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承前启后，既是经济建设的延伸和深化，又是民主政治和党的建设的基础和铺垫。把社会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一方面能够解决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确保初战告捷，凝聚民心；另一方面又能引领经济、政治改革，重新凝聚新的增长动力，重构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建设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是中国后来居上的法宝，是共产党凝聚人心的旗帜，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人间正道。

 

新中国实现了罕见的长期经济增长，当前又面临全面深化改革、凝聚新增长动力的任务。“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是什么？“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在哪里？如何形成新的增长动力？目前看来，仅在经济领域就事论事，无法作出满意回答，必须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和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交互作用。

我们认为，“中国道路”与其说特殊在经济发展道路，不如说特殊在社会发展道路。社会革命先于经济革命、社会建设促进经济建设，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共同经验，是中国道路成功的特殊秘诀之一，是“中国特色”的特之所在，也是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凝聚新增长动力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市场扩张和社会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两大历史运动

市场机制带来了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市场经济不能在真空中运行，经济体制不能脱离人类社会而存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建设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

一方面，市场经济健康运行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包括：首先是以健康、教育为标志的人的自身全面发展，否则人们就没有能力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其次是比较公平的社会，这是公平竞争的起点。一个贫富悬殊、阶层分化的社会，市场机制只会被强势利益集团所操纵，成为掠夺弱势群体的工具，形成“坏的市场经济”。社会公平还能够扩大有效需求，而贫富悬殊的社会往往购买力不足。第三是一定水平的社会保障，以实现互助互济，减轻自然和市场风险对人们的伤害。第四是完善的社会组织，以避免人们被市场冲击成原子化的个体，使之参与社会协商等政治活动，通过集体协作维护自身利益[3]。

另一方面，市场的扩张又会反过来侵蚀其社会基础，导致对社会、对人自身发展的破坏，带来贫富分化、传统社会结构瓦解、公共事业市场化、基本权利不平等等后果。这不仅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而且破坏生产力，到一定程度会使市场经济无法继续运行。特别是，劳动力和土地进入自由市场，尤其会侵蚀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人和土地不仅仅是生产要素，而是具有多重属性。人是有血有肉的生命，需要社会文化精神生活。土地是保障的网底、生态的屏障、文化的载体、乡愁的寄托。纯粹的自由市场，把人和土地的社会属性统统忽略，变成单纯的生产要素，引起生态破坏、土地兼并、农村流民、劳资矛盾、血汗工厂等社会问题。当社会成员忍受不了这些问题时，就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社会保护运动”，通过政府干预、福利慈善甚至暴力革命等方式，校正市场失灵，限制市场的力量无限发展，对基本民生、社会、文化、生态进行保护。社会保护运动又会为新一轮市场扩张创造条件[4]。

因此，近代人类社会始终存在两方面的运动。一方面是市场扩张，另一方面是市场扩张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社会保护运动”。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大致有三次这样的大周期。

第一个周期是工业革命到19世纪末。工业革命引起市场化高速发展，资产阶级政府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和工人的社会救济，强行把劳动力和土地变为商品，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同时，给大众带来了深重灾难。19世纪50年代起，大规模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各国政府相继允许工人成立工会、出台最低工资法、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等，缓和了社会矛盾。

第二个周期是19世纪末到二战后。由于社会矛盾缓和，市场化、全球化又迎来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大危机，并爆发两次世界大战。这次危机也波及到中国，造成了民族工商业和小农经济广泛破产。二战后，社会主义运动对全球产生巨大影响，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欧美普遍学习社会主义经验和优势，经历了企业国有化、建设福利国家、社会改革、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缓和了社会矛盾。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新独立国家强调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缩小了南北差距。

第三个周期是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削减社会保障成为政策主流，表面上带来了20年经济高速增长，但却导致各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相继爆发亚洲金融危机、拉美债务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东欧和拉美国家接受一些国际组织推行的自由经济理念，导致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经济主权丧失，社会保障崩溃，许多执政多年的政党下台。（当时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要吸取拉美的教训）。自21世纪以来，拉美开始“向左转”，政策面向基层民众倾斜，有代表性的政治家包括巴西的卢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等。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也开始“左转”进程，新一轮社会保护运动正在兴起。

