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党在取得政权后，怎样有效地执掌政权、治理国家，是一个历史性、世界性的课题。

20年前，也就是1985年3月，苏共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今年是戈领导苏共开始所谓改革20年。因此，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谈一下关于苏联、苏共和俄罗斯问题。主要讲三方面的问题：

一、戈尔巴乔夫时期，一个强大的74年执政历史的政党－苏共是如何在思想上走向自我毁灭的。

二、叶利钦时期的政治自由化和经济私有化运动怎样使一个大国在政治上变成一盘散沙、经济上变成一蹶不振的。

三、普京如何面对社会遗产，进行治理和整顿，探索俄罗斯发展之路，应对白桦革命的。

也就是从三个方面——思想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解读20年来苏联－俄罗斯社会。纵向进行三个历史时期的对比，横向进行中俄比较分析。

分析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和苏联是为了观察一个政党丧失自己的执政地位，甚至走向自我毁灭的；分析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是为了判断走另一条相反的道路究竟通不通，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分析普京时期的俄罗斯是为了体会如何应对挑战，坚定信心，走自己之路。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已经14年了，人们可以罗列或归纳出不少导致苏联解体或苏共垮台的原因。有的人习惯寻找苏联解体的历史渊源：说苏联就象一个帝国，垮台是必然的；有人追根溯源到十月革命，认为十月革命走错路了；也有的人着重分析苏联高层领导人的政策选择，讨论戈尔巴乔夫当时走的路到底对不对，怎么把苏联搞垮的；也有的同志关注体制问题，认为苏联解体源于斯大林过去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还有的同志强调其他客观原因，如民族问题、1986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遇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阿富汗战争等等；有人也从苏联对外霸权和对外关系上解释苏联解体的原因。

在戈氏改革20年之际，俄罗斯最新社会调查显示，44％也就是近一半的俄罗斯人认为，苏共改革失败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领导造成的。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导致了三个后果：1、国家的解体；2、制度的更替，即社会主义的苏联被一种资本主义所替代，当然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有争论的，有人说俄罗斯形成了一种寡头的、犯罪的、野蛮的资本主义；3、作为执政党、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党——苏联共产党也垮台了。

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是在有着300多年历史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经济政治挤压下探索前进。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及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前后，苏共以及群众坚定信仰，昂扬的斗志。苏联人民满怀精神和豪情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工业化，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法西斯，成为社会主义强国。虽然后期思想领域出现了僵化和教条，但决不至于在思想上分裂、乃至一败涂地。正是苏共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思想上一步步落入陷阱，失去理想和信仰，丢掉原则，失去灵魂，成为“泥足巨人”，最后被彻底击跨，一败涂地。

苏共失败原因体现在思想领域许多方面，如信仰、指导思想、理论武装及研究、文化、教育、宣传思想政治工作、舆论、历史观、道德及价值取向等。在这里，我主要讲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指导思想和组织领导问题；二是思想界和知识界的变化问题；三是政治思潮和舆论导向的问题。

1983年，尼克松在考察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人已经失去信仰。正在崛起的一代领导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务实派。戈尔巴乔夫在自传中曾经写到，他自己最重要的思想转变是在1985年上台以后。特别是在1987年和1988年，他的变化特别大，可以说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戈尔巴乔夫[1]自己承认，正是1987－1988年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实际上，据戈尔巴乔夫最亲近的一位助手阿·切尔尼亚耶夫回忆，“戈尔巴乔夫早在来莫斯科任职前，内心深处就作好来摧毁马列主义正统思想的准备。”[2]为达到目的，他开始阅读各种地下出版物及助手们挑选和推荐的一些内部读物和翻译作品。他自白道，随着经验的积累，变得明确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袭击我国的危机并非局部，而是整个制度的性质。发展的逻辑使我们认识到，即不是应该完善整个制度，而是攻入他的基础本身。[3] 他写道：“1988年我们意识到，必须对制度本身进行根本改革。由此进入了内容丰富的第二阶段的改革，这应立足于另一些意识形态观点，其基础就是社会民主思想。”[4]

戈尔巴乔夫提出：“我们肯定舆论多元化，摈弃精神垄断的做法。”[5]戈尔巴乔夫所谓破除精神垄断和推行多元化说法实际上就是放弃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搞放任自流。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改革刚刚起步，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对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和内容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一个政党领袖带头背弃党的信仰，思想上逐渐脱离了建党原则，精神上盲目信仰西方模式，行动上过分幻想和依赖西方的援助，苏共的命运已在劫难逃。

