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样性”，即重视文化类型及其表达方式的丰富性，尊重并扶助弱小文化形式，作为一种文化观和文化立场，已成为今天国际社会的主流舆论。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2005年，又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公约》；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也是秉持同样的文化观和文化立场。

但迄今为止，很少见到关于“文化多样性”的深入的、理论性的论述。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文化多样性”及其相关问题，做一探究。

一、文化多样性与中国传统

纵观世界史，如果把中西文明相比较，那么可以说，文化多样性一直是中国传统文明的价值观。相对而言，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反倒不是欧洲文明的特点。例如，孔子讲：“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些话并非空言，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中国古代曾经发生过的政治文化实践。例如《史记·周本纪》说：“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另外，对于刚刚被自己推翻的商王朝，也不例外。周武王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殷，以奉其宗祀。后来武庚叛乱，周公平叛，诛杀武庚，但依旧封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商丘，国号宋，以便继续奉商人的宗祀。这就是“兴灭国”。孔子是商人的后裔，他懂这道理。

秦始皇兼有天下，搞所谓“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收缴民间藏书，严格控制文化，“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动辄有杀身之祸，使得诺大的秦帝国铁板一块，硬而脆，不旋踵即土崩瓦解——从翦灭六国到王朝倾覆只有15年光景。西汉代秦，拨乱反正，到汉武帝整合意识形态，采董仲舒之言，独尊儒术，但并未禁绝其他诸子，道家、法家等在汉代仍有独立的发展。况且，董仲舒本人即杂揉了道、法、阴阳、五行等诸子学说，形成历史上儒学的第一次综合。这种状况，用今天的官方语言说，是“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

类似的政治文化实践，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中国现代。新中国成立后，本来公认的少数民族只有9个，即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朝鲜族、苗族、瑶族、彝族。但是，政府动员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民族识别”，先后认定了其他少数民族。这种“民族识别”工作一直持续到1979年，最后一个被认定的少数民族是云南西双版纳的基诺族。这种做法，使许多原本族群意识含混模糊的群体，被确立为“独立民族”。这是现代版的“兴灭国”。

欧洲历史不同于中国。罗马帝国时期，先是大规模残害基督徒，来自政府和民间的暴力使无数基督徒殉道。以至于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 公元155-220年）说，殉道者的血是孕育出教会的种籽。作为异端的基督教是用血来传播的。但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确立基督教为国教之后，又反过来残害异教徒，政府禁止异教的祭祀和集会，摧毁所有偶像，焚毁异教神庙，系统地清除了希腊罗马的一切异教文化。因此，作为正统的基督教同样是用血来传播的。罗马帝国与基督教、基督教与异教、正统派与异端派、天主教与新教等等之间的迫害和残杀，很难从当时的生产力和经济结构方面寻找根源，而只能归之于文化，即由同一种文化逻辑所支配。反复的文化清剿穿越中世纪，一直持续到近代早期。其结果之一，便是欧洲现有的文化相当匀质和单一。例如，今天，被列入联合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欧洲项目，与其44个国家的数量相比，可谓寥寥无几。这不能不追溯到历史的原因，而其背后，则是西方特有的深层文化心理和价值观。相反，中国的文化类型及其表达形式极其丰富多样，例如，目前经过官方识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就达约87万项。同时，中国也是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最多的国家。

    形成对照的是，尽管欧洲在文化上匀质单一，政治层面却邦国林立，至今欧盟统一进程步履维艰。由于近期希腊社会危机的影响，其统一进程发生逆转也并非不可想象。相反，中国自秦汉时代就实行了郡县制，建立了大一统国家。在汉代，最远的郡县，例如东部的临屯郡、南部的象郡，距离首都长安分别达2300 -2400公里。在古代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如何长期维系这样一个巨型共同体是一个难题。中国的文化多样性与大一统国家长期并存，实际上形成了“多样与统一”互动互补的辩证的关系格局。用孔子的话说，是“和而不同”。《国语》中则说，“和实生物，同则不济……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种观念在中华文明史上一以贯之。大一统的国家并非铁板一块，其间充满了缝隙和差异。这似乎造就了一种“柔韧”的政治文化结构，使大一统的国家更易于抗衡和化解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

二、“文化多样性”在欧洲的起源

“文化多样性”作为国际主流价值观，特别是作为欧洲的主流价值观是晚近以来转变形成的。解说清楚这个转变形成过程需要回顾世界史，从大处着眼，认真梳理。因篇幅所限，这里只能提出几个关节点，勾画一个轮廓。

本来，人类文明就是多元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等等，它们的起源、特性和种族载体，都迥然不同。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中，这些不同文明体之间，彼此大体保持着平衡和均势。