纵观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是一个市场扩张和“保护性运动”此消彼长的过程。市场经济和社会建设互相促进，相辅相成。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发展历史，也是这一世界趋势的组成部分。

 

社会革命先于经济建设，“中国道路”独特的成功经验

研究中国经济有两个难题：一是“李约瑟之谜”，即传统中国GDP世界领先，但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二是“中国奇迹之谜”，即新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动力是什么？目前的理论尚未作出满意回答。我们认为，社会革命先于经济建设，打破传统社会结构对经济起飞的束缚，是这两个问题的共同答案。

旧中国的深重灾难，本质上是全球自由市场对中国的冲击所致，是广义上的“市场失灵”。而新中国的社会建设，是全球“社会保护运动”的一部分。从发达国家来看，先搞工业革命，再搞社会建设，是一个普遍规律。中国也曾试图走这条路，但是却失败了。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特别是洋务运动和国民政府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技术、现代工业等要素在中国都已大规模出现，但是却未能启动现代化进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现代经济的比例不到10%，仍是典型的农业国[5]。而中国共产党用20多年时间，就初步实现了工业化[6]。旧中国未能启动工业化，主要障碍不是经济因素，而是社会因素：既没有突破传统社会结构对经济起飞的束缚，也未能抵御全球自由市场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冲击。

在一个农业国启动工业化，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足够的初始资本积累；二是技术和人力资源；三是保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国是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国家，农业产量仅够勉强糊口，清政府和国民党分别依靠封建士绅、工商资本家和官僚资本推进工业化，造成农村剧烈的贫富分化。再加上外国资本和产品的冲击，大量农户和小工商业者破产，使现代化进程中断，工业部门主要操纵在外国人手里，成为殖民地经济，连国家安全都难以保证，谈何发展。旧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文盲率80%以上，政府软弱无力，无从改善人力资本。历史证明，对外加入全球自由市场，对内依靠私人资本和自由市场，是无法启动中国工业化的。这也是发展中大国的共同教训。早期工业化国家之所以可以“先工业革命再社会建设”，是因为欧美的人地矛盾本来就比中国和缓，还可以通过海外殖民等方式转移国内的社会矛盾，而后发展的大国已经没有这些条件了。

这一宿命终于由中国共产党打破了。新中国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那就是，在社会革命基础上启动经济建设，通过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为实现现代化扫清障碍。

第一，把农村组织起来，打破小农经济的低水平均衡，兼顾为工业化提供资源和保护农民利益两大目标。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具有多方面的职能：一是通过粮食统购统销，大规模而又相对平均地从农村提取剩余产品，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来源。二是组织集体劳动，进行农田水利、开荒等基础建设，在机械、化肥等要素尚不能大规模供给的情况下提高农业产量。三是组织农村救灾救济和医疗、教育、养老、治安等公共事业，保障农村基本民生。四是组织村民自治和社会管理。这些做法改变了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结构，避免了士绅、豪强、工商资本对农民的剥夺，在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的同时确保了农村稳定和民生改善。这一时期，农村并非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食不果腹、懒汉遍地，而是实现了灌溉面积增加两倍[7]，水库总库容量增加20倍[8]，农业机械化普及率超过中等收入国家[9]，粮食亩产翻一番多[10]。这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巨额的资本积累，并且避免了恶性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为工业化和改革开放创造了最重要的社会条件。如果不是把农村组织起来，小农经济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第二，建立“保基本、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使得“高积累、低消费”成为可能。百年中国梦首先是民族独立的梦，这决定了中国工业化只能主要靠国内积累，依靠外援迟早要付出代价。为了在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同时不影响基本民生，新中国依托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在城乡均建立了包括医疗、养老、住房、工伤、丧葬、抚恤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人民不必为基本民生担忧，使大规模集中积累发展重工业成为可能。这一时期，尽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但这是“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地基，是“筚路蓝缕启山林”的创业。中国超越西方国家“先实现现代化、再搞社会保障”的发展模式，在工业化早期就建立社会保障，这是确保快速工业化的又一因素。