1990年夏，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已经决定要抛开党。苏共28大会议期间，他在回答自己多年的助手阿·切尔尼亚夫时说：“听着，托利亚，我……许多人像是约好了一样，都说服我甩掉总书记一职。可你要明白：这个讨厌至极的疯狗不能松开绳子。如果我这样干了，那这个庞然大物就会全部反对我”。有关戈尔巴乔夫要摆脱党的思想，身为亲密助手的阿·切尔尼亚夫在1993年和1998年两次回忆录中透露。只是在1998年用“怪物”一词代替了“狗”。[6]

为更好地贯彻自己的意图，戈尔巴乔夫重用亚·雅科夫列夫，取代叶·利加乔夫来主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7]

我们特别要讲到亚·尼·雅科夫列夫。作为戈尔巴乔夫政治上的左膀右臂，这位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亚·尼·雅科夫列夫曾负责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这个人的历史可能有的同志了解，有的同志还不了解，应该说他在推动苏共垮台方面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下面我把他自己写的一本书中的一些言论介绍一下。从他的两部书《一杯苦酒》、《记忆的旋涡》以及他的战友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作为苏共后期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最高领导人主要做了一下几件大事：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十月革命，否定社会主义，充当戈背离、背弃、背叛的大谋士，电视报刊等主要传媒中清理异己，安插亲信，否定苏共历史，搞平反。

看看在80年代这个负责苏联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的人自己对马列主义是什么态度呢？他公开宣称：“我个人并不相信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生命力’，我尤其批判反人类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8]

1985年，雅科夫列夫利用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身份上书戈尔巴乔夫，他早在1985年就提出了“民主性、公开化、多党制、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的政治改革建议”。那时，他甚至还公开提出了组织上将“苏共一分为二”的建议：把苏共分成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全民投票选举总统，任期10年……政府由在全民选举中获胜的党的总书记领导，等等[9]。可以想象，80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还刚刚上台，苏共最高领导层就已经冒出分裂党的念头，思想上出现这么大的动摇的话，苏共灭亡的命运也是早已注定。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恰恰给了雅科夫列夫以舆论控制权，特别是掌管主要报刊的权力以及媒体主编的人事任免权。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讲苏联解体前后知识界发生的变化。通过这面镜子也可以反思一下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我们总是说苏联近几年上演了一部活剧，留下了许多深刻惨痛的教训。今天的中国经历不起这么大的社会震荡，应该说俄罗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免费受教育的机会！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联思想领域界怎么变化的？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克洛茨沃格教授回忆道，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社会主义苏联演变成今天的俄罗斯，在知识分子的头脑中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崇拜西方、失去自信。80年代中期，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在报刊上攻击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他们到过西方国家，将西方国家描述的完美无缺，什么都好。就跟报刊上所说的，西方街头的垃圾桶都那么漂亮。这些知识分子不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或社会学家，而往往是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报纸、杂志的编辑很乐意发表这些人的文章。

第二阶段，自我批判，开错药方。到了1989年以后，戈尔巴乔夫重用了一些人，他们都是所谓“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法学领域的专家”。现在看来这些满腹经纶的院士看出了问题，但却开错了药方。或者说他们的处方已经无益于苏共那些高烧的政治狂人。

第三阶段，完全否定、彻底抛弃。这时期一些少壮派知识分子从政的“新贵”，也有部分原苏共的高级官员，他们看到了迅速市场化和快速私有化的好处，他们一边高呼“自由主义”的口号，一边利用手中掌握的党和政府的权力，趁机捞取了巨额的财富，实现了权力向资本的转变。结果是：在经济上，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行了私有化，造成了两极分化，用国家财富培育和扶植了私人财团；在政治上，摧毁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推翻了苏维埃政权，推翻了共产党，建立起一个代表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同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相对立的寡头“民主”政治。

回顾1991年以前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忽左忽右，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叶利钦之所以能够打败戈尔巴乔夫，因为他采取了一个个激进的冒险行动，赌赢了。叶利钦提出，要彻底就是完全打碎苏联的经济制度，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

下面我讲第三个问题是苏共在新闻宣传和舆论导向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我们认为从80年代至90年代苏共垮台前夕，最重要的舆论转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鼓吹对外政策上的“新思维”与无限制的舆论“公开性”。