但是，自从1492年哥伦布航行美洲之后，欧洲商业资本迅速扩张，开始打破原有的世界格局。两三百年后，英国完成工业革命，欧洲文明席卷全球。南北美洲、大洋洲和西伯利亚彻底欧化，整个亚洲和非洲的绝大部分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欧洲人确信，他们的统治地位源自其文明的优越性，文明的优越性又源自其种族的优越性。上帝创造了不同种类的人，白色人种天命所归，注定要领导那些“宽背、低能的劣等种族”。欧洲人陆续在各大洲接受“劣等种族”的效忠，在印度他们被称为“sahib”（大人），在中东被称为“effendi”（先生），在非洲被称为“bwana”（老爷），在拉丁美洲被称为“patron”（恩主）。19世纪的100年，拿破仑战争结束，重新整合后的欧洲，以英国为中心，经过工业化，实现了产业升级，全球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因此，到19世纪末，欧洲，特别是英国的资产阶级，普遍沉浸在一种历史巅峰的快感体验中，形成了19世纪版本的“历史终结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描述当时英国人的世界观说：“历史对于他们已经结束。在外交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15年随着滑铁卢战役的结束而告终；在国内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32年随着《改革法案》的产生而完结；在帝国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59年随着印度兵变的被镇压而终止。”

大约一百年前的国际环境就是如此。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英国诗人吉卜林才能发表他那篇著名的诗歌《白人的重任》（1899），露骨地表达其种族主义的政治文化立场。当时正值美西战争结束，美国占领菲律宾之际，因此该诗的副标题是“合众国与菲律宾群岛”。吉卜林敦促美国，像英国及其他欧洲列强一样，“肩负起白人的重任”，去治理“新近虏获的半是魔鬼半是孩童的子民（half-devil and half-child）”。《白人的重任》受到稍后担任美国副总统、不久继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的赞赏，他抄录此诗，题赠友人。1907年，吉卜林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摘取这项桂冠的英国作家。并非巧合的是，此前一年，以“温言在口，大棒在手”之名言传世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也是第一个获取该奖项的美国人。诗人与总统、文学与政治，英国与美国，以及国际大奖的频频青睐，象征性地传达了上个世纪之交国际主流社会的特征。

一次大战和十月革命打破了殖民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战争削弱了欧洲旧殖民帝国，战后出现了苏联。在苏联的推动下，殖民地、半殖民地陆续组建共产党，如亚洲的土耳其（1920）、印度（1920）、印尼（1920）、中国（1921）等。二次大战是一战的延续，也只有到二战结束后，英、法、德、意、荷、比等旧殖民帝国才彻底瓦解。从1944年到1970年，共有63个国家获得独立，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约三分之一。本来，1884-85年柏林会议后，不到20年时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便瓜分了非洲大陆。但是，从1956年开始，仅仅十几年，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便一举摆脱了殖民统治。1960年被称为“非洲独立年”，有17个非洲国家在一年内独立，其中14个是原法属殖民地。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51个成员国当中亚非国家仅占13个，到1970年，124个成员国中亚非国家占70个。从政治版图看，欧洲旧殖民国家大体上退回到了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前的位置。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是我们熟悉的名句。那是世界史大周期的另一个时段，除亚非拉地区外，世界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也爆发了大规模反体制运动。美欧日学生和市民造反浪潮风起云涌。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5000万人口中，有1000万人上街游行。正是在1960年代的反体制运动中，自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的西方主流价值，如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资本主义，等等，统统受到质疑。差不多同时，法国当代理论最强大的解构主义学派登台亮相——解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三本代表作《书写语言学》、《声音与现象》、《写作与差异》均出版于1967年。德里达指出：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传统在万物背后都设定了一个唯一的本质、中心、力量，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解构主义就是要彻底颠覆这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同时颠覆由此衍生而来、盛行于西方的本质主义、父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白人中心主义，等等。解构主义倡导最彻底的多元论和相对主义，堪称1960年代西方造反实践的哲学版。

六八运动影响了几代人，解构哲学传播于西方校园。丹尼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是当年六八学运的风云人物，如今著名的欧洲绿党党魁，在他看来，1968年运动的第一个成果就是“一种多元文化共存局面的形成”。因此，首先是遍及全球的反殖反资运动，在实践层面“去西方中心”；然后，才是多元文化观在国际主流舆论中的形成。