第三，实行人力资本优先发展。以健康、教育和性别平等为主要标志的人力资本发展水平滞后，使世界许多国家陷入贫困陷阱，呈现“穷、愚、病”的恶性循环。新中国把医疗、教育和妇女解放作为重大政治问题，在毛泽东“教育要革命”、“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下，优质资源向基层和农村倾斜，避免了精英教育和资本密集型的医疗模式。通过发挥集体协作的优势，创造了以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和民办教育为主的低成本而有效的技术路线，普及了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教育和国民健康水平大幅度跃升，人均预期寿命从建国前35岁增加到70年代末68岁，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初级卫生保健的唯一典范”，向全世界推广。青壮年文盲率从1949年80%下降到1981年15%左右[11]，1979年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3％，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高30个百分点，接近发达国家。妇女解放走在世界前列，“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社会共识，妇女就业人数从1949年60万增加到1977年2036万[12]。70年代中期妇女初婚年龄已达到22岁，比主要发展中国家提前20年，妇女地位的提高，改善了家庭教育和健康水平。这些成就，使得昔日的“东亚病夫”，成长为一支有文化、守纪律、年纪轻、身体好的产业工人和新型农民队伍，为后来的发展积累了长达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成为支撑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有生力量[13]。

第四，通过组织集体协作，弥补了资本和技术的不足。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许多事没人干，许多人没事干”，资本技术短缺和失业并存。新中国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建立了高度组织化、扁平化的社会，组织大规模集体协作，弥补资本和技术的不足。人民公社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从事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大规模集体协作和攻关，突破技术瓶颈。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运十大飞机等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都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协作取得的，从而跃出了落后国家资本和技术短缺的陷阱。这一切，如果没有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是无法做到的。

第五，社会革命打破了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普及了平等文化，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激励。正如韦伯认为新教运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荡涤了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是一次大规模的平民化运动。“人民创造历史、劳动者最光荣”的理念，“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的经济民主探索，“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作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愿景，都从根本上改造了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当然，打破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非朝夕之力，这方面成果也不彻底。但毕竟，这一时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平等，使劳动者获得“为自己劳动”的主人翁心态，在经济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数以千亿方计的水利土方，是工人农民低工资甚至无偿完成的，如果没有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样强大的精神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通过社会革命和建设，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公平、有保障、有组织力的扁平化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贫富悬殊、脆弱和充满风险的社会结构，让千百年来被侮辱被损害的平民百姓有工作、有尊严、有安全感、有希望。这是共产党能够启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原因。1952年到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高于世界同期的3%[14]；1978年我国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形成了完整配套的工业体系。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两个时期不能相互否定”的内涵之一[15]。

今天有人认为，共产党搞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中断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耽误了现代化的时间。这话恰恰说反了。1840年以后，历史给了中国一百多年时间走向资本主义，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从未发展起来，而是在封建束缚和外资压迫下不断夭折。反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为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要无产阶级来领导的道理[16]。

 

前30年打下的社会基础，助推后30年的经济起飞

市场经济促进了改革以来的快速增长，这一成就不容否定。但是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很多，其中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也为数不少。因此，还要进一步回答，中国的市场经济特殊在哪里？

中国式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在市场化改革之前就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保护运动”，建立了完善的社会基础，从而使得中国在市场经济初期比西方国家这一时期的发展要高速、平稳和公平。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为改革提供了公平的起点和强劲的内需。19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只有0.18[17]，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没有任何强势利益集团，市场经济有公平的起点，是比较接近理想状态的市场经济，工人、农民、私营企业主都能从市场化改革中获益。公平还有利于扩大内需，一结束前30年“高积累低消费”的国民分配格局，就表现出强大的国内需求，80年代消费品市场迅速扩张。直到90年代末，由于一般消费品消费接近饱和、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保障不完善等原因，才开始出现内需不足。

第二，健康和教育水平跃升，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支取之不竭的产业后备军。1980年代初，我国是一个“拥有第一世界人力资本的第三世界国家”[18]，为“世界工厂”提供了一支几乎取之不竭的产业后备军，支撑了中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大规模扩张。印度裔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优势是由其改革以前的基础所产生的，而不是改革带来的[19]。随着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过剩，现在这一红利已经耗尽，需要重新提升人力资本。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降低了劳动力成本。改革前，我国已经有了低成本、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劳动保障制度仍然低成本地有效运行，而且覆盖职工及其家属，使得民营企业雇用工人可以“搭便车”，不需要支付劳动保障成本。公共服务部门的市场化尚未开始，医疗、教育、住房的成本较低，使得企业可以用较低的工资水平雇用工人，从而形成所谓“低劳动力成本”优势。

