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红色文化的本质特征和最高体现

全根先

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仅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而且直接传承与发展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创造的红色文化。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精神结晶，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继承与发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真理性，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全体中华儿女的信仰、制度、作风、道德、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科学性与群众性，蕴含着极其丰富的革命精神和无比厚重的文化内涵。红色文化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值得我们珍惜的重要文化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我们必须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又是我们开辟未来的根本保证。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今天，我们宣传红色文化，就是要坚定文化自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创新，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那么，红色文化的本质特征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创新。

首先，我们来谈革命的本质。“革命”一词，中国古代典籍中，最早见于《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所说“革命”， “革”即变革，“命”即天命。这是从古代神权政治观出发，对“革命”作出解释，也就是改朝换代。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王韬在《法国志略》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义上的“革命”“法国革命”提法。王韬的这个用法，取自日本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和冈本监辅的《万国史志》。因此，“革命”一词的近代意义，可以说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家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一书中说，1895年，孙中山来到日本神户，当地报纸上说：“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孙中山还对陈少白说，这个意思很好，以后我们就叫“革命党”吧。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说，当时孙中山没有想到用“革命”一词，以为做皇帝才叫革命，自己只能算是造反。孙中山在《革命运动概要》中说：“革命之名字，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这在当时，是为自己的“革命行动”争取合法性。在他们那里，“革命”是一种政治行动。

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著文，提倡“诗界革命”，表明从这个时候起，“革命”已就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其后，“革命”一词中国社会开始流行。

西方文化中，“革命”源于“轮回”与“复归”，其词源Revolution，来自于天文学，意指星体在轨道上旋转一周后回到最初的出发点。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了revolution一词。在哥白尼之前，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就用同样来自天文学、含有循环意义的conversio一词，来指代人世间的政治动荡。另外，古罗马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已使用anakykloois一词，这几乎是revolution的希腊版本。这种早熟的革命理念背后，是古代希腊和罗马发达的政体理论。实际上，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波利比乌斯，古希腊罗马社会中，君主制、僭主制、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暴民制等不同政体之间的流转逐渐构成了一种循环，支配着西方人对于种种“革命”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在西方文化中，对“革命”一词阐释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四种：一是革命是一种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的行为；二是革命是一种权力转移的方法；三是革命是一种发泄不满和改变现状的途径；四是革命是一种实现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

在西方国家，学术界对“革命”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肯定革命的必要性和正当性。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一书中，将革命当作是对旧制度的一种否定。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也广为人知。20世纪德国思想家、政治理论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论革命》一书中，认为革命意味着解放和自由，革命精神为现代性所不可或缺，历史悲剧的重现就在于革命精神的失落。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革命”的定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其基本观点是：第一，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是解决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和手段；第二，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进步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达到变革社会制度的目的；第三，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政治行动。这种政治行动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它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社会矛盾运动规律决定的。

由此可见，“革命”的本质特征，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是一个政权被推翻、新的政权建立起来；是一个阶级被打倒、新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是一种社会制度被推翻、新的制度建立起来。如果说，一个政权被推翻，并不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那么，一个阶级的崛起、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则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标志着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人类创新精神的最高体现。

为什么将“革命”与“创新”联系在一起呢？有人说，革命就是暴力，就是流血牺牲，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段统治。这在革命战争年代，当然是这样，旧的政权不会自行倒台，原有的统治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如此，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如此，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苏联十月革命等，无不都是通过暴力、通过流血牺牲换来。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不可能没有牺牲；进一步说，即便没有冠以“革命”二字的一些社会重大变革，难道就没有流血牺牲吗？日本明治维新、清末戊戌变法，都有过流血冲突。南非结束白人种族统治，难道没有通过暴力斗争吗？中国制定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根本原因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的惨痛历史教训。所以，革命也好，改良也好，改革也好，凡是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尽管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都是一种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创新行为，而且是创新的最高形态，需要做出最大的努力、付出巨大的代价。

什么是创新？“创新”一词，现在被应用于众多领域。中国古代，“创新”一词也已出现。《南史·后妃传上·宋世祖殷淑仪》中说：“据《春秋》，仲子非鲁惠公元嫡，尚得考别宫。今贵妃盖天秩之崇班，理应创新。”英文“创新”，innovation，起源于拉丁语innovatio，有三层含义：一是更新，二是创造新的东西，三是改变。因此，“创新”在词源学上，有“更新”“改变”的含义，具有社会变革、制度变革意义，与“革命”有相同或相似的含义。创新是人类特有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高级表现，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一个民族要想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也不能没有创新思维，一刻也不能停止各种创新。

然而，“创新”的另一面却是“牺牲”，就是原有的东西会被创新的成果所抛弃。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有创新必有抛弃。即便是我们平常所说科技革命、技术革命，淘汰一批老旧产业和技术，“牺牲”或被“抛弃”的不仅是技术和产业，还会导致一部分人失业，这又是一种“牺牲”。所以，奥地利学者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曾提出“创新的破坏”。因为创新的本质，就是要破坏旧有的东西，这个东西不仅是“物质的”，也可能是“意识”的，不仅是生产力，也可能是生产关系。实际上，当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旧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时，必然要求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要求有革命性的变革。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改变旧的生产关系，某种意义上说，不仅是一种创新，而且是具有更加广泛、深远意义的创新。为什么说红色革命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创新精神，道理就在这里。

中国革命精神是什么？中国革命精神，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精神面貌，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科学的路径选择、辩证的思想品质、创新的风格特色，是共产党人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和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动表现，反映了共产党人对中国思想史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与发展，体现了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等领袖人物的重大思想理论贡献。”（丁德科，王昌民：《红色精神百年史述论》，《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20期。）中国革命精神从开始到现在，经历了多个历史阶段，每个阶段虽然存在社会性质的不同、历史任务的不同，然而唯一不变的是革命精神，它是改造中国的动力之源，其本质就是创新精神。当前，我们正昂首阔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创新精神是我们奋斗前进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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