（二）由“历史翻案”到“社会复辟”。 否定苏共历史，掀起一股股强大的历史反思热。与此同时，一些原苏共领导人抓紧时间“洗头革面、改姓易帜”，俄国的沙皇旧势力也纷纷回国。一些人声称自己有罗曼诺夫王朝的血统，开始挖掘这些东西并以此为荣。叶利钦在“革命”胜利后亲自主持把所谓末代沙皇的遗骸重新安葬。然而，到现在为止遗骸是真是假还不好说，但他做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另一方面，自由激进势力大肆叫嚷“把列宁的遗体从红场迁走”。一时间，苏联人民的思想混乱、理想破灭、偶像坍塌，整个社会的思想陷于情绪化，社会发展失去了航标、失去了路标。这些都加快了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进程。

（三）提出“反特权、反官僚机构”的口号到瓦解苏联、推翻国家制度。

（四）由争取“地方自主权”、“民族自决权”口号到“独立”思潮和分离、分裂运动。

以上我简单列举了苏共后期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犯下的一些致命的错误，这包括在指导思想和组织领导方面的问题，在思想领域和知识界内部出现的问题，在政治思潮演变和引导舆论方面出现的问题等。当然，苏共后期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失误和错误还不限于这些。苏共后期在文化艺术、大众传媒、理论研究和青年教育等方面也问题颇多、漏洞频繁。特别是苏共在西方进行和平演变，长期开展对苏“心理战”、“攻心战”的形势下丧失警惕，全面敞开胸膛，妄想一下子投入西方的怀抱，融入西方，跻身西方文明社会，最后在这场信息战、宣传战中遭受彻底失败，结局惨痛，教训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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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俄罗斯学者指出，戈尔巴乔夫出生在1927－1933年间，被称为是“金色的一代”。因为1918－1926年出生的男性参加了卫国战争，不少人战死在疆场。而戈尔巴乔夫一代是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接受大学教育，又在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时期开始步入社会。— 参见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莫斯科2002年俄文版，第56页。

[2][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209页。

[3][俄] 米·谢·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4] 参见[俄]《自由思想》杂志1995年第3期，第9－10页；转引自李兴耕等编：《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5] [苏] 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载[苏]《真理报》，1988年7月1日。

[6] [俄]阿·切尔尼亚夫：《与戈尔巴乔夫一起的六年》，莫斯科1993年俄文版，第356页；《苏联总统助手日记》，莫斯科1998年俄文版，第326页；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425页。

[7] 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1年第4期。

[8]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

[9]   同上，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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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经济私有化的严重社会后果

1991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进入了一个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社会灾难的叶利钦时期。在“民主化、私有化、自由化”的口号下，掩盖不住“政治上“你死我活”争权夺利、经济上“你争我夺”分肥抢缺”的现实。20私有化实际上演变成为一场空前的财产“大分割”运动。几年间，大规模、“闪电式”的私有化运动从根本上瓦解了原制度的经济基础，改变了社会的阶层结构，催生了私人资本特别是大资本的形成，导致了金融寡头的出现，激化了社会矛盾，滋长了经济犯罪，后患无穷。

（一）俄罗斯私有化的特点

（1）私有化更多的出自政治上动因，而非经济上的考虑。”[1]。

(2)私有化法律准备严重不足。俄罗斯私有化遵循的一些空泛的理念或概念，依靠的是“总统令”和纲要，而不是靠法律进行。这样可以绕开议会中的抵制。私有化运动实际上加快了旧官僚和新权贵将手中“瓜分的社会财产”合法化的进程。

(3)追求速度和规模，大规模、突击式、闪电式地推进私有化。西方资本主义走过了几百年时间，而俄罗斯改革派期望短时间培育出千百万私有者。英国一个大型企业的私有化平均需要6年时间，而俄罗斯期望在一两年的时间突击式完成15000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4)与其它国家不同，俄罗斯被私有化的是国有资产中的较好的甚至是最好的部分。在俄罗斯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一些潜力雄厚的资源、原料型企业首先被私有化，如石油开采、冶炼，有色金属、航空企业等。

权钱交易普遍，私有化的社会后果十分严重。

(二)俄罗斯私有化的目标和实际结果

   按照《俄罗斯私有化纲要》的规定，私有化要实现以下七个重要目标：形成一个私有者阶层；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利用私有化所得的收入建立社会保障资金体系；促进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提高竞争力、经济非垄断化；   吸引国外投资；为私有化创造条件、建立良好的组织体系。

