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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东力:从五星红旗解读“人民中国”

从五星红旗解读“人民中国”

祝东力

“人民中国”的内涵,最早在延安时代提出,由《共同纲领》表述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部1949年9月出台的“临时宪法”这样说:“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这四个阶级,组成“人民”的内涵;而这个意义上的“人民中国”,也同样反映在同期诞生的五星红旗上。

五星红旗的内涵

自诞生之日起,国旗就是最具政治象征含义的国家符号。现代中国的国旗几经变化。武昌起义时,革命军曾打出“十八星旗”。十八颗黄星,象征“中国本部”十八省。这十八省,正是明朝的中国版图。孙中山同盟会的政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也恰好出自朱元璋当年北伐檄文中的名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这当然并非巧合。

北洋政府时期的国旗为“五色旗”。红黄蓝白黑五色,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稍后,国民党时期的国旗,即“青天白日满地红”,以红白蓝三种色彩象征自由、平等、博爱,也象征三民主义。这其中的含义较为含混和牵强,唯有“满地红”所隐喻的先烈的热血,倒是透露出国民党曾经也是个革命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以红地象征革命,一颗大星表示共产党,四颗小星分别代表《共同纲领》所表述的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1954年制定的《宪法》不再提“四个阶级”,但仍主张中国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民族资产阶级,是当然合法的成员。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复存在。但是,在此之后,甚至在文革期间,代表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或政治团体的8个民主党派却依然保留下来。也就是说,即使在文革时期,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某些基本内容,仍在延续。从理论上讲,“五星红旗”所展开的中国政治架构,在当代中国的60年时间里,始终延续着。

从古代的“四民”到当代的“人民”

按照《共同纲领》的说法,在新中国,共有四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共同组成“中国人民”的范畴。 “人民”的这一内涵,与中国古代的“四民”概念,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士、农、工、商,谓之四民。”自《管子》立论之后,从先秦时期到明清两朝,士农工商,一向就是中国社会阶层的基本分类方式。在新中国,组成“人民”的四个阶级,大体上也对应于传统的“四民”,只是相对位置发生了变化。在工业化时代,工人阶级(工)超越农民阶级(农),排在四个阶级的首位;小资产阶级主要指知识分子(士),从过去的首位降为第三,排在两个劳动阶级之后;只有民族资产阶级(商)的位置没有变化,依然排在末位。

在古代的“四民”中,商人拥有资财,却始终忝居末位。中国古代大多数时期,厉行“重农抑商”政策,刻意排抑商人阶层。实行这种政策的根本理由在于:商业活动的前提,是社会存在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在古代社会,生产技术相对低下,剩余产品有限,不能支持商业资本的持续扩张;如果人为地发展商业,必然导致强势集团巧取豪夺,强行剥夺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条件,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人为地制造出“剩余”。所以,国家必然要以法律、政策和伦理手段,约束和限制商业活动。

但是,“抑商”只是历史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抑商”并非“灭商”。中国古代,商业活动始终存在,在两汉、唐宋和明清等时期,商业活动往往相当繁荣,甚至一再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是说,古代中国既控制商业资本的成长规模,避免它颠覆社会秩序的综合平衡,同时,又懂得借助资本的活力,刺激、调节社会生产和流通。

古代社会对待商业资本的这种“中左”路线,一直影响到20世纪。实际上,孙中山“节制资本”的思想,毛泽东利用、限制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以及1980年代所谓“鸟笼经济”的概念和政策,仍然延续、发展了古代对待商业资本的辩证方式。

三个文化传统的融合

因此,在中国的古代与现代之间,其实存在着深刻的一致性。古代的遗产,延续到了现代,仍保持着强大的历史惯性。这个历史遗产,以儒家为主体,融合了道、释等元素,成为当今中国文化的古典传统。与之并存的,还有“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以及1949年以后形成的社会主义传统。

这三种文化传统,各有所长。古典传统强调人际协调,重视“家”的价值和作用,其勤劳节俭的工作—生活伦理,在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不匹配的条件下,对广大中下层群体的人生形成强大的支撑作用。但另一方面,古典传统又容易造成人身依附、抹杀个性和绝对服从的弊端,尤其是在政治领域。

在工业化时代,个人生存的空间因经济技术的跨跃式进步而大幅度扩张。形成于这样一个时代的启蒙传统,强调个性、自由、平等、独立,是对古典传统的重要校正。所以,在“五四”时期,启蒙与儒家伦理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碰撞。但是,启蒙传统如果一枝独秀,则必然导致过度竞争和人际紧张,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容易导向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实践。

社会主义传统主张平等公正,同时强调人际协调,是对人身依附和市场路线的超越。但是,如果将其他两种传统作为“封、资”糟粕完全予以排斥,那么,也将导致刻板、单一的局面,反而将抑制社会的生气。

比较来看,在三种传统中,唯有社会主义传统,最适合以自身为基础,容纳并整合相互对立的前两种传统。更重要的是,不同的文化传统背后,包含有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利益结构。例如,古典传统强调服从和勤俭,启蒙传统主张竞争和效率,社会主义传统更侧重协作和公平。所以,三个传统的互动与整合,也意味着要调整中国当前的利益格局,从而使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能够长期协作,促使当前中国的社会和解。

假如抽掉社会主义传统,那么,我们将回到1949年以前;假如抽掉启蒙传统,则将回到清末民初;而反过来,假如排斥古典传统,那么,在全球化的环境中,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就难以建立。而且,海内外大中华的凝聚,也只有以古典传统为基础,才能避免意识形态的分歧。

当然,以上所述,都需要一个政治前提,即在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抑强扶弱,进行有限度的斗争。也就是说,应该实施社会政治领域的宏观调控。

应该说,这一切在理论上都是可行的——五星红旗所展示的政治架构,具有这样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允许大幅度的战略调整。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原载《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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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RC 更新时间:2013-05-02 关键字:人民中国  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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