第四，农村集体组织的遗产，支持了农村和城镇化发展。1970年代依托集体组织开办的社队企业，是乡镇企业的前身。集体经济时期兴修的农田水利设施，在改革开放后一直持续发挥作用。这些因素加上包产到户，使得80年代农村的农业和乡镇企业都获得快速发展。农村集体土地和宅基地为农民提供了基本保障，成为大规模劳动力转移的蓄水池和保障线。集体土地为城镇化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廉价的土地来源。

第五，社会建设的成就为改革提供了政治资源和民意基础。改革初期，公平的社会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改革的普惠性使党和政府具有崇高威信，成为推进改革的政治资源和社会基础。在计划生育、国企改革等问题上，许多群众怀着长期形成的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愿意主动牺牲自己，为国分忧。而一旦群众感受到有的改革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就会形成对改革的怀疑甚至抵触。

概言之，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之前，已经进行了规模广泛的“社会保护运动”，从而能够平稳引入市场机制，兼顾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改革开放初期成为人们记忆中“凯歌行进”的时代，就是因为改革前已经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使得改革成为普惠性的改革。而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原有的社会基础不断耗散削弱，改革越来越难兼顾各个阶层的利益。正如习近平所说，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20]。

 

新的社会建设不足，导致经济社会发展日益不平衡

市场经济和社会基础的关系，犹如人和空气、鱼和水。当人生活在空气中，感觉不到空气存在，只有失去之后才感到痛苦。改革初期，人们只意识到市场的作用，而看不到社会基础对市场经济的反作用，概由于此。由于把改革成就一概归结于市场经济，导致把市场原则引入社会和民生领域，原有的社会基础不断耗散，新的社会建设力度不足，造成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最终制约经济增长。对此，应当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反思：

第一，农村组织化程度下降，加重三农问题。包产到户后，许多地方的集体组织功能已经名存实亡。当包产到户的制度红利发挥殆尽，小农经济结构的弱点就显现出来。单个农户面临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抗风险能力弱，谷贱伤农的情况在所难免。农村社会组织瓦解之后，公共事务荒废，大量劳动力外出，农村空心化，基层治安和治理状况恶化。新世纪以来反哺农业力度加大，但由于农村社会组织不健全，许多惠农政策无法真正落实到有急切需要的农户身上。

第二，企业社会责任弱化，劳动收入过低，强化了对粗放发展方式的依赖。同改革前公平的收入分配相比，改革之后的劳资差距拉大，劳动收入在分配中的份额不断降低。地方政府实行亲资本政策，靠压低工资、社保标准招商引资；企业依靠压低工资维持利润率，看似在世界市场获得“竞争优势”，但却限制了工人收入，压抑了消费需求，更遑论投资于教育培训，提高人力资源水平。在收入差异过大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基本民生，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扩大投资来确保就业和稳定，致使经济日益依赖低水平重复投资和出口。据估计[21]，2003-2009年私有企业社会欠账超过4.1万亿元，占同一时期全国劳动报酬总额的6%，相当于2009年当年GDP的14%。如果承担社会欠账，提高工人收入和保障而扩大内需，每年可创造3%-5%的GDP增长。

第三，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公共服务市场化，压抑了内需。80年代以来，政府卫生投入减少，医疗机构逐利行为增强，至今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仅有中低收入国家的一半[22]。教育的不公平和以应试为目标的竞争愈演愈烈，也间接增加了家庭支出。投机性住房需求暴涨，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这“三座大山”增加了家庭负担和不确定性，导致大量预防性储蓄，不但提高了劳动力成本，而且压抑了国内需求。2013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7，濒临影响社会稳定的警戒线边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也导致内需不足。我国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储蓄率高达66.5%，而45%的家庭当年没有任何储蓄[23]，已经成为扩大内需的障碍。