 然而几年过后，俄罗斯社会普遍认为私有化的实际结果与最初目标相差甚远。私有化既没有实现增收的目标，也没有达到效益目的。私有化实际上成为一些国有优势企业的“大拍卖”，成为对国有资产的大分割。

（1）私有化未能改善财政状况，相反却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俄罗斯社会中大多数意见认为，俄罗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未能改善财政状况，预算资金收入也微乎其微。1992－1994，俄罗斯有共计64829个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造[2]，占4年间私有化企业总数的一半以上。统计资料表明，在1993—1996年的4年中，俄罗斯私有化的收入只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0.02％—0.04% ,占预算收入的 0.13%—0.16% [3]。大量材料显示，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私有化为少数人提供了绝好的敛财机会，无法统计的国有财产被变相转手或侵吞，削弱了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有资料显示，1996年俄罗斯经济的损失相当于苏联在二战中的损失的2.5倍[4]。

（2）私有化未能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几年来的调查结果表明，俄罗斯私有化后的企业与原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相差不大，经济效益差别不甚明显。社会学调查结果显示，在经营管理、劳动态度等方面，私有化的企业与原国营企业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反倒是一些新出现的私营企业大大区别于私有化的企业和国有企业[5]。

私有化后，俄罗斯航空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只有原来的12％－15％。以前每年生产400架各种类型的飞机，现在生产大大萎缩，每年不超过20架。

（3）私有化损害了俄罗斯产业部门的竞争力。

（4）私有化吸引外资效果微乎其微。90年代中后期，西方在俄罗斯的投资平均每人只有47美元，而在波兰为326美元，而智利为585美元。

（5）私有化恶化了社会局势，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

社会学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并不认为私有化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真正在私有化中分得好处的只有70－90万人，最后能够分抢到最大蛋糕的只是极少数，这就是金字塔顶尖上那不足2000人[6]。

（6）私有化严重损害了俄罗斯国家安全。俄罗斯有关部门认为，私有化纲领中没有顾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过急的实施办法激化了社会矛盾，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

（7）私有化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犯罪。俄官方内部资料显示，仅1996年，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共有1746起犯罪案件登记在案。而自私有化运动开展以来，共发案30000余起[7]。1997年初，俄内务部上报总统的材料中援引俄科学院分析中心的调查材料，指出，在私有化过程中，约有55%的资本和80%的有表决权的股票落入俄境内外犯罪集团手中[8]。

（三）私有化的社会政治后果

（1）社会后果。1999年8月26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学的至理名言，也许对真正的老百姓却是灾难》的文章，其中援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苏东国家经济转轨的调查报告，称“私有化使得1亿多人陷入赤贫，数百万人失去社会保障”。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却是私人财团“爆炸式”的膨胀，约5％的少数人在短时间内聚敛了无数的财产之后暴富。

1993年俄罗斯“社会舆论”调查机构发布的一项社会调查结果表明，俄罗斯有2/3的居民对私有化的结果持否定态度。有65.7％的国家杜马议员认为“证券私有化是一场大骗局和对百姓的愚弄”[9]。

（2）政治贻害。俄罗斯私有化一开始就伴随着激烈的政治斗争，每项私有化纲领的出台都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论的焦点。私有化不仅引起左翼反对派的抗议，而且导致自由派内部的分裂。1993年10月，为争夺政治权力和对私有化进程的控制权，民主派领导人叶利钦下令坦克炮打“白宫”，强行解散当时的议会－最高苏维埃。

俄罗斯私有化的一个严重政治后果就是造就了“财团控制经济、寡头参与政治”现象。特别是1996年寡头出资赞助叶利钦连任后，部分寡头变本加厉，要求政治回报。他们乘机控制新闻媒体，借机操纵政治，成为俄罗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怪胎”[10]。

   （3）近期动向。90年代末，俄罗斯社会反对私有化的声音越来越强烈。1999年11月，俄罗斯“罗米尔”社会舆论调查结果显示，65％的被调查者同意重新审查私有化的结果。

2000年以后，普京多次谈到俄罗斯“寡头参政、操纵舆论、瓜分财富”等情况。普京强调，国家权力不应被他们收买或私有化。随后，普京巧妙利用机会和矛盾，稳准狠出击，各个击破，先后查处了传媒大亨古辛斯基、“克里姆林宫教父”别列佐夫斯基以及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杀鸡儆猴、敲山震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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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崔之元：《逆取而不顺守：掠夺俄国国家资产的新动向》，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8月25日。

