公知”借机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指责“不顾百姓死活”、“罔顾生命”、“没有加大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北京的定位、北京的发展战略必须为外地人口留出空间”,制造不满,制造仇恨,制造不安定因素,制造动乱。

如果不坐视不理,则必然:

——不扭转“全国人口盲目地源源不断地无穷无尽地涌入大城市”的大态势,一切都是徒劳,必然成为“公知”的新罪状:限制房价是对抗市场经济、违反利润规律修廉价房一是杯水车薪,二必然被指责为“计划经济”、“大锅饭”、“政府干预房地产市场”、破坏“住房商品化”、“小政府、大社会”、“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要象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

——要扭转“全国人口盲目地源源不断地无穷无尽地涌入大城市”的大态势,就必须跳出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的框框,就必然被“公知”斥为“极左”、“计划经济”、“破坏公民迁徙自由”、“违反市场规律”、“对公民生存权、居住权、经营权、就业权、财产权和人格尊严等基本人权的极度蔑视与肆意侵犯,是公然的无法无天”、“极为粗暴和低端,任何文明社会、法治社会都不可能容忍”、“违法违宪”、“驱逐低端人口”、“法西斯”……

面对这样的连环套,中国政府不管做什么、怎么做都有罪,都要陷入“公知”早已“顶层设计”好的圈套——反正人家只扣帽子不拿主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红黄蓝勾结军队组织猥亵幼儿”这类仇恨驱动、充满敌意的谣言已经不是简单的嚼舌头搬嘴弄舌,而是煽动动乱的信息战心理战。对此,摆事实、讲道理已不适用。当涉及社会的安定国家的生存时,就不是“谣言止于智者,而是“谣言止于刀剑”——煽动仇恨制造暴乱的敌对行为只能按对待敌人的方式处理。面对“公知”的仇恨,委曲求全毫无用处,息事宁人适得其反,包容、纵容自取其辱,以为克己复礼就能解决被仇恨宣传制造出来的“塔西陀效应”更是异想天开。人家从来只吃硬,不吃软,只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敢使坏我就敢亮剑,该出手时毫不犹豫。“红黄蓝勾结军队猥亵幼儿”如此低劣的谣言能如此泛滥承载,正是放任“公知”几十年如一日用各种方式潜移默化宣传制造仇恨的结果。再听任肆无忌惮反共仇共宣传,历史上一再出现的“谣言煽动暴乱”的情况势必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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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17-12-08 23:30:37 关键字:政治  理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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