第四，社会领域欠账，制约建设创新型国家。一方面，社会保障的瓦解不利于激励企业和个人创新。只有在一个基本保障完善的社会，企业和个人才会去冒风险进行创新。在不确定性强的社会，则倾向于“挣快钱”。北欧国家是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最完善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具有创新活力的地区之一。另一方面，创新型国家还需要一支高技能的工人队伍。目前我国工人队伍以农民工为主，教育基础薄弱，由于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企业过于依赖低成本劳动力，也窒息了创新活力。

第五，社会阶层分化，影响人民对改革的信心。社会阶层严重分化和对立之下，强势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改革决策，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对改革的参与和话语权微弱。这既影响人民对改革的认同，也难以保证改革成果惠及大多数人。

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已经受到冲击。社会组织瓦解、社会保障削弱、社会差距拉大，这些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而且日益使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走向“坏的市场经济”，削弱经济增长的潜力。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社会建设的“欠账”，并进行了有成效的“社会保护运动”，相继实行西部大开发、低保、教育、医疗和养老改革等。以医改为例，我国用不到三年的时间，完成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与美国医改举步维艰形成鲜明对比[24]。但是，这些成就仍然是初步的，而且面临重重阻力，社会建设滞后的状况尚未根本扭转，侵蚀社会基础的力量仍然远远大于维护社会基础的力量。

 

 

社会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理想突破口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规划了全面深化改革。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先做什么，再做什么，选择什么作为突破口、切入点，关系到改革成败。社会建设承前启后，既是经济建设的延伸和深化，又是民主政治和党的建设的基础和铺垫。把社会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一方面能够解决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确保初战告捷，凝聚民心；另一方面又能引领经济、政治改革，重新凝聚新的增长动力，重构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建设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建设是中国走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必然选择。现有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那种依靠建立殖民地输出社会矛盾，先搞圈地运动和血汗工厂，再回过头完善社会保障的道路，今天世界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发展中国家再走一遍。中国如果走这条路，就必然是死路一条。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避免把西方经历过的血汗工厂、生态破坏、劳资矛盾、民生凋敝的老路再走一遍，能不能在不损害社会公平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走出一条新路？中国的实践表明，重视社会建设，特别是在社会矛盾尚未激化的情况下就搞好社会建设、避免自由市场对社会带来的破坏性冲击，是必由之路。

社会建设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基础。稳定的社会保障，公平的收入分配，有利于稳定居民预期，增加消费，化解产能过剩。据研究，医保全覆盖总体上使居民消费提高7%，相当于每年释放1.3万亿元消费能力，远超过政府财政投入[25]。社会事业本身也是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养老、护理、教育、心理咨询、群众文化、全民健身方面，都能够容纳大量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储备。

社会建设是协商民主的基础和抓手。建设民主政治，需要有公平的收入分配、完善的公共服务、稳固的社会组织，这样才能真正扩大全体人民的政治参与，培养理性、有序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从卫生、教育、社保这些人人都关心的领域入手，建立政府和普通群众直接对话的机制，扩大人民群众的直接政治参与，既便于操作，又能扩大影响、提高政府威信，还能培养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精神和能力，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极为有益的。

社会建设有利于在短期内恢复人民对改革的信心。长期以来，由于社会领域“欠账”，不少群众未能充分感受到改革成果，对改革失去了认同感。社会建设的一系列措施，对象是最基层的群众，保护的是最基层群众的利益，是一种普惠性的改革。这样的措施能增加群众对改革的认同感，缓解社会矛盾，增强政府的公信力，为深水区改革提供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这将有利于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使改革真正成为“为多数人的改革”，从而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

 

加强社会建设，做几件人民关心的事情

上述分析可见，社会建设和市场经济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当前我国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一些领域用经济改革的思路指导社会改革，导致南辕北辙。社会建设有自身规律，必须摈弃唯经济思维，加强顶层设计和推动，从人民关心的领域入手，深化社会建设，特别是在近期做几件人民关心的事情。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第一，扭转忽视社会建设的思想。目前，少数地方和部门对社会建设仅仅理解为和满足于“守住底线不出事”，这不足以达到社会建设的目标。社会领域的投入，不仅是保障性投入，也是生产性投入。社会建设不能“消极防御”，而要“积极进攻”，才能起到推动其他改革的作用。要让各级干部都认识到“民生也是硬道理，公平就是生产力”，把社会建设同经济建设一样纳入政绩考核。

