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惟因科学的强大推动才得以持续发展和不断进步，而科学则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前者，产生技术，形成物质，通过技术和物质的合力作用而驱动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后者产生思想，形成观念，并将思想和观念升华为智慧与精神，进而以之铸就社会文明，赋予人以正确的价值导向和强大的创造力。由此可见，自然科学是通过人而作用于生产力的，社会科学则是直接作用于人并通过人的社会实践而创建文明、引领风尚、建构精神、升华思想，驱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一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在明确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的同时，并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何以如此呢？就因为社会科学是以认知、思想、价值、意义、精神、理念、思维方式和研判能力等直接作用于人，并通过人的创造性劳动而使社会不断地趋于文明和进步。这个过程，不仅使“人”脱离了动物群落，成为一个独立的“类”，并赋有了精神特质。同时也使社会渐次走出原始状态，变得越来越智慧、越文明、越理性。这个实现过程对人和人类社会来说，均具有“飞跃”价值和本质意义，而它却恰恰正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功能体现。因为人之所以是“人”，除了生理禀赋和物质需求外，更本质的体现就在于人有智慧和道德，有观念和理性，有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有创造能力与创新精神。而这一切又恰恰是构成社会文明和驱动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与主导力量。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理念思维的前因和后果均萃集和聚焦于事物的价值与意义，并从中凝铸和抽象出精神与思想。而也正是这精神与思想成为了人区别于任何其他动物的鲜明标识和根本分野。荀子说过：“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有义，所以最为天下贵。”显然，人之“贵”，惟为有“义”，而义则就是思想、智慧、价值、品格、精神和目标的集合体，就是人的品位与特质的典范化凝聚与体现。儒文化讲“仁义”，而“仁”是对和合的体现，“义”是对奉献的追求，二者的深层意涵即为智慧与文明，而用以表达和标示智慧与文明的载体，则是思想、精神、价值和意义。

正因为社会科学旨在观照人和关注社会，并通过这种观照和关注而赋予人和社会以智慧的元素与文明的粹质。所以，凡是人和以人为主体的社会所关涉的领域，社会科学便都会悉数顾及和深度切入，并因此而使之秉有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人性光耀与社会担当，且以积淀和升华先进思想、高尚精神、价值理念与人格魅力为天职、为已任。正是社会科学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社会的解析和对人性的开掘，才使意义得以阐明，价值得以研判，思想得以提升，精神得以激扬。而这，则又正是作为人和作为社会的本来要素与本质特征。正所谓“为学之道，必本于思。”“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为什么呢？惟因“学”与“道”从来就是一种因果感应、相生互熠的关系。社会科学的本质是为“学”，而其功用则必定和必然是为“道”。简而言之，也就是所有社会科学都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其所形成和产生的功能与效应则始终都是智慧、文明、理念、道德、思想和精神，并因此而使哲学社会科学永远成为时代、社会、历史和文明的尺度与标识，而研判确谬、厘清是非、追求真理、扬励美善，则始终是社会科学的责任担当与崇高使命。这就不仅要求社会科学成果本身必须具有鲜明而先进的历史观、时代性、实践意义和引领功能，而且更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坚持正确方向和问题导向，必须坚守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必须在变革社会的创造性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丰富真理、发展真理，因为发现、发展、质证、坚守、弘扬、传播真理，永远都是社会科学的神圣职责与崇高使命。一如对马克思主义的确信、坚守、丰富和应用，就是社会科学最重要、最常态化的工作内容与目标追求。因为历史和实践早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它给我们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我们得以更准确、更全面、更深入、更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有了这个认知前提和科学方法，无论面对多么复杂的形势和何等遽变的实践，我们就都会心中有谱，脚下有砥，始终充满信念与定力，在回答和诠释现实提出的任何疑难问题时，都会思路清晰、见识卓著、是非清楚、处置恰切，而绝不致变为墙头草、风摆柳，做了“跟跟族”、“哈哈派”。因为马克思主义足以使我们心明眼亮是非清，浑身是胆雄纠纠。这就是社会科学的作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它不仅使我们有理想、有目标、有信念、有定力，而且能从根柢上为我们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使我们在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同时，更赋予了我们敏锐识别和准确判定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新自由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谬论的火眼金睛，让我们永远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面向世界，彰显自我，不断地为人类做出新的和大的贡献。

二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通常都是以理论的形式出现的，并通过理论的途径、运用理论的方式而为现实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服务。但由于社会是发展变化着的，人和人的生存状态与工作环境也是发展变化着的，这就要求社会科学自身，亦即理论自身，必须不断深化和优化、实现提升与创新。只有始终保持理论之树常青，才能使社会科学事业恒久地呈现出鲜花盈枝、硕果飘香的繁荣兴旺景象。

不过，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既要从创新中实现提升和发展，又要警惕和避免陷入创新的迷思之中：即一如轻率地睽离“老祖宗”，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如武断地否定传统，任意割断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再如盲目地宠信“西学”，乃至出现言必称“西”、唯“西”是举、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洋奴思想，甚至将所谓的“西式民主”奉为举世共守的“天条”。这些迷思的出现，大抵由于既没有认清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与精神内曜，又没有分清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原则分野与形质差异，以致被形而上学的方法论所拘泥、所钳制。

其实，马克思主义既是原则，又是根本，但同时它还始终是一个理论的活体与实践的酵体。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既然如此，马克思主义当然永远不会陈旧、不会僵化、不会过时，只会一如既往生气勃勃地直面现实、引领方向、指导实践、解决问题。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和方法便始终会同现实社会变革中的一切实践活动发生热效应，产生新感应，形成同步共振，出现同频耦合。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生命不老、青春永驻的“秘密”所在。也正因为如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永远都是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和发展，在发展中加以坚守和尊奉。是啊，马克思作为我们的“老祖宗”而反被西方世界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这不就更充分说明对于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的广泛赞许与高度认同么！

创新是引领变革和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所以创新实践便具有普遍意义和广泛的适用性。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创新却迥然不同。自然科学的创新通常是以否定的替代已有成果为目的、为前提的。比如爱因斯坦只有超过牛顿，他的创新才有价值和意义。而社会科学的创新却通常都是在传统基础上进行的，其目的不是要否定和替代传统，而大多都是对传统的更新、丰富和完善，甚至常常会与传统并存互熠，各自体现着不同的价值与意义，形成“老树新花竞秀妍，旧浪新波共蹁跹”的可喜局面。例如经济理论再发展，也无法取代《资本论》； 小说创作再繁荣，也不能否定《红楼梦》，哲学理论再发达，也抵消不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乃或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正因为为样，从“轴心时代”到欧洲的文艺复兴，再到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便具有了永恒的价值与意义。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自然科学创新的目标追求和价值索取，惟在于“物”的进步与实用，而社会科学的创新则是专注于思想的生成、精神的升华与意义的发现。这就形成了自然科学在创新中对传统的否定与排斥，而社会科学则往往是只有借重传统才能更好地实现创新。认识论研究发现，社会科学的突破性创新往往都发生在传统深厚、学理优渥的地方，其道理就在于“水之积也不深，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劲，则其负大翼也无能。”而传统则就正是这能负大舟而使其远航的深水和能负大翼而使之高飞的飙风。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社会科学，既是不忘根本的，又是锐意创新的；既是尊奉传统的，又是广泛包容的。我们有决心坚守马克思主义，有信心发扬传统精神，有能力萃取一切优秀的域外思想理论成果为我所融、为我所用，从而全方位、深层次、高水平地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全面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大繁荣。伟大的实践和深刻的变革，定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期待和要求的那样：“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2016.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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