[2]阿·科赫等：《私有化（1996）：结果与结论》，[俄]《社会与经济》杂志，1997年第1－2期，第206—207页。

[3] 参见 [俄]《真理报》1996年4月24日。

[4] 弗·利西齐金：《丘拜斯式的私有化或俄罗斯经济的黑洞》，[俄]《今日俄罗斯联邦》杂志1998年第20期，第28页。

[5][美]约翰·艾尔、理查德·罗伊斯：《俄罗斯私有化：经济行为与政治激情》，[俄]《经济与管理》杂志，1996年第10期，第148页。

[6] 弗·利西奇金：《丘拜斯式的私有化，或俄罗斯经济的黑洞》，[俄]《今日俄罗斯联邦》杂志1998年第20期，第27页。

[7][俄]《独立报》1997年1月17日。

[8] [俄]《独立报》1997年1月17日；《消息报》1997年2月6日。

[9] 弗·利西齐金：《丘拜斯式的私有化或俄罗斯经济的黑洞》，[俄]《今日俄罗斯联邦》杂志1998年第20期，第29页。

[10] 俄“中心电视台”总裁奥·波普佐夫答《共同报》记者问，转引自

http://www/nns/ru/chronicle/center/03

 08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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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颜色革命与俄罗斯的政治应对

争夺政权、瓜分财产 ― “政治上抢、经济上夺”演示着10多年来俄罗斯社会演变的主题。而政局动荡不稳、官场腐败丛生、社会停滞不前、经济陷入危机则是其必然结果。世纪之交普京执掌俄罗斯面临着沉重的社会负担和政治遗产。面对积重难返的俄罗斯社会，基于对历史深刻的反思和对俄罗斯传统和现实的全面把握，普京能否拨乱反正，理顺关系，拯救俄罗斯社会于危机之中？几年过去了，普京采取坚决的整顿措施，强化政治权威、整顿经济秩序，结束政治领域的“斗”和经济领域的“抢”，以强硬求“治”，以“治”求稳。当然，普京之路并不平坦，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批评和攻击一直不断。

2003以来，以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为代表，原苏联地区又发生了新一轮、非正常的政权更迭。被媒体称为“颜色革命”。颜色革命的成功，使得正陷于“反恐”泥潭的美国政界人士和谋士们如获至宝、喜出望外：无需导弹和热战，兵不血刃，频频得手，既扩大了战略空间，又传播了自己的价值理念。西方媒体也趁势助兴，一面高呼国际政治中“第四波民主”的来临，另一面呼吁对包括原苏联国家在内的一些“暴政国家”继续进行“民主化”改造。

今年7月，欧洲议会发表300多页的报告，对俄罗斯民主状况提出严厉批评。2005年7月20日，美国国会两院分别批准在2006财政年度拨款5.6亿多美元，专门用于支持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原苏联地区“民主化”进程。面对西方的“民主攻势”和越来越激烈的指责，普京不得不就“民主、自由”等问题与西方领导人开展对话，驳斥不实之词，为俄罗斯发展道路辩解。

（一）关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民主”。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为民主社会了吗？对于俄罗斯在90年代初进行的民主化改革，普京认为是“偏激”的和“年幼”的[1]，超越了俄罗斯的社会现实。2002年普京在一次讲话时指出：“俄罗斯的民主事实上是从上面来的……用法律甚至是命令实行了自由和民主。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有时急剧地超越了社会适应这些自由的能力…. ”[2]。

普京认为，90年代末期俄罗斯所谓的“自由”，只是极少数掌握金钱和财富上层人物自由。

2004年9月，别斯兰严重恐怖事件发生后，普京在全国电视讲话沉重地说：“这是一个伟大国家--苏联解体的后果…………我们地政治和经济体制不适应、不符合现实。”[3]

（二）推进民主应符合俄罗斯现实、历史和文化传统。普京认为，俄罗斯的民主制度应符合俄罗斯的现实，必须因地制宜，能够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三）关于民主与国家的关系。普京认为，现阶段只有强有力的国家才能保护俄罗斯人民的自由和民主，国家的软弱只会阻碍民主进程。 国家的软弱无力不能保证大多数普通百姓的自由和民主。“俄罗斯土地富饶，只是缺乏秩序”[4]。