第二，把社会建设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设计。中央专门召开一次全会，对社会建设做出全局部署；每年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配套召开“中央社会建设工作会议”。在全面深化改革小组中成立社会建设工作小组，从领导配置、部门设置等方面，进一步提高对社会建设的重视程度。明确把“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范围限制在经济领域，避免用自由市场思维指导社会建设。

第三，以反腐败行动为契机，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腐败现象的一大根源是权力和资本合作，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可以以当前反腐败行动为契机，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幅调整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比例，提高劳动者收入。

第四，下决心、出重手扭转医疗领域市场化倾向。近年来虽然对医疗部门增加了财政投入，但其运行机制仍然是市场化、商业化的，医疗机构仍然以逐利为目标，过度诊疗、药品回扣愈演愈烈。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在不增加（甚至节约）财政投入的情况下，大幅提高人民受益水平。可以开展一次药品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整治活动，像当年禁止军队经商那样，以壮士断腕的魄力取消以药补医机制，加快公立医院改革，实现较高水平的全民医保，真正让群众感受到负担下降。

第五，面向全体农民工大规模开展继续教育。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短缺，是制约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一大瓶颈。当前正处于结构调整的攻坚阶段，应以举办“农民工大学”、开展远程教育等方式，面向农民工开展大规模的继续教育，以弥补多年来的教育“欠账”，还可以解决结构调整中的暂时失业问题。同时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加强校企合作，加大职业教育投入，使教育和生产劳动深入融合。

第六，把重建农村基层组织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选择。邓小平1990年就曾提出农业改革与发展“两个飞跃”的设想。当前，农村社会组织不健全是制约三农问题全局的瓶颈，没有健全的农村社会组织和社会管理，国家的一切好政策都难以在基层真正落实。目前多数地方的农村合作组织，实际上还是先富起来的少数农户和城镇工商企业主导，无法达到让大多数农民参与，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职能。建议在浙江等地实践的基础上，引导和支持农村建立具有经济、金融、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监督等综合性职能的新型农村合作组织，使之成为维护农民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平台。

第七，走群众路线，在社会建设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十分慎重。而从社会领域入手，既能得到群众的积极参与，又风险可控。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的重大改革、公共服务部门的管理监督方面，应组织当地群众代表参与，并通过大众媒体和网络扩大参与平台，建立政府和普通群众直接对话的机制，以培养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精神，缓解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对立情绪，为改革营造良好的氛围。这其实就是实实在在的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

回顾历史，孙中山早年游历欧美，亲眼目睹尖锐的社会矛盾，提出“社会革命先于经济革命”的设想[26]，并在晚年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毛泽东终生致力于走出一条公平与效率并重、实现现代化的同时避免两极分化的道路，防止普通劳动者再次沦为社会底层。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中国共产党几代人的努力奋斗，就是要让中国跳出王朝兴衰轮回的历史周期律，避免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巨大代价，走出一条新路，建立一个永远属于人民的国家。

从清政府到国民党，都不缺资金、技术、市场和精英人才，但是他们没有意识、能力和动力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因而不可能带领中华民族走上现代化之路。中国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其自身不可替代的特质：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遵循，20多年革命战争建立的群众基础、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以及以群众路线为代表的优良作风。中共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是因为这个党相信人民创造历史，要为盗跖庄屩正名，不做五帝三皇的无涯过客[27]；是因为这个党既不迷信美国专家，也不迷信苏联顾问，而是牢牢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坚实大地；是因为这个党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始终是“社会保护运动”的思想和动力来源。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850年代的第一次“社会保护运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诞生于20世纪上半叶第二次“社会保护运动”。20世纪后半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社会改革、建立社会福利体系，不是良心发现，而是受到两大阵营制度竞争的推动。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社会改革实现快速发展，显示出新制度的优越性，推动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改良。2008年金融危机引起的第三次“社会保护运动”，也伴随着西方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当代各国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各异，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扩大劳动者的经济和政治权利、限制资本特权、保障基本社会福利，等等，仍然是引导各国人民为争取一个更加美好新世界而努力的旗帜。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金融危机以来，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遇到了危机。中国提出“道路自信”，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确实是任何一条老路都走不通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发展中大国沿袭西方模式实现现代化的先例。走一条新路，固然比照搬任何一种“普世模式”更加辛苦，难免会有曲折甚至牺牲。但中国的问题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只能用中国式的办法来解决。集成传统智慧、自身经验和现代文明，升华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做出的更大贡献。