    冷战结束，无论是以往的东方西方对峙，还是三个世界格局，都被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取代，世界史周期又进入新的时段。面对所向披靡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国际社会便本能地使用多元文化观的立场，以抵抗、纠正、平衡单一的资本主义市场逻辑。这其中，从“文化例外”的提出，到“文化多样性”的倡导，又以法国最为活跃。这一切都不能不使人回想起1968年，以及那个时代遍及世界的反殖反帝反体制运动。实际上，不管承认与否，我们今天在谈论“文化多样性”的时候，仍然在享受上个时代的遗产。

三、文化多样性与未来

在资本主义市场逻辑席卷全球的时代，今天，社会关系和自然生态濒临崩溃的边缘。文化多样性作为一种国际舆论，是对这一大趋势的回应——正因为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实倍感失望和忧虑，人们才转而去关注和维护多元文化，特别是那些前现代的、尚带有人性和乡土余温的传统民族文化，如上所述，希望用这些多元文化去抵抗、纠正、平衡单一的资本增值和利润最大化的市场法则。

但是，多元文化的力量是否能改变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其实，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一种文化总是某种生产-生活方式的表达，脱离了旧的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或迟或早，都要被——也只能被新的经济基础所整合、重塑，或者干脆消灭。没有全球经济政治制度的全面变革，多元文化是无法孤立地被保护，更无法单独应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态领域所造成的后果。实际上，90年代以来，面对全球化的现实，人们亟需另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制度的选项和参照。但是，原苏联社会主义集团的崩溃使人们彻底失去了这种可能，从而陷入了某种全球性的“失语”状态，使人们的真正愿望和诉求无从表达。也就是说，当人们挣扎于全球资本主义现实中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没有能力提出一种根本超越于这种现实的社会愿景。换句话说，我们的时代完全失去了未来的视野——在“现在”的支点上，“过去”与“未来”完全失衡，价值的重心似乎只存在于过去、传统和历史记忆。

因此，文化多样性一方面抵御着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另一方面自身又包含着内在的困境。

从长时段的历史看，中国有两个“增量时代”。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时铁器开始普及，应用于战争和生产，使劳动生产率和战争的规模及烈度，都迅速提升，导致思想创新、制度变革、财富积累、人口增长，等等。历史进程突然增速，以至于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历史分期的观念，如“上古”、“中古”、“近古”、“上世”、“中世”等概念，便屡见于《商君书》、《韩非子》、《周易·系辞》等战国文献，并被近代的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广泛采用，以转译西方历史学的相关范畴。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只有在急剧变迁的时代，或者说，只有在历史发生断裂的时代，才会有“历史”，才会产生同以往时代在观念上区隔开来的需求，历史分期的概念范畴才会应运而生并深入人心。与此相关，厚今薄古的思想也出现在战国时代，以法家为代表，所谓“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所谓“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所谓“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商君书·更法篇》）过去、传统和历史记忆受到贬抑。到秦始皇时期，甚至发展到所谓“以古非今者族”，即以暴政强制推行“历史进步观”的地步。这一轮历史扩张期大致到西汉中期结束，历史回到“存量时代”。所以，汉武帝采董仲舒之言，独尊儒术，从此，以“尚古”为特征的儒家保守主义长期占据主流。

中国历史的另一个“增量时代”是1840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以来。和铁器开始大规模使用的时代一样，大工业也使劳动生产率和战争的规模及烈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空前提升。同样，这导致思想创新、制度变革、财富积累、人口增长，等等。历史进程又一次突然增速。从五四到新中国，尤其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曾经历过“未来”无比灿烂的年代，过去、传统、历史记忆再一次被排斥。一些让今天的许多人诟病不已的社会文化现象，例如反传统、破四旧、拆城墙、评法批儒等等，只有放回到那个时代大背景下，才能理解其历史因果。例如，建国初，梁思成、陈占祥完整保留旧北京城的规划方案之所以不被采纳，除了建国初政府财力的限制，主要还是由于新的时间观在开启未来视野的同时，抑制了过去、传统和历史记忆的价值。

那么，今天，难道是由于这一轮历史扩张期又行将结束，我们又要回到新的“存量时代”，所以文化保守主义才又盛行于世吗？实际上，我们的技术进步远未达到饱和，更重要的是，我们正挣扎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困境中，金融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已经爆发，或正在逼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困境中，“文化多样性”充当了一种临时的替代性的话语。提倡和保护文化多样性，就意味着保存这些文化形式所凝结的人类经验和智慧，意味着保存某种记忆，即保存人类关于前资本主义或者非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记忆，从而使人类始终保持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因此，即使是面向过去的“文化多样性”本身，也具有指向未来的含义。

参考文献：

王继训：《汉代诸子与经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杨军、王秋彬：《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民、梁赤婴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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