（四）关于民主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普京指出，民主应当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之上。2004年3月，普京向法国记者表示：“绝对的民主概念是不存在的。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想保障这些民主原则是不可能的”[5]。

（五）关于民主与法制和秩序。普京认为法治是民主的基础，推进民主不能以牺牲法治和稳定为代价。

（六）关于民主与新闻自由问题。早在2000年普京执政之初就认为经济上不独立的大众传媒不能算是拥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媒体经济效益不好,只好屈从于其主人或赞助者的商业和政治利益。2005年5月，普京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我们想要保证大众传媒的真正独立，最重要的是要为他们建立起独立的经济条件，使他们既独立于国家又独立于那些只保护自己集团利益而不是人民利益的寡头集团。”[6]
   （七）关于民主与选举形式等问题。2004年别斯兰人质事件之后，普京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垂直权利体系的措施，其中包括取消联邦主体行政长官的直选，西方政界批评这是“民主的倒退”。2005年5月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普京表示，“在其他国家包括欧洲，地方领导人曾经是一直是被任命的。因此地方领导人任命原则不是一国民主与否的标志……美国总统不是选民直接投票选出的，是通过复选人（选举人）。在俄罗斯俄联邦总统是由全国人民直接不记名投票选举出来的，而在美国是先选出复选人，然后再选出总统。本质上我们把这种复选机制引入了俄罗斯联邦州长的产生。这种在美国运用于全国的机制被认为是民主的，而在俄罗斯被用于地方水平上反而成了非民主的。总统由全民直接不记名投票产生应该是更民主一些，但是你们并不准备改变自己的体制。”[7]

     （八）对西方民主的看法，反驳西方批评。  普京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也不是尽善尽美。2005年以来，在民主问题上布什、赖莎加紧了对俄罗斯的指责，认为俄罗斯应当保持“民主的发展轨道”，俄罗斯的民主应符合“自由竞争、法制、新闻自由、选举”等四项标准。普京对美国《60分钟》节目记者说，美国在经历了2000年总统大选的尴尬之后，已经没有资格再来给他上民主课。

（九）关于“颜色革命”问题。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政权更迭事件被西方鼓吹为民主制度的胜利。而普京在2004年12月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这些地区“最让我担忧的是以非法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倾向，这才是最危险的。如果走上一条持续不断的革命之路，这些国家和人民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后苏联地区都将陷入无尽的冲突中去，后果严重。”[8]

普京对西方在民主选举问题上的双重态度颇有微词。在2004年12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普京表示“伊拉克就要进行选举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将从约旦监督这次选举。这简直就是一场闹剧！但当我们提议监督车臣共和国的选举时，得到的回答是——不行，不可以，因为那里条件不允许！尽管那里军事冲突早已结束，且组建了政府机构。而在伊拉克全境百分之百被占领的情况下就可以进行选举！”[9]

乌克兰发生“橙色改革”期间，普京在印度访问时说道，西方人拒不承认选举结果，非要选举出自己合适的人不可，为此他们可以选举第三次、第四次!

（十）关于输出民主问题。2005年5月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的采访时表示认为“第一、民主是不能输出的，民主是一国社会内部发展的产物。第二、在当今对国际法的遵守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建立起民主的世界秩序”。[10]同时，普京认为，不应把民主问题作为外交手段，以此来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和政策。特别是不容许利用民主问题来企图从外部操纵作为一个大国的俄罗斯。2004年12月在记者招待会上普京表示,“民主不应成为外部势力支持本国反对派颠覆现政权的手段。如果别国的批评是积极的，俄罗斯将洗耳恭听，但如果那只不过是为了混淆视听的话，则置之不理”。[11]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比较政治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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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在2000年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招待会上，普京就说到“我们政治开端的偏激性和我们民主的年幼性都已成为过去”。见《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第66页。

[2]普京：《俄罗斯不应该也不会成为警察国家》，载《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

[3] 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4/09/04/1752_type63374type82634_76320.shtml

[4] [俄]《消息报》2000年2月25日

[5] 2004年3月普京答法国《巴黎竞赛画报》记者问。

[6] 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5/05/09/0800_type63379_87802.shtml。

[7] 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5/05/09/0800_type63379_87802.shtml

[8] 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4/12/23/1414_type63380type82634_81691.shtml

[9] 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4/12/23/1414_type63380type82634_81691.shtml

[10] 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5/05/09/0800_type63379_87802.shtml

[11] 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4/12/23/1414_type63380type82634_8169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