当前，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形势越复杂严峻，就越要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认识规律、看清方向。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是中国后来居上的法宝，是共产党凝聚人心的旗帜，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人间正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历史经验和理论逻辑的统一。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解决现实问题的理性选择。随着对旧有发展模式的反思，新一轮“社会保护运动”的高潮在中国已经呼之欲出。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一定能在这条道路上书写新的历史。

“春回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伊始就坚持走群众路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社会公平正义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思想和举措深得民心。这就是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这就是中国人的道路自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希望之所在。

 

 

[1] 关键词：社会建设、社会保护运动、中国道路、全面深化改革

[2] 李玲，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江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3] 关于社会公平、市场失灵同经济发展关系的有关理论，可参见J. Stigelitz《公共部门经济学》。

[4] 关于市场扩张和“保护性运动”的基本概念，可参见《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英）卡尔·波兰尼著，冯钢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及其失败，可参见《自由市场的坠落》，（美）斯蒂格利茨著，李俊青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

[5] 参见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第74页。

[6] 对于这种差别，用战争的结束来解释是不成立的，虽然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战火不断，但是相对和平的时期和地区仍是多数。而新中国成立之后，仍长期处在战争和备战环境中，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中印战争以及和苏联的军事对峙等多次局部战争或备战。

[7] 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8]全国水库库容由解放前200亿方增加到1976年4200亿方，灌溉面积比例由1952 年的18.5%提高到1978年的45.2%。参见董忠《下决心解决农田水利建设滞后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观察》，2011年第2期，第11页。

[9] 70年代按照毛泽东“五七指示”发展社队工业，使农业机械化迅速普及，1970到1980年农业机械普及率从每平方公里10马力跃升至80马力，远高于当时低收入国家（15马力）和中等收入国家（60马力）。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计算。

[10] 1976年亩产477斤，1952年231斤，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数据计算。

[11] 见《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577-580页详述。

[12] 后者仅指全民所有制单位，引自《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

[13] 参见李玲等《人力资本、经济奇迹与中国模式》，载于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236页。

[14] 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的数据计算。

[15] 习近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人民日报》 2013年1月6日。

[16] 多说一句，倒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之后，真正出现了“走资”还是“走社”的问题，因为这时候“走资”也确实有条件了。

[17] 丁冰，当前我国基尼系数过大的主要原因何在，当代经济研究，2007，12。

[18] 文佳筠：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商务周刊》2006年2月。

[19] 阿玛蒂亚森：在国际社会发展联合会第15届研讨会上的演讲，http://www.guancha.cn/AMaDiYa·Sen/2013_01_08_118825.shtml。

[20] 《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新华社俄罗斯索契2014年2月8日电。

[21] 这一估算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私企欠账问题课题组：《生存工资、超时劳动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2012年3月。

[22]我国2011年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为5.8%，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平均分别为13.3%、11.5%、9.8%和10.0%。

[23] 2014年1月6日《财经》杂志，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hgds/20140106/184717859407.shtml 。

[24] 参见孙志刚：《积极稳妥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切实减轻人民群众看病就医负担》，2012年9月3日，载国务院医改办网站：http://www.sdpc.gov.cn/shfz/yywstzgg/ygdt/t20120904_503697.htm 。

[25] 甘犁等:《基本医疗保险对促进家庭消费的影响》，经济研究2010年增刊。居民消费根据2011年商务部统计全国居民消费总量18万亿元计算。

[26] 孙中山在1912年3月赴广东前对同盟会会员的演讲《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阐述了这一观点，引自中山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影印文章。

[27] 引自毛泽东《贺新郎·读史》，“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五帝三皇和盗跖庄屩分别指精英史观和人民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